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认识到,弄清楚日本对于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时,我们对这些矛盾,以及除此之外,同样也是极其重要的许多矛盾就不能熟视无睹了。严峻的局面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日本人会做什么呢?不进攻日本本土能否使他们降服呢?我们是否应该对皇宫进行轰炸?我们从日本战俘那里能有什么收获?对日本军队以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说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性命,而削弱日本人的即使剩下*后一个人也要抵抗到底的决心呢?对此,即便是在熟知日本人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意见分歧。停战以后,在日本要把秩序维持下去是否需要**地实施戒严法?是否需要动员我军同在山中各要塞拼死抵抗到底的日本人进行战斗?在国际和平可能实现之前,是否需要在日本掀起一场类似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那样的一种革命?让谁做那次革命的***为好?或者就让日本国民这样灭绝?如何判断这些问题,在我们中间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接受委托,开始研究日本。为了搞清楚日本人究竟是怎样的国民,我被容许充分利用作为一个人类文化学者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当时正值初夏,我国终于开始了对日本大规模的攻势。在美国,人们一直说对日战争恐怕要持续三年、十年,也许更长。而日本人却说,这是百年战争。美军的确取得了局部性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从不承认海战的失败,日本国民依然深信自己一方占有优势。
到了六月,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高司令部对于欧洲战区授予历时两年半的军事优先权,此时已没有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终失败的一次大战役。自此,美军士兵一步步地逼近,和日军短兵相接。以我们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卡纳尔、缅甸,还有在阿图、塔拉瓦和比阿克岛等地的作战经验,使我们完全清楚我们是在同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作战。
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六月这段时间里,迅速搞清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许多疑问,至关重要、迫在眉睫。我们必须洞察一切问题,无论是军事上的问题、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是施行*高政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乃至向日军前线投掷宣传手册将带来的问题等。对于参战日军总体战斗力方面,我们必须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决策者的目的和动机,日本漫长的历史、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统计数据,还必须清楚他们的政府指望从国民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必须努力弄清日本人思想、感情的脉络,以及纵贯这些脉络之中的特点和规律,了解他们在思维和行动的背后所隐藏的强制力。在迫于作出某种判断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权且把美国人采取行动前的思维习惯搁置一旁;而不是轻率地下结论说,日本人打算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处在同一情况下所要采取的行动大同小异。
我的课题研究是艰巨的。美日正在交战,战争中彻头彻尾地贬低敌人是容易的,然而,要通过���人的眼睛来弄清敌人的世界观,却并非易事,况且我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敌人。我们判断日本人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并不是说如果我们和他们处于同样境地时,我们会怎样行动。我们必须理解日本人,理解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不是作为消极因素,而是作为积极因素来加以利用。通观日本人在战争中的做法时,与其把它当做军事问题,不如把它作为文化问题来加以研究。日本人战时也和平时一样,以其固有的习惯指导行动。那么,在应对战争时,他们显示出怎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的特殊之处呢?他们的指导者是怎样鼓动战争情绪,怎样安抚惊慌失措的国民,又是怎样在战场上使用士兵……这一切做法意味着他们把什么看做是自己可以利用的长处?为了弄清日本人在战争中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显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我必须仔细调查战争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
但是,我们两国正处于交战中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意味着条件是非常不利的。作为人类文化学者*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实地调查,无疑在两国交战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我不可能去日本,在日本家庭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的各种日常活动,从而分清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我也不可能观察到,当他们作出某一项决定之前,自始至终作了哪些复杂的准备;更不可能观察他们培养孩子的过程。约翰·恩布理著的《须惠村》一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人类学者关于日本村庄的实地研究成果。可是一九四四年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部著作并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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