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店(代序)
做书店是我的职业。
1981年踏入书店这一行,从营业员开始,至今已24年了。我一直以做书店营业员为骄傲,时不时称自己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营业员,而且从心底里以它自豪。尽管我并没有考出这一个“**营业员”的岗位职称,因为我算盘打得不够好;别说是**营业员,就连初级发行员职称,我也没有拿到。这一挫折让我耿耿于怀很不舒服,我终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营业员。
算起来,我做书店的经历并不那么丰富多彩。我不过前后主持过三家书店:杭州古籍书店(1986年至1988年,1992年),杭州解?路新华书店(1988年至1991年,1993年至1996年),浙江图书大厦(1999年筹建,2001年开业)。但应该说,每一家书店,我是用心去做的,全心全意去做的,做得很辛苦,做得也很快乐。
进入这一行,或许有很多偶然的因素。1981年前,买书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记忆深刻的是1979年四五月间,父亲从任职的中学图书馆借到当时*紧俏的《基度山伯爵》。这四册书每天在老师间连轴转,上家传下家,**接**。当时我正候着高考,父亲只允许我周六晚上看一册。一到周六,父亲读完,已近深夜,书交到我手上,一口气解决,第二天上午传到别?手中。直到现在,我还能保持极快的阅读速度,底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打好的,有时说是囫囵吞枣也不过分。于是,杭州古旧书店招收古籍整理员时,我毫不犹豫就报了名。杭州清泰街的古旧书店,成为我服务的**家单位。1981年12月,又有幸在上海书店收购处实习了两个月。吸引我又极大地刺激了我的,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那时它仍被称为“远东**书店”。我也不知道在1981年这个说法是否还成立,但这样的一个概念,本身就足够让我浮想联翩了。能在这样的书店购书简直就是一种幸福,能在这样的书店上班简直就是一种幸福。那时的联想,还不曾继续下?:能主持这样的书店简直就是一种幸福。
转型期中国书业的终端记录做书店(代序)这两个月,由于正处在“文革”结束后发还抄家物资时期,也就在上海书店收购处看到了一批批的线装古籍,看到了一堆堆民国时期的旧期刊,看到了一幅幅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这个等级上的书画真迹。除此之外,南京东路书店深刻地留在记忆之中。毕竟,这是中国*好的书店,整个1980年代都是的。
回到杭州,我在古旧书店收购处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期。然后,到仓库跟着钟林发老先生修补碑帖拓片,整整掏了两年糨糊。这件细巧的工作,至少让我?了些许耐心。
1984年至1986年,在杭州市委党校学习了两年,主修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其间收获*大的,还是死命地读了一批书,当时的说法是“22个月,700册书”。党校图书馆能读的书,借书卡上差不多都留下了我的姓名,只不过那时的藏书实在算不上丰富。
1986年8月,负责主持杭州古籍书店。这是我主持的**家书店。在延安路上的这家小书店,给我留下的是一份既做书店经理又做营业员的宝贵经历,而且这样的经历和感觉以后再也找不到重复的机会了。
1988年起,主持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从古籍到新华,算得?两眼一抹黑,一切从头开始。当初的感受,那可真叫做从量变到质变了。不过,以现在的标准来看,1988年的解放路书店也就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综合书店,10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90多员工,一年300多万元码洋。至于图书品种,当时也不算计,恐怕不超过1万种吧。*初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与书打交道,绝大部分的心思,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书店内部人际关系复杂,这帮那派,盘根错节。事后想想,或许我只能做书店而不会做关系,码洋固然做上去了,人也得罪得差不多了。1993年重返解放路书店,大环境明显不同了。这就成了我做书店的真正起点。
