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隋唐五代文学概说
**节 隋唐五代的历史概况和士人的文化心态
隋唐五代经历了379年,其中隋朝(581—18)历时37年,唐朝(618—907)历时289年,五代(907—960)历时53年。这个时期的文学,唐代文学成就*为突出。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逼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接着消灭后梁(江陵)和陈(金陵),统一了分裂近四个世纪的中国。杨坚在位,尚能实行一些有力的治国措施,而炀帝(名广)执政后,荒淫无道,倒行逆施,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隋末起义人数之多、分布地域之广,****,隋很快就在农民起义的讨伐声中灭亡了。
隋代历时不长,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却有重要意义。文帝、炀帝曾采取过加强**集权和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措施,在一个时期内使得**安定统一,为南北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条件。隋代实行的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都为唐所沿用,兴修的水利工程在唐代交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隋、唐关系犹如秦、汉关系,隋的统一虽然短暂,却为唐朝的强大、兴盛作了必要准备。
李渊父子是在农民起义军摧毁隋的统治基础以后,在太原起兵,乘机攻人长安,取得政权的。在开国后的三四十年内,大唐相继平定严重威胁****的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和西突厥,成为当时亚洲军事力量*为强盛的**。又,在隋的消亡过程中,李世民看到了农民起义军的巨大威力,因而当权后能记取隋亡的教训。他告诫儿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鉴录》)出于这样的认识,他积极采用有益于治国安民的建议,有意缓和社会矛盾,制订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经济的政策,比如实行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法等,还大规模兴修水利,扩大耕地,让过去沦为部曲的人员归田务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唐在开国后一百二十多年中出现了两次经济高涨时期,即“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贞观年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贞观政要•政体》)。杜甫即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据洛阳附近出土的唐代粮仓之一含嘉仓砖铭上记载,每窖可藏粮七八千石甚至万石以上,而仓有四百个藏窖。随着农业发展,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也兴旺起来。商业性的城市各地都有。北方的长安(面积比今西安市城区大六倍)、洛阳,南方的扬州、益州,都是**的都市。
在政治上,唐承隋制,但也相应地作了一些调整、变革,如通过重修《氏族志》改变旧有门阀世族的地位,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又开科取士,���破世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得到了中小地主**的拥护。许多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有望,腾跃翱翔,欲有所为,使得**朝气勃勃。在思想上,唐对儒、释、道都不排斥。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并命孔颖达编写《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又派玄奘前往天竺取经,支持他译经。高宗既信佛法,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亲自注释《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刻石以告士人。并将《老》、《庄》列入明经科考试的内容。有唐一代,佛教经文和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力教、袄教和伊斯兰教)大量传人中国。不但如此,唐对南亚、东南亚各国和西域各国的文化艺术也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表现出海含地负般的气度。
这时的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世界上*强盛的**,受到四邻各国的仰慕。它的影响扩大到今蒙古、中亚、南亚、东南亚、日本一带。波斯(伊朗)、大秦(罗马)通过丝绸之路和唐保持商业往来,甚至居住在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黑人也和唐人有过贸易关系。日本十三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每次带数百人的学问僧、留学生来华学习,日本迎送唐朝赴日使节六次。来华的学者、僧人和其他人员把唐朝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带回日本,至今还影响着日本人民的生活。当时各国旅华的官员、僧侣、商人、学者甚多,大都住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
