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分析80后前途命运的书 。
2.30不立,80后怎么办一代人与一个世界的命运协商!
3.2010年,80后30岁了,但80后的生活得很惨。80后的利益,就是全中国的利益;80后的奋斗,就是全中国的奋斗《80后,一代人的怕和爱》《三十而不立》。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周刊 刘瑞兰
不幸的是,2010年如期到来,早生几年的80后已经对着生日蛋糕上烧得灿烂的蜡烛发愁。其他嘴里嚷着我还是孩子,背地里却拿着身份证清算自己青春资本的80后后、80后后后也架不住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80后集体奔三!”、“三十而立,80后真‘立’得住吗?”——不是感叹号就是问号,看得人一阵心惊。
近期智联招聘网和《法制晚报》联合做了一个80后生存状况调查,调查结果被各网站转载后总结出触目惊心的一句话:近六成1980年代出生的人不能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五成以上在工作上力不从心;近五成调查对象无房无车,且处于未婚状态。简而言之,早早就被贴上“叛逆”、“率性”、“不靠谱”标签的这一代人,现在又被颁予了“三十立不住”的死亡判决书。但抛开耸动的结论,反过来看,就会发现这份报告也没那么负面。47.9%的人无房无车,换个角度看,就是至少有一半的30岁80后已经有了自己的房产,对比现在高得没谱的房价来说,这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80后成长在富裕、稳定、多元化的时代里,但他们面临的经济和家庭压力也是****的。80后一出生就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承载了父母全部的关注、栽培和期待;1999年,大学扩招,首当其冲的也是1980年、1981年生人;等他们毕业了,大学毕业生数量井喷,又赶上了SARS,工作没那么好找了,工资也不像师兄师姐们吹得那么邪乎。2003年以后中国房价一再往上蹿,80后掐指一算,已经把为奴为仆为贷款的一生看得无比清楚,一边是父母与社会的期待有增无减,一边是房价油价物价节节高升,上有多名老人待养,中间是婚姻与房子的纠结,下面是嗷嗷待进口奶粉哺的孩子——从跨出校门开始,铺天盖地的刚性需求就涌向他们,“一夜长大“似乎是80后*好的写照。
中国人说三十而立,而80后的三十危机从2009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裸婚”、“啃老”、“蜗居”、“房奴”、“卡奴”、“车奴”、“孩奴”……这是去年的流行关键词,也是80后为自己处境下的定义。2009年*火的青春剧是《我的青春谁做主》,里面说的不是爱情,而是说爱情在家庭责任前如何苍白无力;2009年*火的都市剧是《蜗居》,里面说的是80后的感情和信念在房子、工作、婚姻等现实问题前面如何不堪一击;两年前让80后风光登场的《奋斗》还能让人情怀浪漫一把,但三十将至,80后不得不向现实步步迫近。
实际上,成家立业的压力并非必要的。对于盯着“而立”警戒线的80后来说,三十岁好像是一个异域。飞人刘翔说,30岁考虑要退役,郭敬明说,找女朋友结婚等到30岁再说吧,跨入三十,就是另一个人生。30岁意味着责任心、稳定,意味着婚姻孩子房子车子,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若不赶在30岁前成家立业就是不合格的人生。但已有评论人指出,在房价高企、物价昂贵的**,不妨把“而立”往后挪到35岁,这样对80后会更公平些。而《琥珀》的编剧廖一梅更直接:给人生划分阶段是特别可笑的事,不必遵从别人画下的框子,规定30岁就该拥有什么;如果你认为这种规范不存在,那你就生活在时间之外。
**评论人曹景行则为即将进入30岁的80后辩护,他说80后出生在稳定社会中,是中国**代在常态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信息来源非常广泛、接触的社会面更大、更能辨别真假,经历了奥运会、汶川地震等事件,80后也更具有公民意识。2010年,80后开始陆陆续续走进三十岁,抛掉立或不立的伪命题,80后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活法。
名词:蜗居
我现在在上海连房子都买不起,这和社会地位完全不配。(韩寒)
韩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买不起房子”,群众哗然。要知道,这是身价数百万的畅销书作家啊!但且慢,听听上海的周立波算的这一笔账:一个年轻人在上海买一套300万的小公寓,每个月为银行上供7200元,这样风雨无阻30年,等到年轻人变成五十几岁中年人了,房子才会归他所有。在房价的重压下,蜗居是惟一的选择!
