很难相信,奥威尔去世已有三十年了。他仍旧在对我们说话,说得比今天的报纸上可以读到的大多数评论员和政治家还要有力,还要清晰。但是,似乎许多人仍旧误解了他;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形成的,很像那些——比如说在五十年代——使得萨特和波伏瓦遭到左派知识分子的排斥,使得加缪和库斯勒因有同样的清晰眼光而获咎的政治原因一样。
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同样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降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图方便,对奥威尔反极权主义的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视而不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的事业,不仅动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使他几乎在西班牙内战中为之送命。
奥威尔本人就说得不错:我认为我们这样的人比所谓专家更了解情况,这不是因为有什么能力能够预见到具体事件,而是有能力了解我们所生活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的确,就是这种洞察力赋予他一��独特的权威:不像那些世所公认的专家和学院派的智囊,他能够看到显而易见的东西;也不像精明的政治家和趋时附势的知识分子,他不怕把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