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人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的书贾们,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评价的,有商人凡俗的一面,然而也有儒雅的一面,这是别处的买卖人所没有的。听从前在琉璃厂卖过旧书的人说,直到抗战以前,还有文人学者、大学教授为了搜集版本的需要,甚至投资开旧书店,委托伙计们寻觅奇书。伦哲如这样干过,谢国桢先生也干过。所以贩书者比有的大学教授过目的书还多,实在也并不奇怪。由于受到长期的熏染,在他们身**露出一种书卷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的旧人现在留在中国书店的已经不多了。
讲到儒雅的风度,通学斋书铺的孙殿起*为人乐道。他只念了几年书,却有《贩书偶记》等专著问世,他的《琉璃厂书肆三记》更是一部内容**的史料。在他的笔下可见版本的流传、书肆的变迁,以及书贾们的风貌。有趣的是,在他的笔记里,说什么琉璃厂的书铺设在路南者多,路北者少;营业兴盛者,厂甸以东又胜过以西,似乎在说这与风水有关。这当然不足信。他介绍福润堂主人王福田,其中还涉及宫廷掌故。王于光绪二十九年开设书店,“多残缺不完之书,故其牌匾日配书处。其营业以售于清宫大内居多数,并得有人内腰牌”。卖旧书的带着腰牌进宫内送书,这也是一幅不经见的清末风俗画。孙氏介绍正文斋的谭锡庆,也无所避讳:“所藏多古本精钞家刻之书,惟往往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盖仿旧钞本为其特长也。”还有不设门面的个人经营者,那更得有专长或路数,比别人加倍地付出劳动。如河北衡水人彭文麟常跑外省,一九三一年在山西某县古玩店,“见架上书,有残本《永乐大典》签条一纸,遂令铺伙取下,凡十余册,廉价得之”。又有河北冀县人魏进考,也是个体经营者,“所交多属参众两议院议员。某年国会解散,所有外欠诸债,未收回,而其售出之书,皆取诸同业者,至期无以应,别无善策,遂服毒自尽,享年二十二岁。进考自幼与余同学三年,小余三岁,聪颖过人,专工书法,真草隶篆四体皆佳,其摹仿诸名家手笔,俱能逼真,惟其生不遇时,惜哉!”这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贩书者的悲歌,是民国初年大人物欺凌小人物致死的实录。孙殿起逝于一九五八年,那时我虽然已经进京八年了,却无缘一见,实为憾事。
然而,我认识了从十几岁便跟孙先生学徒的雷君梦水,他是孙先生的外甥。他腿勤手勤,腿勤是指他常跑西郊的燕京、清华两所大学,结交了如邓之诚、朱自清这样的学人;手勤是指他凡是过目的书,都用笔记在小本子上,养成过目不忘的能耐。他也没有念过几年书,现已出版《古书经眼录》、《书林琐记》等专著。如今他退休在家,仍钻研古籍。他虽卖书,也自备一点心爱的书在手边。出于洁身自爱,也是为了避嫌,购来的每本书上或贴有单据,或留有购书日期、定价和单据号码。这种处世之道亦带有一点儒雅之风。
刘氏的松筠阁,也是光绪二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了,我见过属于第二代的主人刘殿文先生,外号“杂志大王”。满头白发,待人和气,每次都要把顾客送到门口,点头鞠躬道别。第三代的刘广振君,也是个奇才。对建国前的各种杂志,能够倒背如流。有**他拿出二十年代保定育德中学的一本校刊,上面刊有孙树勋写的小说和剧本,那是作家孙犁的少年习作。所以多年来他是唐驶和笔者访书的益友。同他谈谈文艺杂志的掌故,实亦人生一大乐事。如今他的女儿也在琉璃厂卖书,条件变了,似乎看不到多少父辈们的风流。
去年赠我一册《郑板桥外集》的郑炳纯君,也是一位贩书而懂书的人。这本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料专集乃是他在贩书之余整理编就的,退休之后仍不忘访书看书,闲居中近又编就一部清人笔记《寄龛四志》,尚待出版。原书作者孙德祖,绍兴人,周作人颇推崇此书。林辰所藏的新文学版本,有的即得自郑君的书摊。林先生要找鲁迅作序的《淑姿的信》,郑君从杭州同行处觅得一册,赠给了林先生。他也赠我一册《白采的诗》,是中国新文学早期的**书,坚不受值,堪称君子之风。他贩书之余喜作卡片,我借他自制的文艺期刊卡片看过,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在别人下班回家之后,他在店里多留一两个小时写就的。其中不少坊间所漏收的条目,连刊物的开本、页码,以及售出的时间、售价也记录在案,甚至标明“罕见”、“极罕见”的字样。
