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
(节选)
朱晓进
导言——
本文刊载于《文学评论》2000年第l期。
朱晓进,1956年生,江苏靖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是一篇研究方法和视角均具新意的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的**论文。有别于以往直接从政治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观照和评判,作者采用了美国政治家阿尔蒙德(Cabriel A Almond)的“政治��化”(political culture)的理论,这一概念关注的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感情。作者沿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考察它在政治与文学关系方式中的作用,以便更全面地说明文学现象的来源。因此论文的**即在于探讨三十年代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导向。作者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通过细密准确的解析,理性地揭示了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得以兴盛的政治文化依据。论文将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普遍阅读心理纳入研究的视野,意味着作者已经不满足通常从作家主体入手审视某种文学形态的思路。论文从接受的层面上,对三十年代来自读者群的阅读需求进行了有分寸感的定位与把握,因而清楚地梳理出接受主体的这种文学期待如何对书刊出版产生制约和引导作用,直至影响到作家的写作这一文学“消费”、“流通”与“生产”的整个过程。论文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发展态势的形成原因,给出了一个较之过去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政治理念和现实政治决策在人们心里的投影,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某种社会文化心理,常常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就文学言之,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也在左右、支配着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从而制约了文学特点的形成。
大革命后,在民众中,尤其是在许多青年中普遍产生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焦虑”,一种政治的郁积。这种焦虑或郁积总要找寻某种释放和排解的渠道,而进步书籍尤其是进步文艺作品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这种渠道的作用。“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它们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政治文化的外延”①。 近些年来,大学文科的教材建设可谓突飞猛进。各类教材林林总总,百花齐放。实际上,作为教学改革的一个“抓手”,教材的变化反映了教学改革的深化。
诚然,教材数量增多并不足以表明教学理念的深刻转变。不少在教学**线的教师感到,虽然教材的品种很多,但是真正合用的、有特色的教材却并不多见。常见的情况是多本教材虽然体例结构有所差异,但内容上并无根本不同,只是排列组合上有所不同。这表明,教材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而如何改则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
说到这里,我想对大学文科教育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看法。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应试教育主要反映在基础教育(中小学)阶段,大学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这些年来,应试教育的某些征兆也出现在大学教育中。“背多分”的现象不再是少数,高分低能现象也随处可见。死啃一本教材,就可以得到高分。这其中一方面有学习考核方式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搞定一本教材便可过关,甚至得到高分评价。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使得教材更符合大学文科教与学的特点?如何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去钻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