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丑陋吗?
本文是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吕嘉行记录。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大使,他阁下却被革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就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清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它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次将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了,台北的朋友在3月7日给我过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难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中的难民,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等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将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而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行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事故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带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象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找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将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的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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