名词:孩奴
我们两个人的月收入至少也有两万来块,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花钱就只能围着孩子转了!”网友Candy说。孩奴用来形容父母们为子女忙碌而日渐失去自我价值,在80后们还没从温室里缓过神儿来,他们已然变身为父母,从奶粉、纸尿布等基本需求,到精英早教、钢琴班、国际幼儿园,专家说养个孩子每个月需要4000元,两人的收入一半以上都供奉给这小祖宗了。
名词:裸婚
房子小了以后还可以换,老婆可是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报纸编辑郑路解释了裸婚的理由。没有婚戒,没有新房,没有隆重的仪式,两人各出4.5元领个证儿,就要开始白头到老的旅程。这不是哪对年轻男女都可以接受的一种新型结婚方式,但目前有些80后们还没有扎实的经济基础,没钱买大房子,精打细算后又觉得大摆宴席不值得,裸婚大概是80后*有个性的选择。
名词:剩男剩女
妈妈很急,天天喊我赶快结婚生孩子!(郭敬明)
小四才几岁?还有三年才到30呢。但看看现在*火的相亲节目《我们约会吧》、《非诚勿扰》等,连22岁、23岁的准90后都出来找朋友,里面27岁就算是骨灰级选手了吧。这些“剩人们”通常都不是条件不济,正好相反,就是自认条件太好了,更难找到匹配的对象。连郭敬明都说:“相亲?我才不愿意去,而且很奇怪,什么样的人会来跟郭敬明相亲!”
名词:房奴
“我们俩一个都不能失业!”银行职员芳芳说。她刚在北京市里刚买了一套234万的房子,还贷要还21年。虽然负担如此之重,但她还是庆幸自己出手够快,从去年7月到现在,房价一路高涨,现在那笔首付已经什么房都买不到了。80后做房奴,是逼不得已的事,房价会下跌的谎言他们已经听够了,不果断出手,以后想当房奴都当不起了。
名词:贫二代
20至30岁之间是努力赚钱和存钱的时候,30岁以后是开始重视理财的时候。(李想)
《鲁豫有约》栏目对“富二代”的定义是:80年代出生,继承过亿家产;反之,80年代出生的无产**就可以被称为“贫二代”了。现今身价过亿的李想就是贫二代出身,拼着后天的努力筹谋,现在成了“富一代”。这样一步步的资本积累,让他体会到财富来之不易,当富二代都在想着怎么花钱时,他脑子里却是赚钱、存钱和理财。
名词:卡奴
“我有八张信用卡,倒腾倒腾,一个月能多出4万块呢。”职员熊熊展示了他的钱夹。工资微薄,周转不灵?多申请几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照样可以活得很体面。从2004年开始,各大银行放宽审核标准,疯狂推销信用卡,更让卡奴成为流行现象。卡奴们还发明了利用淘宝店信用卡套现的把式,延长付款时间,现在这已经成为网上一门好生意。
名词:啃老族
要早点下手,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李念),为此,李念向家人借了30万买房。
《蜗居》里海藻的扮演者李念,一开始在北京四环置业时,也动用了家人的积蓄。现代国际市场研究公司展开了一项调查,有房的“80后”近半数需要父母的鼎力资助,其中,由父母全额资助的占12.59%;父母“参股”的占30%以上。大城市里一座房子的首付就要二三十万,而80后月工资平均是3000到5000,要凭着自己的实力买房,那真是遥遥无期啊。
三十岁80后状况调查:
收入在3000~5000元的占31.2%,1500~3000元的占28.6%。四成依然是普通员工,两成开始担任基础的管理岗位,升任主管。担任经理职位的比例仅为8.6%,不到一成人。有47.9%无房无车,35%的表示已经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没有私家车。1.9%的人有车无房。有房有车的人比例为15%。77.6%的人跳过槽,10%左右换过六份以上的工作。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李雷和韩梅梅
李雷与韩梅梅,是生于1980到1988年间的一代再熟悉不过的人物。他们源自人教社1993年新版初中英语教材,一个顶着小平头,一个留着齐耳短发,伴着插图画和英式口语灌制的磁带走进“80后”的青春期,��中考完结之后瞬即销匿。谁也不曾料想,十几年后,他们又重回“80后”的视线,并被创作成歌曲,在网络上疯狂流传。感伤的旋律,隐喻的填词,残酷的现实与无奈的结局,勾起了一代人的集体怀旧。
当“60后”、“70后”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诟病“80后”幼稚、娇惯、叛逆的时候,当“80后”自身仍未放弃对时尚与新潮不懈追随的时候,“怀旧”过早地被降临,“回归”过早地被渴望。“80后”如此界定自己的怀旧行为:它就是那个已然失落的精神乌托邦。
武汉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住房、婚恋、竞争压力、人际关系、父母赡养、个人亚健康状况、保险保障等,构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枷锁。对于来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农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压力尤为明显。
残酷的生态直接对应危险的表征。《中国青年报》针对“青年”问题的样本分析表明:14%的受访者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的程小龙向北京联大、对外经贸、北京中医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后”学**放了2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1/3被访者承认“产生过自杀念头”。在大城市的“80后”白领,因压力考虑过自杀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广州8%。《中国日报》认为,自杀已成为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医学研究报告则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80后’白领占到总人数的70%。”
