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利尔与马克斯
说到我的职业,还是我父母无意中决定的。我的父母都在波兰长大,我的母亲利尔在奥斯特罗维茨长大,我的父亲马克斯则成长于奥斯维辛(现在因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广为人知)。在奥斯维辛,我的祖父,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被认为是“村里的智者”。祖父有7个儿子和5个女儿,但**次世界大战和旷日持久的大屠杀使得整个家庭分崩离析。那时,成群的暴徒闯入犹太人家中,抢夺他们的财产,殴打他们,往往还放火烧掉房子。
我的祖父和伯父路易去了军队服役,当时13岁的爸爸则去了克拉科夫,与我的曾祖父母一起生活。17岁时,父亲在维也纳获得了签证,去了巴勒斯坦,它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被英国占领。
当时,谁也想不到,移民者们为了使之更适合居住而努力开垦的这片荒地,会成为后来的以色列。对于父亲和他的年轻同伴们来说,生活并不轻松。白天,他们在沼泽和湿地上种植桉树,用这种方法来排干土地中的水分,使其成为沃土;晚上,他们还要驱逐抢匪。无论如何,父亲成为了一名建设者,他也是日后代加尼亚的创立者之一。代加尼亚是以色列**个集体农场,现在则是一座有着相当规模的城市。我有一些父亲和他的伙伴们的老照片,他们那时看上去年轻而坚毅。从他们的脸庞和神情中可以看出,这些小伙子们实际上还只是男孩,不过与同龄人不同的是,他们有一项非同寻常的使命——从零起步建��一个新的**。
与此同时,我大舅舅马克斯?戈弗雷移居外国。他是*早一批到达加拿大的波兰犹太人,他通过在船上打工来支付路费,并*终留在了多伦多。
马克斯舅舅不久就融入了当地生活,甚至还改掉了意地绪口音,成为了一个快活而友好的推销员,自信并且充满魅力。只要他一进屋,总能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很钦佩马克斯舅舅,并且相信我们俩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虽然我有些性急。马克斯舅舅果断坚毅,正如他所计划的那样,他逐渐把他们家庭的大部分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接到了加拿大,包括我的伯父路易?夏普,他娶了马克斯舅舅的姐姐。
路易伯父与他*小的弟弟——我的父亲,保持着联络,并把他介绍给戈弗雷。戈弗雷当时正在为他妹妹利尔物色如意郎君,这就是戈弗雷给路易钱,让他把我父亲从以色列带到多伦多的原因。
路易伯父是做抹灰行当的,而父亲也曾在以色列学过抹灰,所以他们成为了合作伙伴。看到父亲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马克斯?戈弗雷认为我的父亲将会是他妹妹的好伴侣。“利尔是一个不错的年轻姑娘,”戈弗雷告诉我父亲,“你会喜欢她的。我会把她接到加拿大来,这样你们就可以结婚了。”在当时的犹太家族里,包办婚姻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当爸爸同意之后,戈弗雷就把他妹妹接过来了。
母亲当时年仅16岁,身材高挑,富有魅力。她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很有洞察力且做事果断,不会随便就和别人介绍的人结婚。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尽管有很多情敌,其中一个还非常富有,但母亲还是被父亲的活力和儒雅深深吸引。1927年6月12日,他们结婚了。据说在新婚期间,父亲一下班就赶回家里,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才出门。
父亲和路易伯父的合作关系没有持续太久。母亲认为路易利用父亲,而且总是固执己见,听不进一点意见。每当我回到家,总看到他们在激烈地争吵,但*后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母亲会说:“好吧好吧,路易!周五过来吃晚餐,带上露丝和孩子们。”尽管有分歧和争执,他们还是以家庭为重。
他们两人散伙后,路易伯父去修建公寓并*终发家致富,而父亲则独自一人继续做着粉刷匠,每星期挣10美元。由于英文水平和技术都付之阙如,父亲还不能像路易伯父那样换工作,但他一直通过观察其他手工艺者,如砖匠、木匠、电工、水管工人等是怎么操作的来学习。他还通过每天读报、倾听人们交谈提高了英文水平。
父亲母亲*初住在多伦多市**,就是后来**的沃德镇。他们搬了好多次家,从我的出生地——布伦瑞克大道81号到欧几里得、克劳福德、克林顿等一些主要街道。在那段生活在沃德镇的日子里,我的母亲生下了4个孩子:伊迪丝生于1927年,1929年比阿特丽斯出生了,而我和南希分别出生于1931年和1933年。
多伦多如今已是加拿大*大的城市和主要商业**,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它的大小仅有现在的1/5。由于宗教原因,每逢礼拜日,所有商业活动都会停止,包括电影、戏剧以及音乐会等。而平日里则是另一番情景:摊贩们贩卖御寒衣物、水果以及蔬菜;面包、牛奶、冰块等,都是用马车送来的,孩子们为了免费的冰块每天都追赶着售冰者的马车;售冰者后面还跟着街道清洁工,他们收拾着马匹留下的还冒着热气的粪便;马儿不时在深绿色的铸铁水槽中饮水……这一切构成了这座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那时,沃德镇是多伦多城里的犹太人聚居区。那里有6座教堂,当地居民72%都是新教徒,这些人对犹太人有些偏见。
在我们所在街道和对面街道的房子后面是一条小巷,那里堆积着两个街道的住户们废弃的煤渣。这条小巷也是我和其他犹太小孩们的天堂。对于我们来说,欢乐时光常常意味着用煤渣回击那些向我们攻击的非犹太人。之后很久,我才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场平常的游戏,还是孩童之间的帮派斗争。在这场斗争里,我们的对手是一些从小就被灌输憎恨犹太人思想的孩子们。反犹太主义是如此盛行,以致很多犹太小孩只得更换姓名,好让他们的名字听起来更像英文名字。我也曾偶尔想过更名,但还是决定不这样做。