但是,唐王朝在**繁华中也潜伏着政治危机。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早年励精图治,颇有政绩,后期却一味享乐,政事外交李林甫、杨国忠,内委高力士。天宝中后期,**、官僚、地主竞相兼并土地。朝廷对外频频用兵而又屡打败仗,国力衰竭,天下为之骚然。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率兵十五万,以诛讨杨国忠为名,从门头沟(今北京市郊)一直打到长安。当时“州县发官铠甲,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亢(抗),吏皆弃城匿,或自杀,不则就禽(擒)”(《新唐书•安禄山传》)。玄宗无奈,逃至成都。安史之乱虽是边将起来向**夺权,属于统治者的内部矛盾,但也带有少数民族将领和汉族争夺政权的性质。这场动乱延续八年之久,致使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到了贞元(785—805)、元和(806—820)时期,唐朝稍有振作,称为中兴时期。但这时河湟一带仍为吐蕃占领,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加之宦官擅权,朝臣中党争剧烈,上层统治者内部争斗激烈。后来,随着中晚唐三大政治痼疾(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朋党之争)的恶性发展,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于是相继出现了袁晁起义、裘甫起义和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起义历时十年,聚众百万,虽以失败告终,但唐王朝也因此一蹶不振。唐朝末年军阀混战,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公元907年以后,出现了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越、吴、南唐、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北汉),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中国才又归于统一。隋唐五代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对这时期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隋代文士多为南朝、北周士人,其中不少人进入唐代,成为初唐文坛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实行,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量出现,形成唐代新的士人队伍。新士人队伍的形成,既为政坛储备了人才,又为文坛培养了生力军。故唐代文学创作队伍的主体,是出身庶族地主的士人,他们的文化心态如何,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影响极大。
从开国到天宝初年(742),历代君王多能励精图治,突出表现是任贤用能,不拘一格;广开言路,从善如流。因而百余年间,**有一种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受时代精神的鼓舞,初、盛唐士人大多精神振奋,欲有所为。所谓“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李白《长歌行》)。他们渴望投身于**振兴的大业之中,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方面关注社会群体利益,高唱“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感遇》十九),一方面志在功名,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作为追求目标。他们志向远大,自信心强,以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李白就说他要“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于是我们看到,初、盛唐士人多有一种乐观进取的心态。他们或用心科考,或隐于山林,或出入幕府,或漫游天下,或走向边塞,到处寻找踏人仕途、施展抱负的机会。即使久久困顿不遇,也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乘风破浪会有时”(李白《行路难》)。可以说,关注社会,热心功名,乐观进取,是初、盛唐绝大多数士人共有的文化心态。
从天宝中后期到会昌年,是唐代士人身经动乱,力图拯世济时、恢复间大唐盛世的时期。早在天宝十载(751)前后,不少士人已敏锐地感觉到**大难将至,忧心忡忡,不能自已。像元结,自天宝六载(747)以后,就不断著文刺时疾邪,揭露朝政败坏和士林中出现的道德危机,甚至不畏忌讳,抨击唐玄宗、李林甫、杨贵妃姊妹以及高力士的倒行逆施,以亡国之诫警谏昏荒惑乱之主。李白目睹安禄山的嚣张气焰,也对**安危无限忧虑。更不用说杜甫,他在乱前已有不少忧念国事、民生的诗篇。安史之乱的爆发,惊醒了唐代士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之梦。如岑参,昨天还在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却叹息说:“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西蜀旅舍春叹》)纵然如此,士人对**命运关心之深切,希望**振兴愿望之强烈,仍有增无减。大乱甫平,就有李华等人从道德文化角度探寻动乱成因的举动,到了贞元、永贞、元和时期,士人不但用多种形式(包括诗、文写作)揭露社会矛盾,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还积极投入各个领域的实际革新活动,即使一再受贬、迭遭打击以至有生命之虞也在所不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会昌、大中年问。可以说,大中以前近百年,对**中兴怀有希望,热心推动政治变革和参与平定内乱、外患的斗争,是士人共有的心态。
大中以后,唐朝江河日下,**政府权威性急遽下降,几乎丧失了统治**的能力。而社会矛盾加剧,朝中事变频发,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士人痛感国将不国,终因回天无力而嗟叹。由于国势衰微不振,信心丧失殆尽,故晚唐士人多怀有愤世嫉俗而近于怨或避世求乐以掩其悲的心态。
总而言之,唐代士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命运、群体利益,也关心个人人生价值,并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只是随着盛唐气象、乱世惨象、中兴迹象、衰世景象的次第出现,其心态才有相应的变化,而关注社会现实、欲有所为仍为其主导面。
唐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变化,大而言之,是因“时运交移”而“与世推移”,具体说则还与士人对儒、释、道等诸家思想的服膺和特有的艺术修养有关。前已言及,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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