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伟人不流鼻涕
三张头等舱机票
亚诺什·斯塔克提着大提琴笔挺地走上台。斯塔克是笔挺的,大提琴也是笔挺的。斯塔克向观众缓缓鞠躬,大提琴也向观众缓缓鞠躬。感觉中,斯塔克与大提琴其实是一体。在人前,一个是斯塔克,一个是大提琴。在人后,斯塔克就是大提琴,大提琴就是斯塔克。
斯塔克是美籍匈牙利大提琴家,世界公认的20世纪*伟大的音乐家之一,有大提琴王之称。这次专程到中国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免费演出,只要求给他三张头等舱的机���。当然,一张是他的。一张是钢琴家的——他说一定不能讲伴奏,是合奏。那么第三张票给谁的呢?
那把大提琴。
那把大提琴是1705年制造的。斯塔克是1924年出生,提琴的年龄比他大200多岁。当提琴终于投入斯塔克怀抱的时候,提琴觉得眼前这个人,她已经等了他200多年了。从此他们形影相随。斯塔克坐头等舱,大提琴一定坐在他身旁的座位上。不过,斯塔克要是去爬长城,那怎么办?
演奏钢琴的希吉尔·内律基,是造诣极深的美籍日裔钢琴家。当他的手指在琴键上滑动时,立即激扬起我体内生命的河流,涌向我的眼睛,我满含着泪水,感觉着一种痛苦的甜蜜。我小时上海老家的附近有一幢高楼,高楼的有一个窗口天天飘落下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并不熟练的,我想是一个与我一般大的女孩在习琴。妈妈老是说我要是能弹钢琴就好了,因为我手指长,五指可以分得很开,生来可以在琴键上“纵横捭阖”。更因为我喜欢钢琴,说不出来地喜欢。虽然明明知道那从天上飘落下来的音乐与我无缘,当教师的爸爸妈妈月薪只够维持全家的生计。这次来听音乐会,在大厅里碰到一位女友带着她的10多岁的女孩。女友快人快语地说女孩上**中学了,她一高兴就给孩子买了架钢琴。“买了架钢琴”,这句话顶多用了一秒钟疾驶而过。这项消费在今天有独生子女的家庭早已不是新闻。尤其那女孩儿品貌出众叫人爱得不行。音乐,毕竟需要经济载体的依托和文化氛围的熏染。
这次北京国际音乐节,比起追星族在流行歌星演唱会上的狂热疯魔,钢琴独奏会还是如那琴键—般冷清。想到音乐家从台上看座位空落的观众席,真如’缺了很多牙的口腔。我便想去音乐厅“补”上一颗“牙”。我正在远郊参加会议,只能赶回来看15日那*后一场大提琴演奏。我与作家们说此事,一下鼓动起连我共17人要去音乐厅“补牙”。然而我险些搞不到票。因为,不知为什么*后一场演奏会突然火爆起来。是不约而同的“补牙意识”?是斯塔克的魅力?
是斯塔克用弓弦拉出了贝多芬、舒伯特、德彪西、勃拉姆斯,还是大提琴拉出了斯塔克?乐声中,他和琴交融为一体。那琴,不是搁上他的左肩,而是从他的左肩长出来的。琴端支在地上,便是他生命的支点。胳臂与弓长在一起,胳臂也是弓。拉到激越处,大提琴向前或向侧伸出穿着黑皮鞋的左脚或右脚。我甚至不会想到这是斯塔克的脚。他整个人,尤其是脸部,如木制提琴那样庄重而不带表情。斯塔克的世界里,只有E小调奏鸣曲、D小调奏鸣曲,没有一个杂音。
不,有了杂音。或许别人听不到,但是斯塔克的耳朵受到了刺激。有些观众在照相,按动快门的声音刺进了亨德尔主题变奏曲。曲毕斯塔克进幕后不悦。工作人员急向观众们递话:不要拍照,不要拍照。我们的观众太少这种场合下的经验。观众感谢这文明的提醒,歉疚刚才的失礼。如果说,变奏曲演完时观众报以热情的、恰如其分的掌声,那么,当斯塔克从侧幕复出时,观众们报之以加倍的掌声,向斯塔克致歉致礼。
演奏结束,十几个观众奔上台向斯塔克和希吉尔·内律基献花。掌声变成整齐而有节奏的要求。终于加演了一曲,可掌声还是经久不息、不依不饶。
斯塔克,原来你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知音。我从这掌声中,听到音乐的希望,看到我女友那刚买了钢琴的女孩在这噼噼啪啪的掌声中,在这噼噼啪啪的春雨中向上成长。这掌声一发而不可收拾,可以叫再冷静、再理性的人为之心动的。何况一位音乐家?音乐使人类相通。斯塔克提着大提琴又上场了。这次是一人独奏,无伴奏奏鸣曲。当*后一个音符从弦上落下,那弓还平行地横在琴上,那右手还那么悬着,那左手也还长在弦上,那音符还没从斯塔克心中落下。亚诺什·斯塔克便成了一座雕像,在缓缓落下的音符中升华。
什么时候,我们还能为斯塔克准备好三张头等舱的机票呢?时值中国文化的立春
“看漂亮女人一眼,记大过一次。”
蒋介石日记。
潘耀明笑:是不是故意写给宋美龄看的?