1994年,在全国城市新华书店大门市工作会议上,我率先提出“以零售为主战场,以品种为突破口”。这是我**次对书店工作有了纲领性的主张。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将关注与比较的目光放在全国有影响的书店上,决心做一家**的零售书店。1996年年底,当我离开解放路书店时,我感到自己的任务只是开了个头,还远远没有完成。尽管那时的解放路书店已经得到了新华书店同行较高的评价,但它至多也只能算是家马马虎虎过得去的书店。
1997年,出任杭州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在1999年离开杭州新华开始筹建浙江图书大厦时,我曾戏?,在这位置上呆了3年,工作成绩单是“两个**”:组建了市店的配送**,提议开办了庆春路购书**。这两个项目,在现在看来对于我做书店想法的提升,是有着很明显的作用的。配送**的运作,使我有可能在实际操作中感受到独立书店转往连锁经营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而庆春路购书**的实践,使我有可能对原有的观念做一次清理。做一家怎样的书店,依靠什么样的员工来做这样的书店等,庆春路购书**提供了**份样板。
这一时期,由于杭州新华已经对业务工作进行计算机系统管理,大量数据使我有可能对图书市场进行全新角度的分析,其结果,是贡献了3份市场年度观察报告。
1999年,浙江省新华书店的图书大厦项目已完成土建部分。在省店周立伟总经理的提议下,我以杭州市店副总经理的身份筹建大厦零售卖场的工作。全新的工作就此开始。
用半年左右的时间,我观察了国内主要的书店,包括一些有影响的民营书店。其中,1998年年底开业的上海书城以崭新的理念给我以极大的启示。上海书城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南京东路书店和北京**井书店,之所以不同于稍早开业的广州购书**和深圳书城,之所以不同于稍后开业的北京图书大厦,在于它的设计理念首先是将上?书城作为一家书店来考量,而且是一家充满人性关怀的书店。上海书城的设计成果,打开了我做书店的想像大门。我曾有过一个粗略的评价:1980年代的代表性书店是南京东路书店和北京**井书店,1990年代的代表性书店是广州购书**、北京图书大厦。而上海书城,它代表的是21世纪中国**书店的发展方向,尽管它开业于1998年年底。可以说,如果没有上海书城开拓性的存在,浙江图书大厦要做到现在这个份上是非常困难的。
2001年9月1日开业的浙江图书大厦,作为一家营业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书店,在中国书业是一个新的甚至是颇显怪异的出现。卖场设计,书架制作,市场定位,乃至员工队伍,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所有书店,包括上海书城。譬如,全体员工基本上获得大学专科毕业以上学历,平均年龄不到22周岁,没有本行业工作经验,绝大部分是初次工作。组建这支员工队伍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切断与传统书店之间的血脉联系,不想让原有的陋习一次性地带入浙江图书大厦。谢天谢地,所有的设想和所有的努力在3年的实践中通过验证,我们没有白费心。
浙江图书大厦为我做书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集团公司周立伟总经理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更为我的想像与实践创造了?个巨大的空间。以前不曾涉及的领域,如员工队伍建设,也成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因此,从2001年起,书店有了全新的做法,做书店有了崭新的涵义。
这一时期,我也将关注的视线继续停留在整个书业之中,试图站在零售书店的角度上,有所思,有所言。
这部书稿收录了浙江图书大厦从筹建到目前运作期间我的主要文稿,以及同一时期对图书市场的分析报告,冠以“做书店”的标题。的确,这就是一份我做书店的记录。
2002年,《中国图书商报》的郭虹采访我,我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做书店的。后来,不知为什么,商报在刊出这篇采访时,将“做书店”改成了“开书店”,很让我难受了一阵。我以为,我仅仅只是一个做书店的。直到现在,我也这么认为。我顽固地认定,以自己这一点能耐,全力以赴做一家书店,已经不容易了。好书店这个概念,根本就看不到头,尽力尽心而为罢了。
做书店做入迷了,到哪儿都想看书店。看到一家好书店,一家有意思的书店,就像见到宝贝一样。不过,难受的时候更多些,毕竟好书店少,不好的书店多。不好的书店,不够好的书店,尽管是别人在做,感觉上也替别人难受,总想着怎么将书店做成这个样,于是忍不住说几句忍不住提个醒。我又不会说客气话,直言不讳的脾气没准得罪了许多同行。也没办法了,看来我也只能做做书店,做其他是学不会的了。