在一次玩耍中,我被一块硬煤渣击中了额头。我哭着冲回家,任鲜血沿着脸颊流淌(我的脸上至今还有一个明显的伤疤)。母亲瞥了我一眼,给了我一记耳光——其实她当时已经意识到我的伤不是很严重。“看衬衫被你弄的!”她说。然后她擦干净我的脸,用邦迪包扎了我的伤口,叫我“接着出去玩”。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女性:虽然要求严格,但内心善良。她善解人意、务实、知书达理,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事情,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就是爱之深、责之切。无论她让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们一家子,从来不是为了她自己。即使母亲后来渐渐发福,也不失优雅。正如罗莎莉所言:“她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滑翔,犹如帆船的船头破浪前行。”
我们的母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我们家庭的***。在生意、社交和家庭事务等方面,她的话**是权威。在家里,我们对她言听计从;但出了家门,就必须独立——我们很小就已经很独立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独自步行去幼儿园时,总会试图弄明白怎样才能到那里。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过送我上学或者接我放学,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更主要的是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独立。
虽然我是家里**的男孩,却没有受到任何优待。我相信母亲更倾向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能力,因为在奥斯特罗维茨的时候,是外婆一个人经营着家族的煤炭生意,而外公则在埋头研究摩西五经。母亲自己也非常能干,她延续了其家族的传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我们家没有那种睡前父母给孩子讲故事的书,即使有,我的父母也不会给我们讲。不同于那时由非典型移民抚养长大的年轻人,我们年少时的认知都来自父母的身体力行,来自街头巷尾。
1937年,为了在以后更有发展前途的城市北部买到便宜的土地建造房子,父母离开了沃德。但父亲在可能是*糟糕的时期——北美商业史上*萧条的时期——从商了。通常哪儿有活儿他就去哪儿做。一次,当他在用马和犁开挖地下室时,他的肩膀受伤了,但他只是抖了抖肩,又毫无怨言地继续工作。这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不久以后,父亲觉得已经学了足够多的知识,可以当抹灰承包商了。他的英文虽然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问题。**次承包工程,他就误解了对方提出的工程计划,没有意识到这项计划仅仅列出了建筑所需的一半工程,因为另一半工程与所标明出来的一模一样,所以在工程计划中并未明示,这在当时是商业惯例。于是父亲的报价被对方欣然接受,因为这相当于打了对折。
直到工程正式开始之后,父亲才开始理解这个潜规则。其实父亲本可以卷铺盖走人,让其他人去完成这件事,但是他想自己已经作出了承诺,基于诚信,他必须完成这项工程。于是在没有降低质量的前提下,他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也因此欠下了一身债。通过接下来好几年的辛苦工作,父亲才还清了所有债务。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这是一堂宝贵的商业道德课,甚至影响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当我们从犹太人区搬到尚不发达的多伦多北部时,我们还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我清晰地记得,我和新朋友们计划每人出资5美分购买飞机模型,但当我告诉母亲为什么需要钱时,她拒绝给我钱,说:“即使是5美分也不能浪费在愚蠢的事情上。”我感到失望和不满,但是后来慢慢知道家里真是没有闲钱。可能只有在周五生活会有些改善,在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母亲会独自用烤箱做安息日晚餐,而且晚餐的规模越来越大,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家族成员和朋友的需要——20人、30人,有时多达50人。
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母亲极其节俭。事实上,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16岁大姐出嫁时,我才有了自己的房间。跟着姐姐们一起长大,我总有些不同寻常的旧衣服穿。
我还记得,父亲在盖房子的时候会把装地板、墙边和天花板用剩下来的木头和三四英寸长的废料都存起来。放学后,我就推着我的小四轮车去父亲的工地,把废料堆上车,带回家放在厨房的灶炉里当柴烧。
有一次回家路上,一个人拦住我说:“你把那些木头卖给我吧,我给你5美分。”
当时5美分对我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而且我觉得我还可以回去再捡些废料,所以我把木头卖了。但是当我回去时,没有额外的废料了。“为什么不做你该做的事情?”父亲问道,“你母亲今晚怎么做饭?我们晚上用什么取暖呢?”
