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 苦旅
初历苦难,祸兮福兮
星云大师:
民国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1927年8月19日),我出生在扬州江都一个穷苦的家庭。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由于家境清寒,生活艰难,受不起教育;不过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外婆还是把我送到私塾里读书。只是进私塾念书,**要缴四个铜板,因此有钱的时候我就带着四个铜板去上课,没有钱就不去了,老师也能谅解。虽然因为家境的关系,父母没有给我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我还是感谢父母赐给我一个很好的性格,那就是我从小就很勤劳。
崇年先生: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三月十一日(1934年4月24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一个半农半渔的小山村。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在北京打工,后来开个小店铺。我兄弟姐妹七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夭折,排行的有五人,我*小。我们兄弟,小时候在家,长大一点就要随父亲到北京去打工。家里吃饭还可以,但并不富裕。我在农村上正规的小学。学校是在民国时期建的,校名也很时髦,叫“维新小学”。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但“福”中也蕴含着“祸”。这个“祸”,以后我再跟您说。
星云大师:
回忆起我的童年,六七岁时我就知道要帮忙做家务,我会烧煮饭菜,只不过煮得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那时家里的大人经常外出工作,而我又不能上学,只有关起门来整理环境,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尤其厨房灶里的灰要不断地耙,因为煮三餐都是烧稻草,很容易就积了满灶的灰烬。我总是主动地把灰耙了,但常常弄巧成拙,弄得满地都是灰。这时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慢慢把它扫干净,总想让家人回来一看,家里整洁又干净,带给他们欢喜。再说,我觉得人本来就要工作、要服务;不工作,那我来人间做什么呢?人活着就要劳动,劳动就是生命,所以我很尊重生命,我也乐于工作。
崇年先生:
我很有幸,小时候不做家务劳动,因为我有奶奶、有母亲、有姑母(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还有两个嫂子,家里有五位女性,所以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不用我做。这看来是福,但也留下“祸”,我后来成家,也不做家务,直到现在还是恶习不改,这是我很对不起夫人的地方。
星云大师:
现在社会上很重视环保,回想起童年,其实我小时候就有“环保”的概念。当时我看到路上到处是狗子的大便,就利用早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去捡狗子的大便,把它堆积起来,不但可以作肥料,还能卖钱。有时卖个几毛钱,甚至一块钱,因为生活艰苦,偶尔看到母亲没有钱买东西,我就把赚来的几毛钱掏出来给她,心里还得意地想:“妈妈,您看,我很有用吧,我能赚钱给您用呢!”
崇年先生:
您讲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很有感触。我小时候,放寒暑假时,每天早上天刚亮时就被大人叫醒:“起来,拾粪去!”小孩子贪睡,总也睡不够。虽然困,也得起。特别是冬天,地冻天寒,北风狂吹,衣服穿得单薄,手都冻僵了。我那个时候拾粪没有“环保”观念,只是为了家里种地多积一点肥料。拾粪回来,大人要检查,看拾得多少。把拾到的粪倒在猪圈里做肥料,然后才能吃早饭。
星云大师:
农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路上会有很多牛粪,所以我也会去捡牛粪。捡了就把它堆积起来,虽然年纪小,不过我懂得把它一点一点地用水搅和,再贴在墙上,晒干之后就可以当柴烧。牛粪不脏,也没有臭味,还可以卖个几毛钱。过去我一直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觉得难为情,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崇年先生:
我们那里烧草,除庄稼杆外,孩子们要到野地去拾草,就是打草或搂草。拾革在晚秋和初冬,很辛苦,那时年龄小,又累又渴又饿;还有,早上要到海边拾海带——不是吃的海带,而是冬天用来烧炕的海草。这种海草,还可以用作苫盖房顶。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一座建筑,房顶用山东海草苫盖,说是有多么多么的**。其实,我们老家这种海草房顶很普遍,多得是,因为村民大多买不起房瓦,只好自己拾海带,积攒起来,以备苫房之用。拾海带是在冬天,气候寒冷,海风又大,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星云大师:
说起世间的苦难,我很庆幸自己十二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栖霞山是十方丛林,家师志开上人是栖霞山的当家,在这里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六十多年前,我曾回到宜兴大觉寺,并在那里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没多久就来到台湾,当时除了手上拎着一个手提包,其他别无长物。回忆起这段往事,也不怕你见笑,我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到台湾,距离三十六年(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有两年。当时我脚上穿着鞋子,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朝着我看。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都朝我看?“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难道还要再彼此仇视吗?后来我才慢慢发现,他们并没有坏意,只是看我好奇怪,怎么穿鞋子、拿手提包?哦!原来是这样。于是我把鞋子脱了,手提包也不要了,两手空空,跟一般的台湾民众一样,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但这样还是不行,因为我没有戴斗笠,于是又买了一顶斗笠戴起来。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决心要融入台湾社会。
崇年先生:
其实,我刚从山东乡下到北京上学的时候,也遇到相似的情况。我说话带口音,被同学嘲笑。怎么办?学吧!学北京话。不然,同学就叫你“老西子”。为什么叫“老西子”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是山东人,阎锡山是山西人,一东一西正好对应;一个我和阎锡山都姓阎,于是同学联想,就叫我“阎老西子”。不怕您笑话,前不久,我们小时候的同学聚会,有的五六十年没见面,初见面想不起名字就叫绰号“老西子”,听起来还蛮亲切。当然,我拼命学北京话,慢慢地说话不带乡音,和他们一样,穿着也和他们一样,就完全融入老北京同学中间了。
星云大师:
由于家父是一个老实人,我们家有兄弟姊妹四人,父亲所赚的钱不敷家庭日用,所以生活过得很艰难。我的母亲是一个带有富贵命的女性,她不做事情,但很有头脑,专长是为人排难解纷。她的智慧很高,但也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家庭妇女,没有受人重视。
崇年先生:
母亲对子女影响大,母亲是人生的**个教师。我的母亲是一位内敛的、祥和的、有智慧的女性。我回忆我的长辈,给我影响*大的还是母亲,所以我*想念的就是我的母亲。由于工作和研究很忙,我很少照顾母亲,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怀念我的母亲。
星云大师: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姊,哥哥也不肯做事,他只喜欢读书。我的姐姐*近才过世,她也是很**,但是女性往往只能做做针线。家里日食艰难,也没有钱给她买针线。我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想要为家里赚钱。只是小孩能到哪里赚钱昵?不过,我还是能想到办法!
