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有学问的皇帝不少,但像康熙这么有学问的皇帝不多。他不仅精通满汉文化,而且难得地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学习。放在今天,康熙**是个文理兼备、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弄个博导、院士之类的头衔不在话下。
在康熙皇帝发奋学习的早期阶段,经筵日讲是一个主要的学习方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自我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经筵与日讲的主要内容是被尊为经典的几部儒家书籍和有关历代王朝兴废代替的一些历史著作。其中儒家经典如“五经”、“四书”,基本上都是成书于封建社会前期。由于这些书籍的作者或传授者都是儒家阵营中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因而其中所阐发的治世思想,对于封建君主施政,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正是因此,封建统治者经过长期的选择,将其确定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宋朝以后,又将之作为帝王自我教育的主要教材。至于有关历代王朝兴废的历史著作,则更为封建君主临政治国所必需。因而,凡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君主,无不对之加以重视并将之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封建君主即曾通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并将之用于实际政治而取得了成功并成为干占称颂的明君,可见,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对于帝王自我教育和世道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在康熙以前,作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清朝统治者即注意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人关前,清太宗垒太极曾先后设立文馆、内三院,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翻泽、学习和应用;入关以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相继对之表示重视。从顺治_卜四年始,顺治皇帝还仿效历代帝王先例,专开经筵,于仲春、仲秋请学问渊博的**官员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尽管这些活动当时仅仅处于开始阶段,但是,对于争取汉��知识分子的合作,加速统-进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康熙时期经筵日讲的全面开展也产生厂重要的影响。
顺治皇帝去世后,**政权中保守势力的抬头延缓了自皇太极以来清朝统治者学习儒家经典的进程。康熙皇帝即位时,清朝政权已基本上确立了其对全国的统治,兼之以当时康熙皇帝本人年龄尚幼,正宜结合其早期教育及时举行经筵日讲,使其比较系统地学习各种治国经验,以便日后挑起管理**事务的重任。有见及此,康熙皇帝即位半年之后,工科给事中王日高首先疏请举行经筵大典,“以光盛德,以端化源”。尔后,康熙二年四月和康熙四年三月,又相继有福建道御史王鼐、太常寺少卿钱胡等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要求。但是,由于顺治皇帝去世后上三旗四辅政大臣掌权,基于固有的民族偏见,特别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权益,以四辅政大臣为代表的满族勋旧将重用汉官、仿效明制视为对“祖制”的背叛。在此思想指导下,对于这些要求,他们全然不予理睬。这样,几年之中,不但由顺治时期开始的经筵活动被无形地搁置起来,而且,连一个宫中正式教读师傅也没有给康熙皇帝配备。康熙六年七月,康熙皇帝开始亲政。这时,举行经筵日讲以学习传统治国思想与方法的问题就愈显现实和迫切,不少臣下又为此纷纷上言,要求亟开经筵日讲。如康熙皇帝亲政数日之后,吏科给事中蔺挺达即上疏要求他“敕下礼部,详议讲读之规”,“慎选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讲读之任,使之朝夕侍从,尽心启发”,于听政之暇,取“五经”、“四书”及《通鉴》等“讲贯惰绎,寒暑无问”。次年三月,福建道御史李棠奏请“亟开经筵,以光典礼”。五月,贵州道御史田六善亦疏请康熙皇帝于听政之暇,“日取汉唐宋元四代史册亲阅数条,凡一切用人行政,黜陟赏罚,理乱兴衰之故,反复讨论,庶圣德日新,大智日广”。康熙八年四月,兵科给事中刘如汉也疏请“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可以说,举行经筵日讲已经成了臣下的普遍要求。然而,这时康熙皇帝虽在名义上已经亲政,而实际大权却仍操于以鳌拜为代表的原辅政大臣之手。为了达到长期专权的目的,他们把以开发康熙皇帝智力、培养其治国能力为目的的经筵日讲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对之仍然采取了不予理睬的顽固态度。对于在议开经筵日讲活动中态度积极、影响较大者,还枪打出头鸟,予以惩处。如康熙六年六月,康熙皇帝亲政前夕,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康熙皇帝,要求他宜趁青年时期,选择道德学问都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作为自己的老师,“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康熙七年儿月,他又再次上疏,指出“讲学勤政,二者不可偏废,而在**尤为切要者也”,并要求康熙皇帝将之提到君德成就、天下治乱的高度加以重视。因为他对经筵日讲态度积极而且将其意义也阐释得十分深刻,鳌拜等人极为愠怒。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摘取其奏疏中涉及辅政大臣的只言片语,指为语含讥讽,企图藉此加罪。这样,尽管其时康熙皇帝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但是由于鳌拜等人的无理阻挠,经筵日讲却仍像康熙皇帝亲政以前那样迄未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