我的心情糟透了,这甚至比父亲打我一巴掌还难受。不过父亲没有打我,那时没有,以后也没有。父亲不是那种人。
这是我的**次从商经历,也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想当然。
当我们长到能够照顾自己并帮忙做家务活的时候,母亲全权负责起了父亲的事业。父亲会买一块土地,然后在上面建新房,母亲则要么把它卖了,要么卖我们自己的房子,搬到新的房子里去。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看起来总在搬家。每当要搬家时,父亲就简单地雇个小拖车,装上我们仅有的一些家具,几小时内我们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了。
母亲只要接到一个让她无法拒绝的诱人价格,就会卖掉我们住的房子,即使父亲正在建造的新房都还远远没有完工。她会跟她的姐姐萨拉说“我们要过去和你们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这么搬过去了。她们家跟我们一样,也是六口人加一条狗。我们两家在一套只有一个独立卫生间的小型三居室里共同生活了6个月之久,但是萨拉姨妈从来没有抱怨过。
到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已经搬了15次家,那意味着我们要不停地转校,而且全靠我们自己。我相信这是因为父母觉得我们能把自己的事做好,这也使得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很独立。
做了几次房产交易后,父母感觉他们现在可以负担得起廉价的小型避暑别墅了。但我们找不到可供出租的,不过母亲说,“我们必须有一座小别墅”。只要是母亲想做的或者要求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命令。
“好的,”父亲答道,“我会建一座。”
父亲在一个靠近沼泽,没有沙滩却叫做水晶沙滩的街道买了一片土地。每个周六的清晨,父亲、我和他雇的4个工人都会带着工具驱车到100英里外的这个地方干活。我们坐的是一辆旧车,父亲一直开着它从事建筑和其他一些工作。
我们整天都在工作,不停地拍蚊子直到黄昏以后。完工后,我们就睡在附近的公寓里面,和那4个工人住一间。即使是在礼拜日,我们也从黎明工作到黄昏。4个这样的**后——期间父亲仍在做着日常工作——父亲给母亲盖好了一座小别墅。
在我十几岁时,建筑工作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暑假里,我常常日出时就起床,赶到父亲的工地工作,只要天气还可以就一直工作到黄昏。我要挖沟渠,为那些砌墙的工人运砖头,为泥水匠送水泥,帮助司机从运输卡车上卸载东西——沉重的砖块,或从80磅到100磅不等的混凝土块。挖掘、起重、装载对我来说都是挑战。我总是想努力达到父亲他们的标准,成为坚强刚毅的工人。当然,我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他们的标准,但我一直在努力,我知道我在赢得他们的尊重。对我来说,这与我在学校的学习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当我逐渐长大后,砌砖、排水、建造混凝土墙以及安装布线,我都能做。我甚至尝试着效仿木匠们敲钉子,把钉子敲得完全笔直,然后一锤两锤就能把钉子整个钉进去,可惜的是我一直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就像我看到和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这些使我在早期熟悉了建筑行业,让我发现了建筑的乐趣。
父亲以他独有的方式教了我很多。有一次我学着建造房子:先建木头框架,再倒入混凝土。父亲在一旁看着,并没有告诉我做错了。直到我倒入混凝土之后,我才发觉自己的错误。**个台阶太大了,而第二个则太小。父亲递给我一个长柄大锤说:“敲碎它,下次别做错了。”他本可以事先告诉我“测量两次,一次切割”的原理,这样就可以节约时间和**,但他选择的方法却令人难忘。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会在晚上和朋友们一起闲逛,这种时候我们常会去建筑工地。那时候的建筑工地并未用栅栏围起来,为了找乐子,或是考验自己,我总是蹬着墙面露出头的螺栓和接头爬上屋顶。有一次,我摔了下来,不过幸运的是,我抓住了屋檐,荡进了屋子。否则,我就会直接掉进沟里,折断手和腿、甚至摔破头,谁知道呢。有时,回顾年轻时候受的伤——指甲从手指上被凿掉,大拇指被车门碾伤,玩橄榄球和冰球时腿部受伤——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现在是完整的。
在那段少年时光,我常在村庄里度过夏天,打一些稀奇古怪的零工。我曾在保龄球馆里摆过球道里的木瓶子。我还很会玩马蹄铁套圈游戏,偶尔能赢些钱。有一年,我在海边的冷饮店里做薯条。我待在一间黑屋子里,土豆从窗口送进来堆成堆,我将土豆放进鼓状容器里去皮,然后把它们浸在水里洗干净,用土豆碎片机切片。那个夏天,我回家的时候,我的皮肤看上去反而比离开时更白了。
当时,我们本还可以再买一幢小别墅,但我们*终还是和它擦肩而过,因为我们没有卡车,只有一辆小汽车来拖运东西。那辆小汽车不仅会时不时抛锚,而且它的变速排挡也没有手柄球了,光光的杆拽在手里能把手磨出泡来。15岁时,我开爸爸的这辆小汽车去考驾照,考官用一种怀疑的口气问我:“这就是你开的车吗?”