崇年先生:
我没有姐妹,只有四个哥哥。他们都在外面做事或读书,其中二哥青年故去,家里男劳动力就靠我一人。挑水、耕地、播种、锄草、收割、打场我都干过。一个小孩子,顶一个劳力,辛苦得很。回忆我的童年,就留下“辛苦”二字,但也培养了我的毅力和耐力。后来我遇到许多磨难,没有倒下,能挺过来,都得益于小时候的辛苦和磨难。
星云大师:
苦难盼大时代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但苦难也能锤炼出更具韧性的生命力。我从小生长在穷苦多难的大环境里,加上出家后接受佛法的熏陶,养成我“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空为乐、以众为我”的人生观。这是祸,更是福。
象年先生:
其实,苦难对一个人,更多的是历练。我想起周文王的故事:殷纣王在羑里(今河南安阳)囚禁西伯(后来的周文王),并把他的长子伯邑考扣在殷做人质。后来纣王烹伯邑考做人肉羹,赐给文王,文王克制自己,喝下用儿子肉做的羹。“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在被囚期间,发明周易,后来起兵;他的儿子武王时,推翻殷朝,建立周朝。这说明:祸可以转化为福。
喜舍才快乐
星石大师:
在我十岁那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在我的家乡到处杀人放火,平民死伤无数。尤其南京大屠杀就在我们扬州的边上,死的人更是不可计数。我曾多次在死人堆里逃过日本兵的追杀。战火把房屋烧了,我从碎死颓垣里扒出一些铁钉、铁条,甚至捡起烧坏了的香炉,集合起来也能卖钱。乃至乡下人吃的桃子、杏子,里面的核可以作药材,我捡拾桃核、杏核,也都能够卖钱。
崇年先生:
日本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是扫荡、轰炸、杀人、搜查、抢掠。我们那里是“拉锯”地区,有时八路军在,有时日本兵来。我在上小学时演过一出话剧,名叫《锁着的箱子》。大意是一个受伤的八路军,被日军追赶,逃到村民家,村民把他藏在箱子里并上了锁。日本鬼子进家檀查,见地上有血,就逼着村民将受伤的八路军交出来。村民以杀鸡的血来敷衍搪塞。日军听到集合号后离开,村民成功地掩护了受伤的八路军。不久,日军扫荡,大人小孩都躲藏起来。我因演过这出话剧,所以担惊受怕,怕被日伪军按名单搜查出来,因此格外紧张。那次日军扫荡,村里一位乡亲被日伪军开枪打死,他躺在地上,流着鲜血。其实那个乡亲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实的村民,见到日本兵吓得就跑,日本兵用日语喊话叫他“站住”,他也听不懂,只是更拼命地跑,*后被一枪打死。时隔六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仍是惨不忍睹。我的一个亲戚,也在日军扫荡时,被丢下的炸弹炸死!
星云大师:
十二岁出家,是我人生*大的转折点。出了家,我真是“以无为有”,什么都没有了。记得在寒冬的时候,南京大雪飘飘,我没有棉衣穿。过去虽穷,母亲还不至于没有棉衣让我穿:出了家,什么都没有,师父也不会问这个事情,因此就这样我冷了一年又一年。有一次,有一个老和尚过世了,他有一件比较厚的衣服,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因缘,这件衣服就分配给我。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同学也好冷,于是就把衣服给了他。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是舍,只知道他可能比我更需要,就把衣服给了他。现在想起来,我比他富有,因为我肯“给”——“给人”是很富有的,“接受”的人才是贫穷的。贪心不能致富,喜舍才能多福。
崇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北京上的。当时家里很困难,靠“人民助学金”念的书。我们这些穷学生功课好,考上公立学校。同学穷的多,买不起牙膏、牙粉,就用食堂的盐粒放在杯里刷牙;买不起肥皂,就用手接着自来水抹抹脸。我至今洗脸不用香皂,就是这个时期养成的习惯。那时同学们互相帮助,就是“给”。您“给”与“舍”的思想,我很理解,令人敬佩!冬天的棉衣,我也需要,人也需要,舍己给人,这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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