整理这一份做书店的记录,是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在里面,可能会对某一位也想做书店的朋友有些帮助。毕竟,我们太缺好书店了。
本文即将写完时,我到了武汉,感慨万千。正好10年前,1994年11月间,全国城市新华书店大门市经理在武汉举行过一次年会。在那次年会上,作为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的经理,我有过一篇发言,其主题是“以零售为主战场,以品种为突破口”,试图找到城市新华书店的发展道路。10年过去了,市场千变万化,书店却在变与不变之间。10年来,中国有了一批**书店,有了许多很有特色的好书店,却也有相当数量的书店(其中又以新华书店居多)依然故我。与10年前相比,依然是拥挤的卖场,依然是嘈杂的空间,依然是昏暗的灯光,依然是破旧的书架,依然是肮脏的地面,依然是成堆的教辅,依然是蛮横的门卫,依然是散漫的员工。不要去找一串又一串的理由,诸如体制或机制,诸如改制或上市,我相信这些都不是能否做好一家书店的真实原因。目前还是国有的新华书店有好书店,私有的民营书店也有大量不成样子的店铺,仅此就可以看出体制与好书店并无直接的关系,关键似乎还在于管理者的理念,在于设计,在于执行。如果既弱于理念,又弱于操作;既没有战略,又没有战术;既掌握不了宏观,又把握不了微观;既落后于技术,又落后于队伍,好书店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作为一个大卖场的经理,我不停地观察着国内大型城市的书店卖场,看到为数不少5年、10年没有明显变化的书店卖场。经理换了一任又一任,至少我在1994年结识的书店经理,今天几乎都不在卖场了。10年不变的书店,或是5年不曾进步的书店,什么时候能够有所改变呢?况且5年前、10年前这些书店就不能算?一家好书店。问题存在着,承认或不承认,改造或不改造,意味着什么呢?
就新华书店而言,需要的或许是职业人,而不是干部。我们需要职业经理,也需要职业营业员。企业化是高层考虑的,职业化是我们要做的事。就我个人来说,1999年是我做书店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从表面上看,是我受命筹建浙江图书大厦;而从更深的层次讲,是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尽早成为一个职业经理。这个启迪,是周立伟总经理在那时给予我的。从那一年起,所谓的干部身份、干部级别,尤其是干部意识,逐渐离我而去。我将职业经理真正当作自己的职业,从而一?一意地将做一家好书店或数家好书店作为自己的事业。
做书店,非常累,非常烦,非常费精神,非常花力气。但不管怎样,它终究成了属于我的一种技术、一门手艺,所以,做得非常开心。
2004/11/9
武汉五月花大酒店
不做书店,还能做什么(代跋)
《做书店》2007年**次印刷时,多少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知道首印3000册的结局会是什么,没准有一些会搁在贝贝特的库房里,那就等于害人了。幸好,5个月内加印两次,*终印了10000册,还基本走完了。
然后就到了2009年,贝贝特的朋友提议重版。很是犹豫,因为这3年间,人懒了许多,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作贡献。但是,也知道《做书店》在3年内被不少的书店充作培训教材,知道有一些书店从《做书店》中找到了若干能派上用场的词句,而且,这些书店有民营也有新华。
这当然很让自己高兴。因为在内心深处,是那么地希望出现并存在一大批好书店,以满足读者的需求。热爱阅读并喜欢书店的读者越来越稀罕了,无疑需要我们加倍努力,真心实意地做好自己的书店,尽量不让读者失望而归,不让读者为他们选择了书店而后悔。今天的读者,一旦他们离去了,可能就永不回来了。
3年来,零售书店的生存环境更趋恶劣,说是苟延残喘也不算过分。苦苦支撑的同行十分不容易,被迫退场的朋友无奈且无助。弱小的一个行当,还被无端地蒙上“暴利”的恶名,甚至有那么多的话语指责中国书价之昂贵。明明是高玉宝,却被说成周扒皮,百口莫辩,越描越黑。记得有一次,与万圣刘苏里兄、季风严搏非兄在“醒客”聊至夜深,感叹一句:现在只剩下理想主义者还在做书店了。
或许,这是宿命。无法变更,不可撤销。
不做书店,还能做什么?似乎也不能做什么了。那么,继续认真地做书店吧。
这一次,补充了几篇文章,尤其是补充了3年间“书店印象”的文字。许多要说的话,也已经写在其中的一篇《那些远去的背影》中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好好干活吧。
20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