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有待于道德复兴
依据老子的学说,详尽地论述了道德是治世的根本和妙方。分析了大唐盛世广泛开展学习老子《德道经》产生实效的历史经验;分析了世界各国的体制结构情况和效果;分析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错误解读,指出宗教是社会“三足鼎立”有效发展结构中的不可缺少的一足。阐明了老子哲学的时代意义。
一、治世之道,不离道德
治世之道,古往今来论著汗牛充栋,归根结蒂,不离道德二字。离则乱,守则安。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就是国魂,是民族立国之本,国魂后面所含的就是**道德教育。
近几百年来,自明朝**教育的“罢黜百家,独尊理学,兴书废经,倡行八股”形成以后,尤其是在外族或者外来的思想入主中原的历史阶段中,中国的道德国魂就逐步丢失。这个丢失可以说是三大块的惨重丢失,一个是外蒙古金国的入侵,主理中原,发生的国魂的丢失,全民尊道贵德的人文文化社会,退缩至观庙之内离尘而存在着,失去了唐宋时代的道德精神进入百姓家的局面。再一个,就是清朝,满人人关以后,使中华加重了道德国魂的丢失。但是,如果详细分析一下,这些都还没有现代丢失得严重。我国近几十年疏忽了中华民族道德传统文化这个根本,唯以“有之以为利”的“利”字,制定民族教育方略,忘记了“无之以为用”,使整个社会精神领域出现极不乐观的现象,贪毒、黑毒、黄毒泛滥,难以根治。为什么整个社会和民族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离道失德?非常值得深思,需要辨证出其中的病因。
其实这种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祖先们就论证过了。例如,法家的荀子,在当时就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治、乱的标准。“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他用“义”、“利”两个字,很简洁地区分治世与乱世:“义”战胜“利”,就是治世;“利”压倒了“义”,就是乱世。他提倡用义德的思想来治理由于“利”产生的乱世。荀子的境界其实还不算太高,离老子的用道德无为治世思想还相去甚远。将仁德、义德、礼德一齐抓住时,才接近老子的哲学思想观,才能实现德治和真正的大治。
老祖宗曾告诉世人和子孙:“不信自然无以明。”这个自“燃”,就是要教化每个人,用道德将人心点燃,既照亮自己也照亮周围。不做到这一点,每个人的前途就没有光明可言,民族就没有光明可寄,社会就无光明可谈。通过教育而教化民众用道德“自燃”人心,将私欲人心转化成奉献,这个治心的**,才是根治一切病根的仙方良药,且万古千秋**不变。加强法制的这一观念虽然是必需,但心治是根本,刑治只能是辅助治心的工具,主次要分明。我国历史上,以秦朝为典范,刑治严峻的朝代不可谓不多,但是一旦离开“心治”者,则无一例外地很快地崩溃,史实无情,大道的规律无移,本末倒置有害无益。民族要尽快地在目前这个“人治”的状态中转向为以“德治”为主导以刑治为辅助的状态,才能进入治世的良性循环之中。
当前急需的是将仁、义、礼三治尽快展开,全民性地推动道德教育。但是,什么叫仁治?什么叫义治?什���叫礼治?建议专家们将蕴涵中国道德文化精髓的老子《德道经》中所阐释的治国之道;深入、系统地研究一下,这才对道德治世有益,才能顺利地让民族的道德精神传播和应用于世,而展开其中蕴涵的道德精神的全部内容。高层次的治世,就是用道德精神来治理社会。道德文化是民族的灵魂,道德教育是安邦定国之本。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如果都尊道贵德、遵循道德,就能实现世风和人心的根本治理。大道不行,民众就会心生邪恶,人人为“利”而竞争奔忙,这样只会导致世风日下,而用道德教化百姓,保持民风淳朴,**就容易长治久安,和平稳定。
二、对比分析世界各国的体制结构
在当代,世界各国密切交融,必然再也不能闭起关来各干各的。世界经济的融合,也推动了世界政治的、甚至宗教的必然联系。然而又不能完全抛开本国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唯物辩证的观点,也是祖先们中道的思想。那么什么是特殊的国情?这一点一定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看,要研究一下胡锦涛主席近期的讲话内容。胡锦涛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提道:“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其他**不同,对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我们不妨放眼观察一下世界上其他**的体制结构状态。
整个西方世界近几个世纪以来,为什么各国都在稳定地向前发展着?经过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每个**的管理,基本上都是三足鼎立式的框架,政党、宗教、经济三大支柱在法律的基石上共同运转,其中的政党专司**的执政管理;宗教则专司民众灵魂的教化;经济科技独立发展;政府宏观协调平衡。这种三足鼎立的**社会管理结构模式,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维护着整个西方世界各国的稳定和发展。
再以新加坡的**体制为例考察一下,它是“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民情稳定,而且几十年来同样是一党专政。其一党主政不变,但是社会却长期稳定,经济荣而不腐。其中的原因在哪里?考察后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就是对宗教的开放态度。新加坡允许各民族的宗教在法律的基础上各自发展,所留下的空间较为宽松,人民的精神世界有各民族自己的宗教寄托和教化,当政者信与不信也同样沐浴在其中,规范着自己的灵魂,国民的道德精神面貌和素质普遍较高,这才是“高薪”能够养廉的基础。没有精神建设这个基础,再高的薪水也只能养贪育腐。新加坡只是将宗教这一领域放宽,而其他政党和经济科技两大支柱,基本上还是总揽于一体,但是仅仅放了这一根社会支柱,对社会的稳定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知道对这个现象我国的学者是否已经注意到和将意见提出来。我国的道德文化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和经验,道德文化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力远胜于宗教的作用力,道德经典的道德教育对净化人们的心灵,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因此历史上我国的发展对宗教的依赖性,明显地低于整个西方**对宗教的需求。如何对传统道德文化系统中的经典,科学地善加利用,这是值得专家学者们深入探讨的一个大问题。
由于现代哲学思想并未包罗隐显,穿越阴阳,不具备洞穿隐显的理论和方法,没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也就不可能像其他真正的能称之为“经”的思想那样,长期存在而**人们的精神世界,当前世界上***的影响力*大的三部经文:《圣经》、《德道经》、《古兰经》,都具有包罗隐显的特点。这些经文都具有**民族精神、教化民心的无穷力量。但可惜的是,唯独诞生老子《德道经》的中国并没有运用老子《德道经》来教化民心。民族精神的食粮,应当是各种真正的“经典”,而不能单一化。
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让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和列宁早年关于宗教的论述,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我们的认识误区和导致宗教政策的偏差以及后果是什么?以利我们**未来有效地治理社会。
马克思1843年在《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在这句话之后又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宗教,主要是指西方的基督教,并比作“鸦片”。为什么这样比如呢?1847年,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说到世界性的大宗教——基督教,写道:“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指出基督教的这一特点不利于当时启动无产**对资产**的斗争性。
在这里,马克思用“鸦片”这个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但是,在那个时代马克思要发动无产**革命,而基督教的任劳任怨、安分守己的观念就形成了对革命的严重障碍。要发动无产**革命,就必须清除宗教的影响,所以就有马克思那样的论述,这是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所以马克思就不可能在共产主义运动到来之际,指出基督教还有本质慈善、纯洁心灵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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