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影萍踪·偶尔遇见的传奇
才子佳人兼于一身
17岁那年,陈衡哲(1890~1976)在四川郫县(今属成都)任代理县官的父亲告诉她,已替她从一个高官家庭挑选了一个人品良好的年轻人做丈夫。因为不希望做一个保守的父亲,所以他预先跟女儿商量婚事。当意识到未来整个人生取决于自己的回答时,陈衡哲态度坚决,表示“不想结婚”,“永远都不结婚!”母亲用家族中那些单身亲属的不幸经历作例子,试图说服她:一个女子无论多么聪明能干或是志向远大,她的正常生活还是结婚。
陈衡哲当时看似笃定的执拗、偏激中,其实更多的还是少年的茫然。此前在上海三年学医的经历,让她见过太多不正常的分娩,所以绝不想亲身经历;与此同时,她朦胧意识到,自己既抱有在知识界发展的渴望,就必须保持自由,而周围的已婚女子显然没有人能享受多少自由;而且,她也无法忍受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陈衡哲祖籍衡山,果真富有湖南人的倔强泼辣。因为她的强硬个性和父母的开明,抗婚成功了。父亲妥协之后曾经开玩笑说,要在衙门后面给她盖个尼姑庵。然而,接下去的日子过得心乱如麻:且不论亲友们的担忧与好奇,未来对她,就如同黑灯瞎火中无从迈步一般——假如她不能像当时官绅人家所有的同龄女子那样,顺理成章嫁人,成为士大夫家庭的体面少奶奶,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她固然素有一腔抱负,舅舅很早就注意到她的天赋,母亲也一向相信她能有所成就,但那是清代末年,中国还没有女子能上的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高师、女师大——1917年才开始招生,北京大学从1920年开始招收女生)——很有可能,她要为自己的叛逆与另类付出惨痛代价。
陈衡哲在无奈、焦虑中到了常熟姑母家。姑母有迷人的个性、深湛的修养和美丽的园林,也有烦恼不堪的家事。她时常带着美食、杜诗与自己的诗作,携心爱的侄女乘船出游。但山光水色、诗词歌赋再怡人,陈衡哲都无法完全拂去忧虑:前途本已一派黯淡,清朝灭亡后,父亲拒绝在民国任职,又失去了在银行的存款,家庭经济陷入危机。1913年冬,姑母介绍陈衡哲到自己的好朋友处当家庭教师,每月除食宿外,有20元收入,稍稍可补贴家用。
陈衡哲的舅舅庄思缄跟姑母一样,对她一生有至为关键的影响。舅舅曾在广东当官,有机会接触欧美文化。13岁后,陈衡哲在舅舅家生活一年,舅舅给了她新学的启蒙和立身处世的教诲,在封闭狭隘的世风里,为少年陈衡哲开启了一扇稀有的张望世界的窗户,并鼓励她学习那些独立的西洋女子。舅舅强调,世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有三种:安命、怨命与造命,他相信她是“造命”的材料。然而,陈衡哲那些年南北奔波求学,遭遇诸多不顺。抗婚之后,读书深造的机会也无限渺茫,“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不值得维持下去”(《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时间在苦闷愁烦中流逝,她即将满24岁了,“如何实现在文艺方面发展的志向”,却还看不见一丝微弱光线。
看陈衡哲的早年经历,忍不住要想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既取决于自身性格、才情,也和大时代的走向休戚相关。清末民初是中国亘古难逢的大变局,旧社会瓦解、新格局渐进中的秩序重建,令多少人从此改写命运,更让无数心高气傲却只能绕室彷徨的陈衡哲们逐渐有机会投身社会,舒展被压抑的创造力,成为有独立意志与自主能力的新女性。陈衡哲幸运地成为其中的先行者。
1914年,报上一则清华大学向全国招收留美女生的消息,令陈衡哲充满渴望。姑母支持她赴上海应试,*后她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我国十位获奖学金赴美的**批公派女留学生之一,同行者里唯有她不曾有过在教会学校的学习背景。在美国学习六年后,陈衡哲获硕士学位。1914年是陈衡哲的命途由蹇涩走向开阔的转捩点,她的名字前面,此后也才会缀有许多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批官派留美女生,中国现代**位大学女教授,中国现代**篇白话小说的作者,**位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中国女学者……她的代表作《西洋史》1926年问世后,洛阳纸贵,连续再版。胡适称该书“是一部开山的作品”,“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部西洋史”。
从前,局促的生活圈子让陈衡哲认定,结婚是与心灵被捆绑画等号的,她的选择只能非此即彼。所以,留学让她改变的,还有早年的独身想法。
