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 关于定位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诗歌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或诗论家像胡适这样长期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由于胡适的积极探索,大胆尝试,以白话作诗的“神话”终于在二十世纪初的华夏大地得以实现。人们由此公认,“胡适是白话诗的开拓者和倡导者”,胡适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敢于向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旧体诗词的格律挑战”,“并把中国的诗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阶段”。但与此同时,对胡适的责难也从未停止过。如新诗初年学衡派学者胡先辅在他的《评》的两万多字的洋洋大作中就把胡适的诗作、诗论贬得一文不值。新诗人穆木天在1926年更语出惊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大的罪人。”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对于胡适,不断地仍“有些学人在激愤地指斥其浅薄与误妄”。到了近十几年,有的学者在一些与胡适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中,干脆采取了不置一词、不加评说的“绕过”胡适的策略,折射出胡适在一部分学者心中日渐减轻的学术分量。还有的学者在近年来兴起的新诗百年探索的热潮中,由“当代诗歌失去读者”的话题,又一次将犀利的笔触指向了胡适。 胡适既是新诗的开拓者、倡导者,为何又被视作新诗的罪人?同一个历史人物,他在研究者心中的地位、分量为何如此差异悬殊?这其中,有无对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的误读成分? 误读是明显存在的。但除了误读及其他因素外,对于研究对象的定位不当也是导致评价悬殊的重要原因。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许多文学史家(包括抑扬双方)的阐释中,新诗是相对于旧诗而言的,新诗取代旧诗,意味着传统诗词的正统地位被否定乃至旧体诗词的被淘汰,新诗与旧诗之间是取代与被取代甚至是“臣服与被臣服”的关系。胡适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新诗取代旧诗正宗地位的倡导者”。笔者认为,这种定位其实并不恰当。它既经不起进一步的文献考证,也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它更适应不了中国诗歌研究发展的需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定位直接导致了对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评价的差异乃至某些误读现象的发生。 那么,怎样的描述才可以算是对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的*为恰当的定位呢? 笔者认为,以胡适为首的先驱者所发起的新诗运动,尽管所受的责难颇多,问题不少,但其贡献及意义仍应充分肯定。如与当时打破束缚,追求自由的世界诗歌主潮相呼应;承继并极大地张扬了我国自然、通俗的诗歌传统;体现了求新求变的文学本能等等。但其**的贡献,说到底,是为多姿多彩的中国诗歌园地增加了一个在艺术体式上迥异于传统诗词但又与传统诗歌血脉相连的新的诗歌品种——中国的白话新诗。这种新诗在总体成就上虽然无法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但作为“一时代的文学”,已在事实上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华夏子民咏物抒怀的主要的诗歌样式。不少治唐诗宋词的专家学者将中国诗的主要形式分为诗、词、曲、白话诗,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对白话新诗作为一个新的诗歌品种的认可。而胡适,便是这一新的诗歌品种的*主要的倡导者和有关理论的奠基者。 P13-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