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内容》是一部论文集，由8篇文章组成，是作者在1979—1986年间对叙事理论和历史再现问题的研究成果。怀特认为，叙事不只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可用或不可用的话语形式，它还必然包含着意识形态。叙事不仅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一句话，叙事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我们无法对它们做出截然区分。因此，怀特将这部论文集定名为《形式的内容》。作者在书中对后结构主义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这是一部体现作者后现代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书摘
当然，这无异于说，“历史”在 19世纪的作用如同“上帝”在中世纪或“自然”在18世纪的作用。今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辨别出在所指的这些时期上帝和自然观念的象征性功能(我指的是赋予某一给定的社会实践体系以一种先验权威的力量)。但是，不容易觉察的是，为了指明什么可以被“合法地”渴望以及什么可以被“现实地”期望，历史的观念在19世纪是如何以上帝和自然的方式在愿望及其潜在的对象之间发挥作用的，这是因为，为了在其19世纪的形式中发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运用“历史”本身来恢复它。然而，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历史”成为了法律的化身，而法律如果不被内化在公民中，在其灵魂深处将它变为一个“主体”、一种“良心”，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的话，它必定会导致一种抵抗、反叛和混乱的后果。
法律始终是专制的，它是以有限度的和有限制的人群的权力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存在的某种先验领域或某种**起源为基础，虽然它往往自称是这样。①什么东西能比实在本身更好地取代这种**基础(不过，现在被等同于历史，而不是上帝或自然了)呢?然而，这一花招不可缺少的是掩盖以下事实的必要性，即，所有历史都不是对一去不复返、再也无法感知的那些事件的研究，而是对一方面被提炼为文献和遗迹，一方面被升华为当前社会结构之实践的那些事件的“痕迹”的研究。这些“痕迹”是历史学家话语的原始材料，而非事件自身。历史学家同样有必要掩盖(尤其向他们自己)的另一个事实是，他们自己的话语并非是对事件的反思或模仿的复制品，而是对这些“痕迹，，的加工处理，其目的是赋予事件以“象征性”意义，也就是说，将这些事件集聚在同一种法律的范畴之下，历史学家及其读者都是这种法律的“主体”。
与其老师黑格尔的**性相比，德罗伊森在历史写作问题上的**性在于，在一个怀疑神学也同样怀疑哲学作为所有科学之可能的皇后的时代，他意识到了历史思想之构成主义的且基本上是实践的功能。可以提出德罗伊森之**性的进一步要求，因为他认识到，历史不是一种存在的**基础，不是一种客观过程，也不是一种经验上可观察的关系结构，而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能够将其读者嵌入一个道德概念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便限定了他们的实际社会视野；它能够引导他们将这一范围确认为他们自己的良心以及他们人格之正直的保证者；它能够促使他们将这一道德概念的范围认为是实在，而他们只有冒着牺牲其“人性”的危险才敢触犯这种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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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l
致谢/1

**章 叙事性在再��实在中的价值/1
第二章 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33
第三章 历史阐释的政治学：规范与非崇高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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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远非仅仅是可以塞如不同的内容的话语形式，实际上，内容在言谈中或书写中被现实化之前，叙事已经具有了某种内容。历史思想中叙事话语的这种“形式的内容”正是本书的几篇论文所要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