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
早晨的西湖是迷人的,特别是金秋,早晨五六点钟,东方天际碧空如洗,下弦残月如钩,湖面薄薄的一层晨雾,迷蒙中含着寂静,宛如“云鬓半偏新睡觉”的美人。西泠桥边偶尔有几个行人走过,除了早起晨练的老人,就是挑着新采摘蔬藕的农夫,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哼着低沉的号子赶向早市。西湖里尚残的荷叶,盛载着朝露随风摇曳。有节奏的蛙声,唱出“十里山泉”。岸边烟柳丛中,不时露出几幢别墅的白墙红顶。谁起来这么早?一艘小艇划过水面,使投映在湖心宝石山的塔影微微地晃动,产生如梦似幻的感觉,此时的葛岭如披上金妆。阳台满足了看日出的游人,我将此时的光影效果定做主调,由天空开始湿纸,蘸色、组织笔触,点染皴擦,一幅水彩写生,初露端倪……
此时岸边的游人多了起来,在我身后围了半圈看画的人。
凡是画过写生的人,我想都有这样的体会:当画面的构图和主调已结束,只剩细部加工,就不怕观众干扰。就如同演员在舞台上演出进入角色,还嫌��下掌声多吗?此时我更觉挥洒自如,甚至还有意卖弄几下。当差不多要画完的时候,有一位老者领着一个小女孩,指着我对她说:你长大了,也要像这位叔叔一样当一名画家。“画家”?这个“头衔”居然落在我的头上,这无异于苦读多年的落榜举子,听到送皇榜的贺喜声,不但不觉得“受宠若惊”,反而觉得美滋滋的。待画稍干后,*后看一眼摹写的景物,再看一眼画面,收拾起画具,怀着愉快的心情和成就感走向归途。
此时也不禁想起在三年前,也是在西湖之畔所发生的极为尴尬的一幕:
江南是我*向往的地方。从许多绘画和摄影作品中我熟读了西湖的美丽风光,盼着能有**也到杭州西湖画上一幅。在**次来杭州时,还背着一起来的同事,在旅馆早早起来,背上画具来到西湖边开始写生。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写生技巧尚处于起步阶段,更谈不上熟练。面对着西湖这样的美景,急切地想把它画好,越是这样越画不好,这就如同画老者容易画美女难。特别是有人在身后围着,再有人评头品足,更是乱了方寸,不知怎么落笔,甚至手心都沁出汗来,笔也不听使唤,挥之不去的窘境,让我认输了。江南,特别是杭州,自古就是文人才子荟萃之地,就自己这样拙劣的水平,来到这里,岂不是班门弄斧?不自量地在这里出丑。想到这时,更觉无地自容。只好赶紧收拾起纸笔,头也不敢抬,灰溜溜地回到旅店。同事们问起,只好撒谎说:没有找到好角度,只是在湖边转了转,生怕他们知道我那场窘象。
从此以后,我又苦苦地练了两三年,终于又来到杭州西湖,去续画那一幅未完成的画。蓦然回首,大半生为之孜孜以求的往事也涌上心头……
“谁不说咱家乡好”,我真不敢恭维我的家乡。”
生我养我的家乡,是辽宁省阜新内蒙古自治县大固本乡,哈拉河稍村。这个地方古来也是蒙古族聚居的地方,从地名看原本都是蒙古名:大固本原是“大古鲁本套改”,哈拉河稍原是“哈拉呼硕”,“巴里嘎苏”等。是一个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即使现在它仍是“三辽”中*贫困的辽西。儿时看到骑自行车的都觉得“稀罕”,纷纷呼喊着“骑洋驴子的来了”追跑出很远。我居住那村子论自然环境在附近还是*好的,依山傍水。夏天,人们吃完晚饭都聚在小山顶上纳凉,谈天说地。山虽不高,儿童时却感到很是巍峨。环绕村边那条小河,大人孩子都在那里洗澡,深的地方还可以游泳。可是现在天旱时全干涸了。前不久我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已经认不出来了。小山坡上栽上青松,河边杨柳成林,旧时的房屋一间也看不到了,不细心辨认,儿时所住过的地方已很难找到。那时全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就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群众自己为这些户人家用“天”字归纳出五种群体:一、“洪福齐天”,二、“一手遮天”,三、“凭命由天”,四、“叫苦连天”,五、“**不如**”。“洪福齐天”指的是南刘家大地主;“一手遮天”指的是北刘家族户大有势力;“凭命由天”指的是几户以种田为主的中农;“叫苦连天”指的是许多贫苦农民;至于**不如**就是包括我家在内的破产户。
