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
**篇 始计篇
——决胜于庙堂之上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的大��,是军民生死安危的主宰,是**存亡的关键,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研究的。
因此,必须审度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比较双方的谋划,来获得对战争情势的认识。(这五个方面)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制。所谓政治,就是要让民众认同、拥护君主的意愿,使得他们能够做到死为君而死,生为君而生,而不害怕危险。所谓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酷热、四时节候的变化。所谓地利,就是指征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区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端。将领,就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部属,勇敢坚毅,军纪严明。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组织体制的建设,各级将吏的管理,军需物资的掌管。以上五个方面,作为将帅,都不能不充分了解。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所以要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来求得对战争情势的认识: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精良、士卒众多?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我们根据这一切,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
若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就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假如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就必败无疑,我就离去。
筹划的有利的方略已被采纳,于是就造成一种态势,来辅助对外的军事行动。所谓态势,即依凭有利于自己的原则,灵活机变,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之术。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进攻,却装作要打远处;即将进攻远处,却装作要攻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力量雄厚,就要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势强盛,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易怒暴躁,就要折损他的锐气;敌人卑怯,就设法使之骄横;敌人休整得好,就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团结,就设法离间他。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所有这些,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是不能事先呆板规定的。
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获得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获得胜利的条件缺乏。筹划周密、条件具备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缺乏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作筹划、毫无条件呢?我们依据这些来观察,那么胜负的结果也就明显了。
◆精解
本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它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军事名言。
(一)对战争的基本态度
孙子对于战争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严肃的。本篇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认识,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前进了一步。此句中“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相对为文,“地”与“道”互文见义,均指手段、方法。这就使我们明确地看出,战争之所以是**的大事,就在于它既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也是**存亡攸关的途径。《火攻》中强调:“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所以,他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告诫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帅不可“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要认真考虑研究,不可轻率用兵。所以,孙子主张,在用兵之前,要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
这种重战、慎战的思想是可贵的,是先秦进步军事思想的共同特点之一,它对后世(国内外)的影响很大。
关于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具有丰富的内容,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五事、七计就是探讨的首要条件。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人死而不怕危险。所谓天,即昼夜、晴雨、寒暑、四季更替。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天还应包括天旱、水涝、蝗灾。冰雹等等。孙子关于天的认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很可贵的。当时的战争受气候条件的制约相当大,例如古有“冬夏不兴师”之说。因为秋季出师才便于因粮于敌。而且春秋末期以前的战争大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很少夜战。因为战争持续时间短,几个小时,*多**即结束战斗。像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从早晨打到星光出现,在春秋中期已属罕见的史例。《军争》中说:“夜战多火鼓”,则是对春秋末期战例的总结。当然,气候对战争的影响是从具体的作战对象所处的特殊地位说的。这里无妨举两个后世的战例来说明吧。例如,赤壁之战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据此判断曹军战马缺乏饲料,是败因之一。而东汉马援进攻五溪蛮,则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败。所谓“地”,是指地理形势对战争的影响。诸如道路的远近.地势的险易,地形是否有利于攻守和进退,战场的广狭是否有利于军队的部署。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护士卒,勇敢、坚决、顽强、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是指军队的法纪和组织编制,将帅的权能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制度等等。
以上五点,孙子认为是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要详细剖析五个基本因素,还要从七计中去推断。即:哪一国的君主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才能比较出众?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自然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一些?哪一方军队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严明?从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就可以知道谁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判明谁胜谁负了。当然,用现代的观点分析,上述的条件显然是不足的。然而在2000多年前,孙子能发现这些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难能可贵的。
(三)实现战争胜利的条件
(1)选将。就是挑选能执行“庙算”大计的将帅。我们要在这里集中地作一点分析。孙子把贤能的将帅不仅看作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悦“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安危之主也”(《作战》)。.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可以说,在13篇中无篇不显露出孙子对将帅地位的竭力宣扬,对将帅条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孙子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必须看到,孙子强调将领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选将的条件和要求,又是与当时战争急剧发展的客观情况紧密联系的。
在春秋时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军事上也经历着****的变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1册中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甲士和车战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战日益重要。这是和当时社会变化有密切联系的。甲士是由平民中的上层充当的,庶人只能作徒兵。平民**瓦解了,甲士和车战制度也随之而崩溃。庶人地位上升了,地主**要从农民中征兵,徒兵和野战的地位也就提高起来了。军队中的组织也和农村中的什伍组织相一致的。军队中的指挥已经不是非**不可了。甚至战俘也有被提升为指挥官的,并出现了军功爵制的萌芽。”这是鞭辟入里的分析。特别是春秋末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郡县制和征兵制的出现,各国兵额激增。原来周天子拥有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格局已完全打破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战部队增多了。例如晋国,春秋初期的城濮之战时只有兵车700乘(约21000人),到鲁昭公13年,平丘之会时,晋国有兵车4000乘(约120000人)。又如齐国在公元前484年吴齐艾陵之战时,一战就损失兵车800乘。当时吴国是四军,比齐军势优,其总兵力也有十几万。二是武器装备提高了。不仅铁兵器使用于战场,南方的吴、越、楚等国还有“余皇”之类的大型战船。三是战场地域扩大了,从平原旷野矿展到山林沼泽和江河湖海。我国**次海上登陆作战就是公元前485年吴鲁联军的伐齐之战(《左传》哀公十年》)。四是战争持续时间延长了。例如吴楚柏举之战打了11天,越灭吴围困姑苏竟达3年之久,战斗的激烈程度有所加剧。五是作战方式复杂化了。由于徒兵进行野战,因而出现了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69种战法,战场流动性增大,机动能力提高。
这一系列新的变化、新的特点,都向军队提出了提高指挥效能的要求。原来,古代作战“出将入相”,文武是不分职的。据《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载,晋国大夫说:“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意思是说率军作战,对作战方案定下决心,部署实施,是国君和正卿的职责。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这种现象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因此,“将”这一崭新的事物终于出现在我国的军事舞台上。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往考证》统计,这一时期的将军有:狐夜姑在晋国为将,孙武在吴为将,子重、子常、屈完在楚为将,司马穰苴在齐为将,詹伯在郑为将,慎子在鲁为将,子文在卫为将,等等。这些专职将领的出现正是随着战争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面对当时的战争,孙子对将领提出了“五德”的做将标准。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古人说,孙武尚智,孙膑贵势,是很有道理的。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位表明了他对指挥才能的重视。作为将领的主要职责首先也应当是斗智。他认为,一个“贤将”对于关系全局的“五事”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凡此五者,将莫不闻”),对于复杂的、易变的、矛盾的战场情况要能灵活处置(《九变》:“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九变》:“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良好的应变能力(《地形》:“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要善于周密地计算敌我兵力对比(《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良好的军事素养,没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和商人一筹的预见能力,是不可能胜任贤将之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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