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 辜鸿铭谈中国人
《中国人的精神》序
本书的内容,是试图阐明中国人的精神,并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要估价一种文明,我们*终要问的问题,不是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与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种文明,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造就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既如此,那么这一文明中的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也将表明该文明中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法国人谈起文学作品时说“Le style.c‘estl’homme”(文如其人),即是此意。因此,在本书中,我以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为题,组成前三篇。以此说明中国人的精神,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
此外,我还加进了两篇(即《约翰•史密斯在中国》和《一个大汉学家》——译注)。在这两篇文章里,我力图说明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还有那个被认作大汉学家的翟理斯博士,我试图表明他实际上并不真懂中国语言,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够博大——没有哲学家的洞察力及其所能赋予的博大胸怀。起初我本想把约写于四年前的那篇谈到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著作的文章也收进此书的,他们那本书讲到了举世闻名的已故皇太后,但很遗憾,我未能找到此文的副本,它原发表在上海的《国族评论》报上。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表明,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样的人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高典范——皇太后的。因为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种人不够淳朴一没有纯洁的心灵,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一种歪曲事实的智慧(孟子说:“我憎恨你们这些聪明人总是歪曲事实。”——“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事实上,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deep,broad and simple)。
在此,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淳朴。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 (用欧洲文字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佳著作是西蒙所著的《中国城市》。西蒙曾是法国驻华领事。剑桥大学的罗斯•迪金逊教授曾亲口告诉我,他那本**的《中国佬约翰来书》就是受西蒙《中国城市》的启发和激励而写成的)。固然,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淳朴——但是法国人,法国人民却拥有一种非凡的、为上述诸民族通常说来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 (delicacy)。这种灵敏对于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中国入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三种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这种灵敏的程度无以复加,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腊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别的地方都概莫能见。
从我上述所谈中,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研究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淳朴起来。而美、德、英三国人通过研究中国文明、研究中国的典籍和文学,都将由此获得一种精神特质,恕我冒昧,据我看,一般说来,他们都还远没有达到像中国这般程度的特质,即灵敏。至于法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他们将由此获得一切——深沉、博大、淳朴和较他们目前所具有的更**的灵敏。所以,我相信,通过研究中国文明、中国的书籍和文学,所有欧美人民都将大获裨益。基于此,在本书中还收入了一篇关于中国学的论文,讨论了如何研究中国的程序纲要。这份程序纲要,是正好三十年前我从欧洲回国后下决心研究祖国文明时为自己制定的。但愿我的这个程序纲要,对那些想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人们会有所帮助。
*后,我还收录了一篇关于现实政治的论文作为书的附录,这篇论文是讨论“战争与战争的出路”问题的。我深知谈论现实政治的危险性。然而,我所以这样做,乃是为了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说明研究中国人、中国书籍和文学,即研究中国文明,不仅仅是汉学家们的事,而且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揭示导致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因为如果不了解并清除这个根源,要找到战争的出路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场战争的根源,就是大不列颠的群氓崇拜(worship of the mob)和德意志的强权崇拜(worshipof the might),但公正地看,前者对后者又负有责任。所以,在本文中,我把论述的矛头**指向英国的群氓崇拜。
事实上,正是欧洲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导致了人人憎恶个个谴责的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在讨论这一点之前,让我先来谈谈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秉性(moral fibre)。正是德国人的道德秉性、其对正义所具有的强烈之爱,恰好导致同等的对不义、对分裂和混乱(Unzucht Und Unordnung)的极度之恨。而对分裂和混乱的恨,使德国人迷信强权。
所有挚爱正义、憎恨不义的人,都容易成为强权迷信者,苏格兰人卡莱尔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具有德国民族的那种道德禀性,强烈憎恶不义。可是,为什么说英国的群氓崇拜应该对德国的强权崇拜负责呢?这也正是由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禀性决定的。德国人痛恨分裂与混乱,这使得他们不能容忍大英帝国的群氓、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当他们看到英国的群氓和群氓政客们发动了对德国的布尔战争的时候,出于对不义本能的强烈憎恨(德国皇帝致克鲁格总统的那封**电报,是拥有自身道德禀性的真正德国精神的义愤之本能爆发。这种本能驱使他们反对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及其伦敦佬**,反对这些操纵布尔战争的人),他们甘愿为消除这种不义而付出巨大牺牲,整个德国民族因此而准备勒紧裤带建立一支海军,盼望能打倒英国的群氓、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事实上,德意志民族,可以说,当他们发现自己在整个欧洲处于英国怂恿的邪恶势力的四面包围时,他们就越来越相信强权了,越来越迷信只有强权崇拜才是人类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出于对英国群氓崇拜的憎恨而产生的强权崇拜,*终导致了残暴可怕的德国军国主义。
我再重申一遍,正是欧洲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者、群氓崇拜教,应对德国的强权崇拜负责,是它导致了当今欧洲德国军国主义那种畸形变态的残暴和凶恶。所以,如果英国人民和整个欧美人民想要扑灭德国军国主义,那么,他们就必须首先打倒本国的群氓、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孔子对他的一个弟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然而英国**。如同中国的满洲**一样。现在没有能力反对英国的群氓和群氓崇拜者。不过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英国**中没有一个人加入到群氓的队伍并在这次战争中大声号叫,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对于欧美**乃至中国和日本的那些爱奢谈和向往自由的人,我愿在此冒昧告知,要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看看革命前的中国吧——那里没有教士,没有警察,没有市政税和所得税,总之,没有这类使欧美人民苦不欲生的东西。那时的中国人享有较世界其他各民族更多的自由。为什么?因为革命前的中国人循规蹈矩,懂得如何约束自己,如何按照一个良民的标准去办事。然而革命以后,中国人的自由不多了,这是由于在当今中国有了那些剪了辫子的时髦之徒、那些归国留学生的缘故。这些人从欧美人那里,从上海的欧美群氓那里,学会了怎样放荡不羁,怎样不按一个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在北京,他们成为一群被英国外交官和海关税务司怂恿、纵容和推崇的乌合之众(为了说明中国留学生已变成群氓,我可以提及去年北京某些归国留学生给《京报》写信一事。这份报纸是由一个名叫陈友仁的聪明的中国“Babu”——贬称懂得一点英语的印度人。陈友仁出身于西印度,故辜氏如此贬称——主编的。他曾公开威胁要组织和发动对我的《中国妇女》一文中批评新中国妇女的观点进行一场围攻。这位聪明的中国“Babu”一场有预谋的流氓行动的怂恿者,现在是中英友谊社的一个重要成员。这个友谊社受到英国使臣和海关总税务司的庇护)。事实上,我强聒不舍,只是为了说明:假如欧洲人民、英国人民想要消灭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就必须先在本国内打击群氓,使之就范。也就是说,必先打倒本国的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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