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中的万幸
敦煌学家的命运像雨打浮萍,而藏在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和莫高窟的艺术瑰宝,同样在经受着考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之前,是北京图书馆继清朝末年敦煌遗书运送到馆后,人藏敦煌遗书的第二个高潮期。 这期间,收藏在一些单位和个人手中的敦煌遗书渐渐向北图集中。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成批拨交给北图收藏的就达9批之多,其中既有1954年调拨来的旅顺博物馆藏日本大谷探险队搜集品620卷;也有刘廷揉旧藏敦煌遗书89卷以及李盛择和罗振玉所藏的部分写卷。与此同时,许多个人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敦煌遗书捐赠或转让给了北京图书馆。 "文革"的到来,千年的庙堂、八百年的城墙、无数朝代积攒起的历史文物、古书古画,全都是"四旧",只一个"毁"字了得。 入藏北图的上万件敦煌遗书的命运岌岌可危。 1966年8月的一个上午,一群红卫兵撩起袖子将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图书馆的朱漆大门上:"限北图24小时之内烧掉封、资、修的黑书!"随后,红卫兵小将们冲进图书馆,找到了主持馆务的副馆长刘岐云,进一步明确"指示":限期烧掉所有的"黑书",否则后果由你刘岐云负责! 北京图书馆馆长自1954年由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兼任后,馆务一直由副馆长共同主持。"文革"开始后,丁志刚和左恭两位副馆长作为"走资派"和"黑线人物"被揪出批斗,随后被关进了"牛棚"。剩下的就是"风暴"开始前上任的**副馆长刘歧云了。 面对"革命小将",即使在解放前经历过多次战争洗礼的刘岐云一时也手足无措。作为主持馆务的副馆长,他必须对760多万册馆藏图书的命运负责!书库中珍藏的上万件敦煌遗书、甲骨文、《资治通鉴》的部分手稿、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残本、完整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宋元明清历代的刻本、拓本、新善本特藏……这些历经多年,无数人精心搜集和收藏的国宝,如果被付之一炬,那我刘岐云就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啊! 刘岐云立刻草书一封,亲自将信送到了国务院办公厅,他要向周总理求救。 第二天下午,*后通牒的时限将到,红卫兵再一次冲进北图。小将们问:"期限将到,到底烧还是不烧?"刘岐云答:"除非接到党**和国务院的指示,否则我们不能烧掉这些书。"正在相持不下之际,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带着周总理的亲笔信来到了现场:"总理讲,封资修的书也是历史,可做反面教材教育人民,不能随便烧毁,但应妥善保存,不能外借。"包括上万件敦煌遗书在内的北图馆藏,终于躲过了一场厄运。 然而险情并没有结束。外地来京串联的图书馆界"造反派"又轮番登场。他们找到刘岐云,同样是要求烧"黑书"。与北京的红卫兵闹完就回家不一样,他们得找地方吃饭睡觉,因而书库和阅览室便成了他们的"安乐窝"。 书库里举目可见的,是横七竖八的地铺,大部头的图书已经离开书架,枕在了他们的头下;书架上是脸盆、毛巾和饭盒,以及刚刚洗过的背心和裤衩!阻拦已经拦不住了。刘岐云只得再次上书周总理,才算把他们"请"出馆外。 等下一批造反派再来时,刘岐云已经有了经验:要么拿国务院的指示来压阵;要么请文化部的领导出面讲话。就这样,北图的760多万册馆藏,挺过了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敦煌莫高窟的石窟艺术也有着传奇的历险。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已经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靠边站了。"破四旧、立四新",又意味着敦煌艺术这颗宣传封建迷信的大毒草在破除之例。 1967年夏季,一批来自兰州的红卫兵走在了前往敦煌莫高窟的路上,他们要推倒莫高窟里的菩萨,清除壁画,破旧立新。好在敦煌县武装部、公安局事先接到了兰州大学敦煌籍学生拍来的电报,县武装部部长带领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等赶赴通往莫高窟的路口,向红卫兵宣传国务院的指示:这是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四旧"要批判,但历史文化遗产不能破坏,这才终于说服了红卫兵,使这座艺术宝库有惊无险。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国务院文件,规定**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留待后期清理。 其实,被拦住的毕竟只是个别。莫高窟里的造反派和到达了莫高窟的红卫兵们,是被莫高窟艺术本身所震慑而转过来履行保护之责的。经历了莫高窟"文革"生涯的施萍亭在敦煌研究院50周年院庆时写文章说:"在那可诅咒的'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莫高窟也分成两派。有趣的是:两派都声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而自诩造反派的标准之一,就是谁家都亮出'保护文物'的旗帜,谁家在身体力行。在那场灾难中,'典型的四旧'没有被'扫'掉,也可算是奇迹。……更有奇者,北京大学来的红卫兵,到莫高窟一看,也给我们吩咐: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造反派或红卫兵们保护莫高窟艺术是"革命",而真正研究和保护莫高窟艺术的研究所人员又一个个成了"反革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荒唐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