1980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坐过父辈“28式”单车上学的*后一代;是将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当作童年**的*后一代;是狂吃干脆面,集齐“小浣熊”贴画儿的*后一代;是看着“葫芦娃”、“圣斗士”、“七龙珠”直至“灌篮高手”长大的*后一代;是迷恋随身听和成摞的港台歌曲磁带,墙上贴满“四大天王”、“小虎队”海报的*后一代;是拉过蛔虫,背过“五讲四美”,白天学赖宁、晚上偷打“魂斗罗”和“**玛丽”的*后一代。
从历史的维度看,1980年代甚嚣尘上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80后”们仅仅赶上了一点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被动受洗群体;而2000年代产生的撕扯碰撞、颠覆疯狂、时艰劫难,他们则是必然的承受者、担当者,抑或逃避者、牺牲者。
在变老之前远去
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逮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硕博相继,数年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十万。楼市暴涨,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友怜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
——网**传的“80后通史”
生于1984年的范继辉终于下定决心,等到今年的年终奖发完,就逃离北京。2007年毕业后,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向往高楼林立、资源聚集的大都会。他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先后在两大**网站做编辑,月收入8000元左右,高过大多数同龄人。闲暇时光,会去看场话剧,逛逛独立书店,或者到各色展馆和创意市集遛弯儿。直到有**,他发现自己已经过了25岁,买房、结婚、生子,正步步逼近,而北京的房价,已经迈入“三万元时代”,即便是租金,也位列“亚洲城市前三”。这是他无法承受的事实。他感到恐惧。在他眼里,“每月工资若能负担一平米房价”,这种恐惧才有可能销匿。至于婚恋,他悲观而又客观地感觉:“现在的女孩太现实,没房没车,根本不愿意同你在一起。”
“房价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上升无望,发展遭遇瓶颈”是范继辉*终选择“逃离”的直接动机。他找好了位于老家河北邢台的一份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1000多块。让他动心的一点在于,凭借其公务员父母的收入,加上自己的积蓄,能立即在当地购房。更重要的是,“回家之后不再孤独,亲情会让我更有幸福感。”不像在北京出租屋的晚上,每个漫漫长夜,都只能与网络、书本“单向度作伴”。不过,直到现在,他仍然相当纠结。家乡离北京不过4个小时车程,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物质、精神的贫瘠,资源的稀缺,观念的滞后,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县城生态,与北京无法比拟。“那天,我舅舅开车到北京,拖走了我两年来淘到的书刊。书走了,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很黯然。”他留恋北京的文化气息和精神世界,也不排除“如果实在忍受不了,还会再回来。”
范继辉绝不是孤例。伴随着“蜗居”、“蚁族”等新名词的出现,“逃离北上广”的概念又横亘在“80后”面前。搜狐网2009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6万受访者中,有82%支持从北京、上海、广州撤退。
而激动网的抽样调查显示,1013个样本中,1/4的人已如范继辉一样,开始萌发“逃离北上广”的念头,或者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中,北京占37%,上海16.3%,广州24.9%。压力方面,近9成的上海。受访者感到“压力巨大”,北京37%,广州51.2%。不过,“早已习惯这座城市”的人数,也逼近了50%,相信“北上广”存在更多发展机会的,占到60.9%。逃离,只是无奈之举。就在两个月前,范继辉看过一部叫《在变老之前远去》的话剧,主人公马骅是个白领,选择在30岁那年离开北京。他说,自己很喜欢这部话剧的名字,“这7个字充满着一种别样的理想主义美感,而且也为沉沦在理想中的人找到某种方向。”
他有些文艺,但如今不得不融入现实。“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是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有着蓬勃的心态的时候所向往的那样,那时我们对生活很笃定,以为凭借实力,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些人妥协了,于是过上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有些人还没妥协,在各个角落挣扎。”
与范的观点不同,半年前刚刚离开广州、回到梅州老家的“80后”江佳伟则将此归结为这一代人对物质的不可抗拒。他思考了整整一个下午。*终得出如下结论:“80后”被裹挟到物质大潮后,回到了本能的生活状态。他们不会触碰敏感,只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物欲所带来的虚幻的幸福感中。如果物质快感得不到满足,只能退回中小城市,来维系和继续这种满足和所谓幸福。“他们对思想乏力,所以渐渐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们对自身乏力,所以渐渐失去了驾驭现实的能力。”逃离“北上广”,范继辉们认为是“80后”一代人的中国梦已然破灭;江佳伟们则认为,那是“80后”一代人的中国梦才真正开始。
三十难立