还有一位刘殉君,懂外文,我从他手中买到过增田涉译、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一册,还有一些民初的石印唱本。即使见到他而无书可买,听他谈谈中国新文学书林掌故也很有趣。有一次他跟我说,头年清理外文书,见到一本徐志摩签名送给陆小曼的书,当时放在了一边。待清理完了大批书以后,再找这个签名本,怎么也找不到了。又一次,我从他手中买到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写的中译本《苏联行》。我翻到插图照片中的一幅莫斯科市女警察的照片,他开发票时说:“郭沫若写的访问苏联那本书,也谈到苏联的女警察……”我当然不记得这细节。至少证明他看过郭老的书。如今他也退休了。
还有一位年近八旬的魏广洲君,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在松筠阁刘掌柜那儿自学的。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老掌柜的常让他抄书,卖个好价钱。近年在家闲居,手抄了一部《道德经》自娱,已请启功、吕叔湘等名家题跋,实在是雅趣不浅。不久前又见他在报上发表贩书杂忆,题目是《忆向达教授》,记述他从前给向觉明先生送书的情况,并得意于“货卖识家”。
琉璃厂现在已变成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街,但那魅人的文化气氛究竟还有多少?我们在这条大街上,还能结识一些有点凡俗、又有点儒雅的卖旧书的朋友吗?
逛琉璃厂
十几年前的一个春天,王冶秋同志打电话来约我去逛琉璃厂。那时候正是文化不值钱的年代,琉璃厂旧书店还真有点好书。
碰到两位熟识的老店员,领我们走进一间正待整理的藏书室。脚下踩的全是古籍版本,甚至有墨迹手稿。我随手拾起几本看看,发现有古典小说研究家孙楷第先生的手迹,写于战前日本印的那种竖格的笔记本上。那米色道林纸稿本上已经有被人践踏过的足迹了。我不觉惊叫起来,老店员苦笑说:“这是孙先生的笔记。不止这几本。他的藏书都是用麻袋装来的。孙先生的书论斤当废纸卖了。”怎么,孙先生寒心了,再也不想研究古典小说了?
果然,在门市部公开陈列的书架上,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从架上拣得有孙先生签名的书。我看到有胡适签名、送给孙先生的一部吴敬梓的《文木山房文集》,代图书馆购下。我也买到他的几本藏书,其中的一本还是日本作家青木正儿签名送给他的。
冶秋同志跟我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的藏书也是装了麻袋当废纸卖掉的。那些书都是他从冷摊上一本本搜集来的,装麻袋论斤过秤时实在惨不忍睹。他说不上是藏书家,似乎也没有形成藏书体系,但是从他的室名“零本斋”可以看出他藏书的见地,不论古籍、近代、现代的书,他藏的都不是大部头著作,多为单本小册,可称杂家的眼光。他有一本清代笔记是专谈螃蟹的。从蟹的生理一直谈到它的食法和营养,以及历代咏蟹的诗文,等等。还有一本是专谈卖膏药的,都是冷癖的奇书。一本民初印的小册子《王金发》,很多人找他借用过,是辛亥史料,也是研究鲁迅的书。
“文革”中,王冶秋先被赶到湖北的乡下去落户。一次,周恩来在出版界召开的一个大会上点名找他,才被召回北京。早在抗战时期,王冶秋在重庆冯玉祥将军处工作时,周恩来便熟识他。十年动乱期间,不知多少人都受到周总理的保护。
回到京城,王冶秋负责图书博物馆的工作。说他负责,有的实权却在军宣队手里。我们在琉璃厂见到一批刘半农的藏书,是清华大学刚卖出来的。当年刘先生病逝后,生前藏书让给了清华大学。五十年代初院校调整,清华取消了文科,现在的当事者觉得这部分古籍无用,随便地处理了。这么珍贵的书,也是任何读者随手可得。听老店员讲,吴晓铃先生已从中挑选了几本有关俗文学的书。后来我也买到两三本有半农先生签名和藏书印的线装书。
按照王冶秋的意思,这部分藏书已经完整地保存了几十年,不应再分散流失,可以由公家统一买下来,可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也不敢夸这个口。他只挑选了数十种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书留在那里让公家来买。然而这些书堆在书店好几个月也没有动静,主要是军代表不同意,对王说:“你挑选的这些书,尽是谈鉴别金器银器的,还有古笙古笛子什么的,花钱买这些老古董有什么用?”
这些书到底卖给谁了,我没有去查考。说起来不知令人可气呢,还是可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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