陈衡哲生于常州武进一个诗书世家,曾祖母开创了一个家族传统:每个出身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陈衡哲的母亲庄曜孚是享誉全省的画家,姑姑和姨妈们在绘画、诗歌、书法等领域也都各有建树。这种家学渊源,在江南并非孤例。明中后期至清代,江浙一带女诗人、女画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大家庭或亲属圈里的女子,都有深厚的文学艺术造诣。即便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位置上,陈衡哲对此也难掩骄傲:“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情况在西方文明开始影响中国的知识**之前就存在了。”
家族文化背景和个人才华,带给陈衡哲浓厚的精英意识。她欣赏母亲、姑母那类人格、才华都出类拔萃的女性,对资质平庸和依附丈夫为荣的女子则不免有怒其不争的漠然乃至俯视。当然,她自己是那么卓尔不群,无疑有不言而喻的文化自豪感。这份自矜、自得固然也不妨孤芳自赏,但若是有知音欣赏、承接,乃至爱慕呢,岂不更是锦上添花?陈衡哲福气很好呢,任鸿隽(1886~1961)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任鸿隽曾任孙中山先生临时政府秘书,脍炙人口的《祭明孝陵文》便出自他的手笔。他1912年赴美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硕士学位,1914年与赵元任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此后一生都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1915年,陈衡哲将她的《来因女士传》投稿给《留美学生季报》,她的“文采斐然”,令主编任鸿隽见而心喜。1916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在他就读的康奈尔大学相见。任鸿隽《五十自述》回忆:“心仪既久,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定终身之约焉。”1920年回国后,他俩结婚。
1917年,任鸿隽邀约老朋友、此时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好友胡适一道去瓦萨女子大学拜访陈衡哲,“我们三个朋友”相谈甚欢,此后书信往还,激扬文字,探讨艺文,也玩笑调侃。看陈衡哲、胡适往来书信里很惬意的“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的确是有彼此爱慕的暗流涌动呢。他俩的通信交往,确也引来旁人诸多想象,以至于胡适后来曾正经八板地解释过一通:“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
显然,任鸿隽对陈衡哲深挚的爱与敬,要超乎任何人。他曾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陈衡哲在悼念亡夫的《任叔永先生不朽》中感慨:“这样的深契与成全,又岂是‘男子生儿愿为之有室’的那个平凡望愿所能了解的?”她的悼亡词《浪淘沙》说:
何事*难忘,知己**:“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屏风”之说蕴含的厚爱深恩,让陈衡哲到老来依旧有“知己**”之叹。任何时候想来,她都还是要热泪盈眶的。
1949年,储安平宴请即将到上海定居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他当时离婚了,遂请杨绛替他招待女客人。席间,刘大杰遗憾钱锺书去了南京没能到场,开玩笑说钱、杨是一对才子佳人。杨绛讲话多么敦厚妥帖,她连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那是杨绛**次见到陈衡哲。
那一年杨绛38岁,陈衡哲59岁。后者早已在学术界功成名就,一些虚荣者甚至以跟她相熟为炫耀。谀辞肯定听得很多了,但来自晚辈的由衷赞美和得体恭维,显然还是让陈衡哲很受用。“陈衡哲先生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她听了我的话,立即和身边一位温文儒雅的瘦高个儿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我知道这一位准是任先生了。我看见她眼里的笑意传到了他的嘴角……”(杨绛《怀念陈衡哲》)。
杨绛的话之所以让陈衡哲感到悦耳、可心,实在是她无意间将穴位揉得很准。陈衡哲一直很为母亲骄傲(她既是富有才气的艺术家,又是贞静娴雅的女人),对同时代的出色医生丁懋英等职业妇女也赞不绝口。这其实代表了陈衡哲的价值标准以及自我评判:一个优质女人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女人——可不就是才子佳人兼于一身么。
还记得是1935年底,陈衡哲随出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前往成都,途经重庆时的讲演会,由任鸿隽的好友、刚刚上任的四川省建设厅长卢作孚主持。卢先生向听众介绍陈衡哲时,并不说她是谁的夫人,只介绍她个人的文化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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