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上的美国:称霸世界还是领导世界?
新千年即将降临之际,美国雄踞各国之上,哪怕是昔日*辉煌的帝国都望尘莫及。从武器装备到企业家精神,从科学到技术,从高等教育到大众文化,美国在全世界势压群雄。20世纪的*后10年里,美国凭借自己的**地位成为维护国际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它参与调解了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区的冲突,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员。美国决心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几乎一有机会就毛遂自荐,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尽管有时冲突各方并没有请它出面调解。1999年7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就是一例。美国把自己看做是全球民主体制的发源地和保护人,越来越频繁地扮演裁决他国选举是否公正的法官。倘若达不到它的标准,美国马上实施经济制裁,要么以其他方式施压。
为此,美国的军队遍布全世界,从北欧平原一直到两军对峙的东亚前线。在维和的名义下,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卷入几乎成了**性的军事义务。在巴尔干半岛,美国现在扮演的角色与上个世纪末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扮演的角色没什么不同,在互相厮杀的少数族裔之间建立保护区,用把它们隔开的办法维护和平。美国凭借*雄厚的投资资本、*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大的市场控制了国际金融体系。美国的通俗文化领导了世界各国的潮流,虽然有时它会引起他国的强烈反感。
90年代的遗产含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常常唯我独尊,随心所欲,结果被人指责为美国霸权主义;另一方面,美国为世界其他地区开的**不是源于国内压力,就是重弹冷战时期的老调子。盛极一时的美国因此又面临着落伍的危险,很有可能被影响并*终改变全球体制的许多潮流甩在后面。当今世界于是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象,各国敬畏、顺从美国的同时,又对它开的**感到恼火,不清楚它的长远目标是什么。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人自己常常对自己**的**地位漠然置之。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美国国会的态度是观测美国的两个重要晴雨表。据此来看,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兴趣处于有史以来的*低点。想崭露头角的政客为谨慎起见,在外交政策上三缄其口。他们认为,所谓**素质就是能反映当今民意,而不是勇于开阔美国人的眼界。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几位总统候选人没有对外交政策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前两次总统大选中,情形也是一样。尤其在90年代,美国的强盛与其说是源于战略上的深谋远虑,更不如说是一系列旨在迎合国内选民需要的临时决定的结果。此外,经济领域内的技术革命以及生产率****的改善也助了一臂之力。人们于是认为,美国似乎根本不需要一项长期的外交政策,遇到危机时,临场发挥就行了。
处于**的美国现在处境尴尬。面对有史以来也许是*深远、*波澜壮阔的巨变,美国提不出反映新现实的理论。冷战的胜利滋生了自满情绪,对现状的满足导致人们把政策看做是老一套内容的延续。随着美国经济的蒸蒸���上,决策人开始把战略与经济混为一谈,看不清美国技术引起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政治、文化和信仰上的后果。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繁荣,志得意满的美国人怀有一种命运感,具体体现为一种双重错觉:左翼方面,不少人把美国看做是世界各国国内变革的*终仲裁者。他们的言行让人觉得,无论哪个社会,无论其文化历史背景如何不同,美国都有一套合适的民主对策。在这一派人士的眼里,外交政策即社会政策。他们贬低赢得冷战的重要意义,理由是历史的发展和民主化的必然趋势反正会导**权体制的垮台。右翼方面,一些人幻想苏联的垮台完全是因为美国改换了腔调(如“邪恶帝国”的提法),重新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而不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两党连续9届政府不断施压的结果。按照这种解释,右翼人士认为,美国霸权是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办法。换言之,美国应该承认自己的强大,在世界动乱地区强行推行自己的解决方案,而无须羞羞答答。以上两种理论中无论哪一种,都不利于制定一项应对变革中的世界的长远政策。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反映为两派之争:一派恰如刚直不阿的传教士;另一派认为,实力增强了,目的自然会达到。两派争执的焦点是一个抽象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究竟应该以什么为准,价值观还是自我利益?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真正的挑战在于把两者合二为一。任何一位严肃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人都不能无视美国特殊论的传统,它体现了美国民主的特点。不过决策者同样不能忽视推行美国特殊论传统的大背景。
国际环境的变化
对美国人来说,认识当今国际形势首先要从认识下面一点人手:当前国际形势的动荡绝非有利的现状一时被搅乱,而是意味着国际秩序不可避免的变革,变革的动力来自许多大国内部结构的变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和通讯信息化。**一词顾名思义体现了某种正义概念和实力的投射,前者给一国的国内体制带来了合法性,后者决定了它行使基本职能的能力,即保护本国国民免遭外来威胁或防止国内的动乱。当以上因素(包括“外国”的概念)同时发生变化时,世界局势必然会进入一个动荡时期。
“国际关系”一词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它隐喻民族**必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础。直到18世纪末,这一概念才**出现在欧洲,随后欧洲人通过殖民活动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中世纪的欧洲只有个人或传统的义务,这类义务既没有共同的语言做基础,也没有共同的文化做基础,臣民与统治者之间也没有一个**官僚机构。约束政府的不是宪法,而是习俗,还有无所不在的天主教会,后者维护了教会的自主权,从而不自觉地为数百年后逐渐形成的多元化体制以及对制约**政权的种种机制奠定了基础。
16和17世纪时,这种结构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印刷术的双重冲击下垮台。前者打破了大一统宗教的局面,后者使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宗教。接踵而至的动荡导致了30年战争。在正统意识形态的名义下,当时即正统宗教名义下,中欧各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惨遭杀戮。
从这场惨烈的战争中,诞生了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现代**体制,其基本原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延续至今。该条约的基石是主权理论,即一国国内行为及其体制不容他国干涉。
以上原则表达了一种信念,相对传教的外国军队而言,一国国内的统治者会少一些专横。与此同时,均势概念试图通过平衡建立起制约机制,避免任何一国势压群雄,同时限制了动用战争手段的范围。此后的200多年里,一直到**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诞生于30年战争的**体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破仑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是一个例外,其间有20年时间不干涉原则实际上被撇在一边)。今天,以上的每一种概念都受到非难,而批判者全然忘了,当初这些理论是为了限制,而不是扩大肆意使用实力。
今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秩序危机四伏,它的各项原则受到质疑,可又没有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替代体制。不仅美国,连许多西欧**也放弃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改为支持普遍人道干预或普遍管辖权的概念。在2000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众多其他**也表示支持这一概念。90年代,美国在索马里、海地、波黑和科索沃采取了4次人道主义军事行动。其他**在两次行动中扮演了主角,一次是东帝汶(澳大利亚领头),另一次是塞拉利昂(英国领头)。以上的军事干预除科索沃外,均得到联合国的认可。
与此同时,民族**这一主导概念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每一个**恰如这一理论所述,都称自己是一个民族。19世纪民族的概念是指一个语言和文化整体。根据这一概念,并非所有**都是民族**。新千年之际,“大国”中只有欧洲的民主**和日本符合这一定义。中国和俄罗斯除了民族和文化内涵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支脉。美国越来越把民族特征与多族裔性等同起来。世界其他地区以多民族**为主,许多**的统一受到威胁,国内的少数民族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的民族主义和自决原则寻求自治或独立。即使是欧洲**,也因生育率下降和移民人数上升造成的多族裔问题而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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