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人乱天下的观点出发,庄子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君主与盗贼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④,诸侯与盗贼同样都是盗贼,所不同的是盗贼仅仅盗窃财物,而诸侯却偷窃天下**。盗贼的偷盗行为与诸侯国君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是,前者却被拘而后者却成为**的统治者。
庄子批判的另一个对象,是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庄子认为,所谓的仁、义、礼、智等伦理规范,都是与真正的道德相违背的,仁、义、礼、智这些伦理规范的出现,实际上是道德衰败的结果,道德愈是败坏,礼义规范也就愈是隆盛。“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②为时人多所称道的名分与知识,正是使人类社会的道德衰败的凶器,名与知不仅不能使人的道德良善,反而却只能使道德愈加败坏。
庄子认为,儒家与墨家所倡导的礼义、兼爱,事实上只能是专制**政治统治的工具。“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跛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桉褶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③庄子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庄子“仁义为桎梏凿枘”的说法也确实过于偏激,人类社会是文化规范维系的群体,伦理规范是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离开了一定的伦理规范,人类的群体生活都将失去意义。庄子完全否定了礼义制度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人类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经验,庄子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对于历史传统特别是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持肯定的态度,而庄子则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先王先圣留下来的经验都不过是糟粕,毫不足道,真正有益的历史经验是不可能留传下来的。在《庄子?天道》篇中,庄子借轮扁之口说,凡是圣人留下来的书都是糟粕,“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因此,无论是以文字形式还是以不成文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历史经验都不足为贵。
庄子认为,由于人们过分地重视了先王之道,而现实社会所能继承的又只能是先王的糟粕,现实社会的政治也就只能比先王的时代更糟。庄子说:“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