“就是它。”我答道。
“孩子,”他用明显带着同情的口吻说道,“如果你能够发动这辆车,那么驾照就归你了。”我做到了。
在很小的时候,我热衷于各种体育活动。冬天,我们玩冰球,起先只在结了冰的池塘上玩,我们没有现在孩子们所拥有的各种装备,就用杂志做护膝、护肘,用岩石做球门柱。
12岁时,我需要为参加Peewees(一个专属于青少年的冰球队)的选拔,买一双冰鞋,这支球队在我们孩子看来可是**流的。当我询问父亲时,他回答道:“你就用你姐姐的冰鞋吧。”
“但是姐姐的是白色图案的。”我不满地说道,“我要的是男孩子的黑色图案的。”
“我们会把你姐姐的冰鞋染黑。”他告诉我,于是母亲把鞋子交给了鞋匠。
白冰鞋染黑,出来的是一种暗蓝色。尽管对穿着这双鞋参加比赛心存顾虑,但我*终还是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球队。我想,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教练同情我,也可能是他认为如果我真的如此渴望参加比赛,那么我就一定能贡献出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父母从没有像如今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那样,开车带我去冰球场或者参加比赛。他们只来看了我的一次比赛,而且是在我的恳求下才这样做的。
那是一场季后赛,是决定我们能否进入决赛的关键比赛。我��记得很清楚。我用身体阻挡对方,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后背着地,摔在了我父母所在位置前方的地板上。我朝上看着看台上的父母,他们用一种怀疑的眼神往下看着我,似乎在说:“这就是你喜欢玩的游戏吗?”尽管母亲或许知晓我的伤势,但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明白我摔得有多严重。赛季结束后,因为肋骨骨裂,母亲曾不止一次带我去医院看病。
我的父母从来不会过问我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
这不仅因为他们总是事务缠身,更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我父亲从来不带我们去任何地方玩。他从来不带我去钓鱼或游泳,尽管他确实教会了我游泳。他曾带我和姐妹们乘小船出去,把我们扔下船,说道:“现在游泳吧。”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记得只有一次,父亲和我待了整整**。那是我参加受戒礼{1}之后的**,在受戒仪式上,我按拉比{2}给我写的讲稿作了一次报告。当时还在战争中,我的演讲是关于战死的英雄们的故事,一则真实的故事。我的母亲想把它录下来,于是她叫父亲把我带到市**的录音室,让我照稿子再念一遍,我照做了。我的母亲非常喜欢这段录音,她会为任何愿意聆听的人放上一遍。这个录音带*终破损严重,只有我母亲熟记于心,能分辨出每一个音符。
离开录音室之后,父亲问我:“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看电影。”我答道,于是我们也这样做了。这是多么不寻常的经历,以至我现在还记得电影的名字:《毒药与老妇》。加里?格兰特在影片里的发挥****。那是我**次也是**一次和父亲一起度过一整天时光。
青少年时期在不同学校上学时,我总是体育明星:冰球、橄榄球、篮球,以及田径运动。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小伙子,却不是一个好学生。学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直到上了瑞尔森科技学校——现在已升格为大学,在*后一年,我才终于把注意力放到学习上面。
我在瑞尔森学习建筑,因为建筑与盖房子相关,而且我有意将建筑作为我一生的职业选择。在瑞尔森的**年,我参与了所有的体育项目,并被推选为年度*佳运动员。在学校的*后一年,虽然我仍然热衷于体育,但不知为什么我发现,学习也是件很有吸引力的事,那一年,我的学习成绩排名第二,学到的知识让我受益终生。
尽管母亲总是在家务活上吩咐我们做这做那,尽管父亲是非常虔诚的人——他阅读圣经,研习摩西五经,而且根据信仰来规划他的人生,不过他从不坚持让母亲以犹太人的方式操持家务——但是他们都没有强迫我们这些孩子按照他们的方式成长。他们也从来不像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那样,给予孩子们关于性、爱以及如何成功的指导。
他们所做的就是身体力行,通过自身行动,而不是言语说教,来**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们确信我们能做到,而我们也确实做到了。我相信,正是这给了我们自信和价值观导向。并且,这份自信和这种价值观导向深入我们的内心,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