我家的家族.既非**,也非望族,连家谱都续不上。上溯我只知道祖父的名字,要划成分早年还可以算是“富农”,有房子有地,还雇有长工。父辈哥仨分家后,我家越过越穷,长期还不上借贷,抵押的房地产成为死契即沦为赤贫。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背回一袋子高粮米撂到炕上,喘着粗气说:这回又踏实些日子。我们兄弟三人,哥哥大我八岁,给南刘家扛活,一年挣60元钱,后来给学堂当伙夫,借此能学点文化。我十岁上学,开始还是私塾.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后改制为官办小学,我编入二年级。那时的学习优劣以识字多少为标志。字认得多了可看唱本,唱本多是合辙押韵的鼓词说唱本,如《黛玉悲秋》、《昭君出塞》和《忆真妃》等;字识得多了可以看《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榜》等,不但自己看,还得说唱给不识字的长辈听,这就是农村的文化生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小学课程设置有《满语》(也就是语文)、《日语》、《自然》、《算数》、《修身》 (相当于政治课)、《图画》、《音乐》和《体操》。我*感兴趣也比较擅长的是图画,也许是母亲的遗传基因吧,母亲在农村是把巧手,会描鞋帮袜底和兜肚的花样。我在童年时期就显露出对美术的爱好,先是用秫秸棒棒扎小人、扎房子,后来从剪纸发展到画画。
儿时的家境,使争强好胜的我的心理受到很大的压抑。小学生统一做“操衣” (即校服),我家没钱做不起,集体活动如运动会都不能参加;做手工,画图画都买不起纸。离火车站20里看火车去,母亲给了卖薅草挣来的5分钱让我买烧饼,我宁可挨饿节省下来买了5张画片。10岁之前拾柴、放猪,是一个十足的乡村牧童。
“穷搬家,富迁坟”。我12岁那年全家搬到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从此才进入比较正规的县立国民优级学校三年级。开鲁这地方曾一度作为兴安西省政府所在地,整体文化水平比我原籍农村要高得多,同时我在班级还是*穷的学生。班主任白瑞霞是位好老师,在这个学期中,不但免除了我的学费,课本、文具的费用也全由她个人包下了,上哪找这样的好老师呢?
当时有一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我和班级里几名要好的同学结拜成干兄弟,其中有一名叫李耀东同学的父亲(我称呼为“干老”)是一位作家,笔名“土丁”,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次干兄弟李耀东拿一张报纸给我看,那上面有他写的一首新诗。这对我震动很大,在他的怂恿下,我也试着写作,因为有干老的指导和修改,以“晓风”为笔名的我的诗作,也在当时的《开鲁新报》副刊“绿原”上刊登出来,这对于还在读小学的十几岁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可惜那一篇“处女作”没能保留下来。此后又连续发表了几篇,当然那也只能是些极为粗浅的吟风弄月之作,根本谈不上什么思想性和艺术性。但它毕竟打破了写作的神秘感,将我领到这条路上来,诱导和启发了我对文学艺术的志趣。
在开鲁,有几位爱好文学艺术的人,经常在干老家聚会,谈论一些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今天回想起来,这些人的思想都是很进步的。我作为年龄*小的一名也忝列其中。“近朱者赤”,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受益匪浅。当时关于鲁迅、冰心、茅盾、巴金和郭沫若的书,我似懂非懂地也读了一些。在这个小团体里还有一位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蒙古人包勒超鲁,他当时任兴安西省政府弘报室署官,是当时**的画家之一。我拜他为师学习绘画,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正规的美术技法。
这些人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陶潜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我生在旧社会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不像现在的小孩,能够从小接触到这么多的知识。实际上我只念了五年书,辍学后做过小工,当过夫役,也当过学徒。给当时日本官员家烧澡塘子.打扫卫生,日本太太上街由我来背孩子。总之,为了生活,只要能赚钱,什么低三下四的活都得干。即使穷困到这个份上,我也并没有放弃自学。自学《古文观止》,一边查字典,一边看注释,强迫自己背诵,至今还能背出一些。临摹《芥子园画谱》,想当二名画家;看郑振铎的《欧洲古典建筑》想当一名建筑师;读郭沫若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和《青铜时代》,使我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本《千家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笔下祖国的美好河山,令我想入非非,萌生了要去遨游的念头;田园诗、边塞诗和山水画所播下的“种籽”,使我对祖国的壮丽河山心驰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