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1 山沟沟飞出的“金凤凰”
他拥有“留学教父”、“中国*富有的老师”、“出国梦的制造者”等多个头衔,他创办的“新东方学校”被中国大学生看作是出国留学的“敲门砖”。
他是在传统的教育行业中独辟溪径的**人物,把一个梦想变成了影响无数人的产业,并让专业教育产生了核聚变。
他就是制造了“新东方神话”的俞敏洪,就是那头在中国出国考试培训丛林中被国内外竞争对手觊觎、横扫六合的“老虎”(俞敏洪小名叫“老虎”)。
而在三十年前,没有人能看得出俞敏洪身上有丝毫的成功潜质。
1976年,俞敏洪初中毕业了,他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回到农村学习开手扶拖拉机。因为**当时正处于刚刚恢复时期,物资比较紧缺,师资力量有限,按照当地政策规定,一家只能有一个子女上高中,而俞敏洪的姐姐已经高中毕业了,俞敏洪也就没有机会去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了。虽心存不甘,但也无可奈何。
就在俞敏洪决定认命,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农民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1978年,俞敏洪的母亲听说同村李大伯家的姑娘不愿上高中,于是费尽周折找到学校校长,请求校长允许俞敏洪顶替那个女孩子的名额去上高中。母亲的不懈努力使得俞敏洪终于从田野走回了教室,得以继续自己的读书生涯。
经过10个月的复习,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他的理想是考上江苏省常熟市地区师专,实现自己“农转非”(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的愿望,借此摆脱掉繁重的农务劳动。但人算不如天算,由于知识基础薄弱、复习时间短促等原因,这一年高考俞敏洪以惨败而告终,其中英语只考了33分,而当年常熟师专的英语录取分数线为38分。毫无疑问,俞敏洪落榜了。
**次高考失利之后,俞敏洪再次告别课本,回到家乡务农。突然有**,大队中学的校长找到俞敏洪,原来是学校的英语老师怀孕了,想找俞敏洪去代课。就这样,16岁的俞敏洪成为了大队中学的一名代课老师。
与繁重的田问劳作相比,教学对这个高中生来说,无疑轻松愉快许多。正是在代课期间,俞敏洪那颗曾经被掩埋的雄心再一次燃起了。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准备再拼搏一次高考,通过高考跨出农门。
1979年高考成绩出来了,满怀希望的全家人等来的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虽然俞敏洪的高考总分已经过了录取分数线,英语成绩也提高到了55分,但是1979年的大学录取分数线水涨船高,常熟师专的英语录取线提高到了60分。又是5分之差,俞敏洪再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两度名落孙山,俞敏洪的未来一下子模糊起来。在这个关键时刻上,放弃与继续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这么凑巧,在俞敏洪第二次高考结束后,县政府在江阴**中学办了一个高考英语补习班,补习班的主讲老师——曹忠良老师曾经培养出一个后来考取了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女学生,补习班因此盛名在外,变得炙手可热。前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补习班只好开始限制招生名额。
后来是我母亲听说了这事,她就跑到城里去了。农村妇女一抹黑,我母亲居然从教育局找到江阴一中,并且把所有的相关人士都叫到一起,*后肯求他们说“我这个儿子,你们一定要给他一个机会。”
俞敏洪至今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当我母亲从城里回来时,刚好是下大雷雨,从城里走到村里全是小路。我母亲到家的时候浑身全是泥,因为她摔在沟里好几次。”看到这个场景,俞敏洪就知道,他第三年是不可能不上大学的。
在母亲的努力下,俞敏洪走进了那个寄托了全家希望的高考补习班。在补习班的学习,俞敏洪是勤奋的,也是积极的。后来,俞敏洪在那个班做了班长,理由让人哭笑不得——他是班上**一个有着丰富高考落榜经验的学生。有了前两年的积累,再加上*后一年的拼命用功,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参加高考,英语得了95分,出人意料地顺利考进了中国**学府——北京大学。
如今,事业有成的俞敏洪在全国各地的演讲中常常会提到他的二次高考落榜经历。
我想说明两点:**点是坚持的重要,因为无视失败的坚持是成功的基础;第二点就是能力和目标成正比,能力增加了,人生目标自然就提高了。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考北大,师范大专是我的*高目标,但高考分数上去了,自然就进了北大。
由一个偏僻小村跨进中国*好的大学,俞敏洪完成了人生的**次飞越。
镜头2 北大教师“落草为寇”