到了我就业的时候,我想我会去深圳,*好是去外企,那里将是年轻人的乐土,没有等级,不会论资排辈,那是值得安放青春的地方。我承认,我轻蔑诸如机关干部这样的工作,毫无激情,旱涝保收,清闲安逸,不思进取。
——赵雷 2005年接受校报采访
千军万马,真正是天下**考。我不灰心,不放弃,也许再过几十天,我就会成为人人艳羡的公务员。从此,我的生活将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漂泊,更不会动荡。我也该到成家的时候了。
——赵雷 2009年个人微博
赵雷的故事有些折腾。2006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仰慕已久的特区深圳,在一家**IT企业工作,月薪7000元。两年后,他却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并经历了一次惨败。2009年,他再度报考。而其向往的家乡国税局某科室的职位,有1000多人与之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仍积极备考并充满期待,把**时光都献给了形形色色的“公务员考试强化班”,如同当年考研考托一般,披星戴月。对比他在2005年和2009年说过的两段话,无异于天翻地覆。仅仅3年时间,这个生于1982年的湖北人彻底扭转了人生观和价值观。问及报考公务员、向往“体制内”工作的缘由,他的回答直白而真实:“我觉得自己一无大志,二无贪念,说难听点就是很容易满足,对生活缺少追求。”他对“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理解是:所有的“体制外”其实都在“体制内”;所有的“体制外”又都存在风险,催生人的恐惧,而“体制内”则恰好相反。赵并不是从“体制外”回归“体制内”的孤例。根据官方统计,公务员考试近年来持续升温,2009年,报考****机关公务员的人数达146万余人,比2008年又增加了40余万,平均报考比例达93:1。而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更是令人咋舌,科技部国际司达4224:1,厦门海关达3443:1,中国科协为3377:1。在**公务员考试报名的10天时间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的报名系统极其拥堵,几次出现崩溃,根本无法登录。
而地方省区市直至*基层的公务员岗位,竞争难度也丝毫不逊于****机关。2009年,报考安徽省公务员人数达11万,甘肃省10万,江苏省近19万,大部分职位的招录比例都在几百比一。
刚刚从意大利伯克尼大学学成归国的金融学硕士陈凯文现在也把外管局、银监会等作为自己的就业选择。而他当年出国的理由,是为了能够更容易地进入投资银行、私募、券商等资本运作机构工作。
1986年生于贵州铜仁的他觉得,“80后”一代是中国人到达富裕的初级阶段,又是上承“1970”,下接“1990”的过渡阶段,还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变革阶段,“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较量,所以总害怕失去现有的,害怕不再平静。”
于是,针对“80后”一代热衷“体制内”的安逸、缺乏冒险精神的行为,不少生于“80”前的知道分子开始按捺不住了:本以为青年是有希望的,常为新的,未料他们的“奋斗”,也只不过要在被市场喂养长成后,再来分一皿庙堂里的胙肉。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对如今“80后”回归体制内的行为颇有些兴趣。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他说,“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还是被档案、级别、户口折腾得够呛的年代,脱离了体制你就感到无比轻松和快乐。根本原因还是那个时候在‘体制内’的人多,到‘体制外’的人少。”冯仑说,这像极了“围城”,到了“体制外”多的当下,年轻人反倒对“体制内”趋之若鹜了。“得不到的,永远是*好的。”
冯仑是1977级的大学生,全班48人,如今身在“体制外”的仅8人;赵雷是2002级的大学生,全班50人,“体制内”就业仅2人。“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由就是枷锁,选择就是恐惧。大家开始害怕自由,因为不愿承担责任、承担压力。‘体制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80后’所假想的**岛。”冯仑有些同情“80后”,他深感这代人的不易:“我们当年可以推卸责任,把所有的困难推向了单位。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将处境的喜忧归结为能力或者运气,别无他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倒不认为这是件值得讨论的事儿。他觉得,不要去担心什么,不要去批判什么,甚至都不需要去关注什么。“每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80后’垮不了的,他们走个弯路也好,摔个跤也好,选择这个选择那个也好,让他们去。这就是时代,这就是社会啊。”
“80后”集体进入社会的这10年,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10年,它们径直抑或曲折地波及到局部的每一个个体。谋生的艰难,独处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远,生态的残酷狰狞,氤氲散开。
江佳伟说,他还没有相信,就已经开始怀疑。范继辉说,梦想也许不至于破碎,但终归是要改变。陈凯文说,我们怕落差,怕边缘,怕失去,怕卑微;我们的爱如此盲目、缺乏、虚伪、不深刻、被煽动。这一切将归结于我们所处的过去和现在。赵雷说,这是*好的时代,因为机会太多,扇扇大门都在敞开;这是*坏的时代,因为并没有几扇门你能够坦然地走进去,看它的风景。2010年,是“80后”开始迈入30岁的元年。也许,“三十而立”的古话,将会被“三十难立”取代,并与时俱进。
80后命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