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探:人类学中国体系的讨论
早在1998年,由时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执行主编的我发起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就提出人类学的本土化在中国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二是对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考察;三是把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与对中国社会的考察结合起来。
那么,人类学这种本土化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不是人类学的中国体系问题呢?为此我于2007年分别与武汉大学的朱炳祥教授和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归来的**民族大学兰林友博士进行了讨论,并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以《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中国人类学发展拐点初探》作了讲演,记录了我这一个阶段对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初步探讨。构建人类学中国体系
徐杰舜: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朱教授来给我们��课,这也是我对他的一次专访,因为我担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执行主编十几年,一直在做中国人类学家访谈。到现在为止,已经采访了大概六十位了。朱教授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专门作人类学研究的,在学术方面的成就非常大,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到朱教授对他的各方面的一个介绍。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这一次我期盼已久的专访。我对朱教授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做田野非常地认真,每一年都到他的田野点——云南大理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同时朱教授又非常关注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构建。所以我想今天朱教授在他的百忙之中——而且朱教授一向很低调,从来不接受专访——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而且能够让我们同学坐在一起来听,我首先表示非常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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