一桌人都大笑起来。
这句话蒋介石到底是婚前还是婚后写的?我问。
婚前。
我不记得是谁回答我的。席间所以讲起蒋介石,是因为坐着杨天石。这石不是那石,但是这石研究那石。有谁说起杨天石为了看有关蒋介石的材料,光是斯坦福大学就去了三次。
杨天石是梦溪的朋友,我很早就见过的。非常中国非常知识非常中国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有一种感动叫做勤勉,有一种感动叫做谦和。多年不见了,我奇陉他怎么变得气色这么好?眼神那么有力度?后来散席时,又觉得他好像不是回家,而是回到三四十年代。这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专家,戴着电视剧《新上海滩》里徐文强式的礼帽,穿着徐文强式的长大衣,我说,《上海滩》再要重拍,徐文强那角就是你了。
杨天石只淡淡一笑,自然不理会我这种狗仔队式的语言。而我在2008年1月,看到了“士”的气象,中国的“士”。
复古和流行,都是时尚。
这一桌,有“徐文强”,还有海德堡有枫丹·白露。后两者是楼盘的名称。
是在座两位教授住的商品房。几年前在宁波,我偶遇北大教授谢冕。他说及他搬家了。我说搬哪?他非常惭愧地说:海德堡。他说明明在北京,怎么就起了这么个名字呢?这回我一见谢冕就想起海德堡。他连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以前他写文章,常常在文末写上:写于什么什么地方。现在不敢写了没法儿写了,总不能说写于海德堡吧?
不过,谢冕每次“不好意思”的时候,两颊喷红,一脸高兴。我们的北大教授,不仅能住北大的房子,还能住进“海德堡”,还有“枫丹·白露”,还有还有还有。
今天这桌十几个人,北大教授是大半壁江山。袁行霈、汤一介、乐黛云、严家炎、谢冕、严绍*、钱理群。袁行霈对梦溪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严夫人晓蓉的新著《水咬人》的出版座谈会上。再上一次,他说是梦溪到北大演讲,他带着女儿去听。
我很惊讶袁先生的记忆力,尤其感慨他的若谷虚怀。梦溪的师友大都在北大,总讲起这个那个教授讲课怎么有风度,侯仁之、吴组缃是他极称赞的,还有就是袁行霈。袁先生携爱女去听演讲,梦溪感到很是惶恐,现在已是**文史馆馆长的袁先生说,你讲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不能不去。而梦溪在北大这些师友面前,在浩瀚的中国文化面前,实在还太小,他给汤一介、乐黛云打电话,常以“小弟”自称。
中国的“士”,曾经很大,因为可以“不治而论议”。后来很小,小到“不治”也不“论议”。再后来,又开始大了一点。譬如,可以写文章在香港发表了。但是寄稿子很慢,发传真么,那时个人哪有传真机?梦溪写了稿,就跑到三联书店找沈公帮忙。几次下来,当时三联的老总沈昌文笑他:梦溪真是个书呆子,怎么不知道发传真是要花钱的?
直到潘耀明送给梦溪一台传真机。那时我的想象力怎么就这么低下一我都没有想象过,后来北京的商场里也会有传真机?莫非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匮乏是成正比的?
乐黛云说,前不久她去看望季羡林先生,季先生问起我,说我的娃娃是做得*好的。我太高兴有我尊崇的、我喜欢的季先生这样的知音。但我也很清楚,在买不到传真机的年代,我不会想象到我还会做洋娃娃的服装,我还会一口气设计一百套服装。
望着这一桌的北大,我又想念那*大的一位北大一季先生。有一次我在香港机场买到一只特别健壮精神的娃娃,穿着粉色浴袍,搭着浴巾,拿着牙刷。后来我“忍痛”送给了季先生,内心里希望这只娃娃给他带去健康。再后来,我再去看望季先生时,看到他的病室做了一次大整理。我立刻寻找我那粉袍娃娃,哦,在,在玻璃柜里。我放下心来。我想她和季先生,会“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借用童话结尾的常用语)。
季先生,越是高寿,认识他的价值的人越多。季先生的学问越做越深,季先生的文章越写越好。不过,季先生就是季先生,现在是,过去也是。崇敬季先生的人与时俱进,首先不是因为季先生的增值,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增值。
散席时不知谁说,今天是立春。
后来,晚上从电视里看到,顾长卫、蒋雯丽的电影《立春》,因为暴风雪,影响了拷贝运送,不能按期于今天上映。《立春》安排在立春这天公映,本来是一种精心,一种聪明,一种*佳设定。但是谁能预测到立春前会有暴风雪呢?
不过,暴风雪过后,就会立春了。
今天这半壁北大,都有在“五七”干校种稻的经验,曾经戏称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终于这些国宝级教授无须需种稻子了,只需种学问了。奥运会顾问汤一介先生,更把学问种进奥运会了。
立春了。
这次本是刚巧碰上了立春。潘耀明从香港赶来北京,昨天看望*大的北大季先生,今天会聚众学人,是为了一本开始筹划的刊物,叫做《国学论衡》。潘先生,可以说是一座文化廊桥,华人世界有点影响、很有影响的作家,全是他的朋友。他一个人便是一部当代文学史。我每次离港时,总和梦溪感动于耀明兄的敦厚,而且觉得他天天有那么大的承担,我们总是又增添了他的承担。终于今年元月他辞去了明报出版社总编的职务,只做《明报》这本刊物了,应该稍好一些。偏偏立马要办一本一年四期的学术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