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讲史演义
第二节 讲史演义的因革
在此之前,讲史演义的编创者多将其作品视为“正史之补”,主张“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甚至强调“一据实录(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尽管也有一些编创者开始意识到“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深怪”(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若谓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但尚未自觉脱离史的角度来谈论虚构。
天启以后,讲史演义的编创观念出现了较大变化,不少编创者对小说虚构的文体特性有了进一步的体认,或公开强调:“苟有补于人心世道者,即微讹何妨?有坏于人心世道者,虽真亦置!”(吟啸主人《近报丛谭平虏传序》)或认为讲史演义虽然“大要不敢尽违其实”,但“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或认为讲史演义与正史之不同,就在于它“贵幻”、“传奇”(袁于令《隋史遗文序》)。在这种编创观念的指导下,讲史演义的编创方式也便随之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
天启以前,讲史演义的编创者还多半是“按鉴”以演义,并以敷叙历史事件为主,崇尚征实传信,重在反映朝代兴亡和历史嬗变,而很少去表现个人的悲欢离合;主要描写帝王将相的建功立业,而很少涉及卿卿我我的儿女私情。可是到了天启以后,这种编创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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