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责任大人生
古今中外,但凡成就大业者必先立大志,而后为之远谋,砺志不息,争斗不止。而才不足以济志,生不逢时,如若强为之,乃人生的悲剧。
周恩来在少小时已有“普世”、“济世”的觉悟和追望:人不能“象草木禽兽那样靠自己独立生活”,“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对于自己12岁那年能离开故土到东北读书的机遇,周恩来一直感慨命运的惠顾,“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1917年6月,周恩来在四年的南开学习生活即将结束之际,“探新大陆的哥伦布”、“竖自由旗之华盛顿”、“闻鸡起舞之刘昆”成为他心目中立志者的清晰影像。周恩来认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足够的学问和见识,便不能强心富智,更不能把自己的宏伟想法付诸实施,开基建业报效积弱不振的**。
尽管当时政乱民贫,但走出**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揣着友人借给的一笔不多的路费,带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豪迈情怀,周恩来东渡扶桑求学日本。在天津登船离国前夕,周恩来写下了抒发自己救国抱负的**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到日本后,手头拮据的周恩来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与人挤住在一个“贷间”(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承办房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而要的是一头扎进学习的状态,期冀的是考取一所能得到官费学习的学校。对于这段埋头用功的岁月,周恩来在1918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我今年已经19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佛说报恩为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
注重直接经验的积累和现实问题的思考,是创新型人才的**素养。周恩来从纷繁社会这本天书中吸取养分,他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而且注意观察日本社会的脉络。他对此有何感悟呢?
“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JDnq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来看。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多于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1918年2月11日时逢春节,周恩来为自己写下了新一年的“三个主义”:“**,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因为,“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知识。”
有**气质的人,一定是有“主见”敢为的人。当今世界一些政治人物经常在镜头前发表铿锵言论,无一不是在显现自己的“主见”和果断,以此在群众中创造号召力。在周恩来这里,“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义无反顾。”“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本事的,必定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件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的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的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是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就灰心,也不能因为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对于学习、志愿、己利和社会的关系,任何人都逃不脱要思考的。在那个矛盾交织的年代,青年人的心胸往往要囊括天下:**、社会与民众。周恩来曾与同班好友做过交流:“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该考虑**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他认为,社会的需要是个人抉择的前提,如果个人所学所有不与社会交融,再有成就那也是小圈子的事情;个人高远的志愿是*大的动力和导师,它将引导你矢志不移,滴水穿石。
也可以这样说,周恩来在波涛起伏中刻意经营的“大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大责任”,正如《草庐经略》言,“不以小胜而喜,不以小败而忧,不以小利而趋,不以小害而避;沿达利害,兼览始终……”。
二、本革心革新以觉悟
我们一再强调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善良、朴实、勇敢的品质,同时也看到她有时又缺乏民族凝聚力,像一盘散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长期的封建集权制度下形成的奴性心态,使她缺少一种现代的民族民主意识,以致鸦片战争的枪炮豁开了民族的屈辱。
对积贫积弱的**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定意义上的小范围的国民启蒙教育,它意在民族的警醒中催生民族的觉悟。但启蒙不仅要有文字上的阐述,口号上的呐喊,更重要的是要有组织上的集结,行动上的先导。
1919年4月,已决定弃学“返国图他兴”的周恩来从日本回国,打算到刚创办的南开学校大学部读书。此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虽未进人南开学校,却以校友的身份“天天到南开去”,积极参与并活跃在南开,把南开作为自己文弱书生的战场。针对“五四运动”后续活动中不少人斗争情绪的松懈,周恩来在一次茶话会上动员说:“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1919年6月下旬,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已小有名气的运动积极分子周恩来被邀主办这份报纸。在《会报》发刊前,周恩来在7月12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他把“五四”运动同“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相提并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迹。”他表示,《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革新”就是改造社会,“革心”就是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发刊词为周恩来撰写的《革心、革新!》。
8月初,山东的爱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的消息传到天津,6日,周恩来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新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新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新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是时候了。”
在周恩来的人生履历中,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的觉悟社是他政治生涯的闪光点,使他有了资历成为一名早期的革命者。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具体地就是要做“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在为《觉悟》起草的《觉悟宣言》中,周恩来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产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乎现代化的军国主义、资产**、党阀、官阀、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对于同胞被屠戮时的血腥场面的麻木看客,鲁迅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他弃医从文欲用笔重铸民族魂。日本军国主义的伪军,他们的灵魂也一定飞离了民族的躯体,但又如何解释“一个日本伤兵进村,能吓跪一村中国人”。民智未开,唤不起民众的参与和支持,运动就势必苍白无力。一个人的政治见识,政治胆略来自于思想信念的坚定确立和实际政治斗争的磨炼。
走上革命道路的周恩来,是喊出“群众路线”的**人,也是深受群众敬仰的**人。他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时刻不忘争取群众,让群众站在自己一边,从群众中汲取资源。但同时,周恩来一刻也没有忽略要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等待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迈向新境界。“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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