北京大学人才济济,精英辈出。江阴**中学高考补习班班长,当然的学生**,到了北大,什么也不是,充其量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学生:没有突出的特长,没有显赫的背景,而且还在*重视语言的英语系,操着一口浓浓的江阴方言。
“我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俞敏洪被人轰到了自卑的*低谷。
真是祸不单行,大三那年,俞敏洪又得了肺结核,被隔离**。在休学治病的一年里,几乎没有同学来看望他,他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的茧里,靠看书来打发郁闷的时光。大学五年,对于俞敏洪来说,就是一段被边缘化的日子。
1985年,俞敏洪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当时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俞敏洪的好感觉没多久,改革开放**轮出国潮就开始了。出国留学在大学学生和教师中几乎成了身价的标志,成功的风向标。听说有朋友到国外去了,人们通常会羡慕得眼睛发红。
同班同学徐小平、刘江、包凡一、王强……陆陆续续地走了,剩下了俞敏洪。俞敏洪也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渴盼踏上他国的土地,看看外面精彩的花花世界。在《新东方成立十五周年感怀:岁月如歌》的文章里,俞敏洪这样写道:
我本来在北大悠闲自在地当老师,就像一只乌龟躺在舒适的沙滩上享受阳光一样,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像鲨鱼一样游到了大洋彼岸,于是在羡慕之余我也产生了横渡太平洋的冲动。
于是,他也开始紧敲密锣地准备出国。1988年的俞敏洪由“醉里挑灯看三国”转为夜战TOEFL(Test of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音译为“托福”。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举办的为申请去美国或加拿大等**上大学或入研究生院学习的非英语**学生提供的一种英语水平考试。只要去英语**读书,就必须参加托福考试。托福考试成绩是能否取得留学资格和签证的一块敲门砖)和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中文名称为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KE是美国大学各类研究生院要求申请者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考试成绩,也是教授对申请者是否授予奖学金所依据的*重要的标准),并*终通过了TOEFL和GRE考试,踏上了连续三年多的联系出国留学之路。
俞敏洪当时出国的目标并不是要上什么好大学,学什么热门专业,“如果有学校给我奖学金,学什么我都愿意,学宗教也行。”因为在那个年代,美国大学的学费*低也得2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十几万元)。对于每月领取120元工资的北大教师俞敏洪来说,十几万元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俞敏洪原本以为自己能申请到一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但美国人慧眼如炬,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想出去混事的主,给我发了几张印刷得很漂亮的录取通知书诱惑我,但就是不愿意给我一分钱的奖学金。”俞敏洪自嘲地说道。
不久之后,事情有了转机。有一个美国大学愿意给俞敏洪提供3/4的奖学金。虽然大部分学费有着落了,但剩余1/4的学费,算起来也要3万人民币呢。单靠他微薄的月薪,还是难以支付的。俞敏洪不得不另想他法。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时下炙手可热的出国热,心思活络的俞敏洪把眼睛盯在了校外英语培训上。1989年夏天,他穿着裤衩,趿着拖鞋走出北大校门,往来穿梭于北京街头各式TOEFL和GRE培训班,当起了代课老师。
慢慢摸清了校外培训的门路之后,俞敏洪联手在国外进修了一年回到国内的同学王强,在校外办了一个TOEFL培训班。用俞敏洪的话说,“这个班应该算是新东方*初的雏形。”
而恰恰由于这一事件,俞敏洪受到了北大的严厉处分。处分理由是:俞敏洪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是非法行为,是不尊重北大的表现。这个处分除了在北大的高音大喇叭里连播三天之外,还在北大有线电视连播了半个月,并且北大教务处还将处分布告贴到了北大的信息集散地——**的“三角地”宣传栏。
北大给予俞敏洪的处分可谓是毁灭性的,它一反北大曾经的规定——对教师的处分不对外公布,使俞敏洪在学生面前斯文扫地,颜面尽失。这种做法,无异于结束了一位教师的教学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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