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史要求研究者具有多种学科的素养,这是现在的情形下难于达到的,缺乏相应的知识,怎么可能做好综合性研究?各个学科的工作者联合起来,携手共同研讨,是一种好方法,但是各学科分工的关系,散布于不同的行业,目前只能从本学科的专业角度进行新史学的有关课题研讨,这很有必要,做得很好,然而对于史学研究来说,仅仅是局部成果,关键还是在于综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是各学科有计划地进行整体研究,而这在现时尚不能做到。
第三,作品中见物不见人,缺乏人物活动。新社会史、新史学的一些领域的研究作品存在着忽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倾向,计量史学,或者讲求模式的研究方法,运用公式、图表的表达方式与叙述方法,强调社会经济对历史发展作用的同时如何认识政治的作用问题,令人阅读时如同嚼蜡,索然无味,连史学工作者���内同行都说看不懂,都要硬着头皮读,这样的著作怎么能有读者,又怎么能有生命力呢?而恢复政治史、政治事件史的研究,是否会与旧史学合流等等问题的出现,似乎要使历史学失去“讲故事”的优良传统,如果失去这种传家本领,历史学将不成其为历史学,岂不是自我毁灭!史学的更新,不完全是史观和方法的革新,与此同时,表达方式方法同样是重要的,应当引起新社会史、新史学工作者的应有的重视。有的学者业已提出这类问题,是令人高兴的。如陈平原在《“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学革命”的另一面》文中强调表述方式的不可忽视,“叙事史学,文学手法是必不可少的”,“‘述学文体’值得认真经营,并非只是无关紧要的‘雕虫小技”’。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没有截然区分,前者提出更新的问题,而叙事史不会被抛弃①。 社会史,或者说新社会史、新史学的研究在历史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显学”,或被视为史学界的主流,许多高等学校历史学系开设了这一课程,然而可供作为教材的著作尚不多见。
现有的中国社会史通论性的著作,有周谷城在20世纪30年代著述的《中国社会史论》(1988年重编版),李泉等人的《中国古代社会史通论》(1996),黄宽重、柳立言的《中国社会史》(1996),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2000)等书。它们对社会史的研究与教学都发生着积极的作用,但作为高等学校的教材,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上述著作的评论,将在**章有所说明),教学与研究需要一部新的社会史教科书。
对此反映*敏锐的可能是出版机构,还在1990年中国社会史年会在成都举行期间,就有出版社找我,希望邀请几位同好编写一部中国社会史讲义,供高等学校教学使用。对这种要求我感到荣幸,但觉得尚不具备条件,不敢应承。因为社会史的研究刚刚恢复,宏观的、细部的考察均极其缺乏。而且毫无理论准备,这时候如果贸然去写带有总结性、前瞻性的高度概括性的教材,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勉强完稿,一定是极其不像样子的东西,愧对学术界和大学生。然而编写社会史概论的事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几年后的1997年,教育部拟制编写**教材规划,鉴于社会史研究的迅速进展,我遂提出编写《中国社会史概论》的设想,并被列入计划。自1998年开始,我除了通常的进行有关社会史专题和其他历史问题研讨之外,在每年春天集中阅读上一年的有关社会史的重要论著、论文,尤其关注它的理论和重大历史事象的讨论信息,并且写了几篇心得文章,陆续发表出来。如今我着手写作此书,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国内外的长足发展,有许多成果可为我借鉴和介绍;二是个人对某些专题也不陌生了,有一些现成的稿子。现在的写作,比起十几年前,条件是好得多了,当然也不是说多么成熟,而是说可以勉力为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