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化��观点。我距美国很遥远,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我来说,只要美国能成为一个黄金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确,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假如美国有什么过错,那就是和其他**的人民相比,美国有太多的人变得太富有,而富人则更容易变得有罪。形成这一理想化的美国观,是因为我接触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48页)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讲中,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干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中所逐步推进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美国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
关注亚洲,对于卢斯来说,更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中国。卢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了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到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除了谴责日本,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日本提供的贷款。对此,卢斯不断提出批评。他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卢斯与父亲路思义之间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这**,卢斯和夫人在纽约寓所吃午餐时,传来了珍珠港令人震惊的消息。卢斯立即前去编辑部指导即将付印的《时代》、《生活》的修改。与此同时,他给父亲打去电话。路思义当时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波士顿。路思义年届73岁,且重病在身,但他仍为听到这一消息而激动。为中国的缘故,他和儿子一样,对美国现在向日本宣战而舒一口气。他说:“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我们的意义。”
路思义当天晚上逝世,死在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
虽不是传教士,卢斯却是虔诚的基督徒,卢斯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有时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蒋介石、冯玉祥,在20年代《时代》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更加吸引了卢斯的目光。19、20世纪之交时,父亲以传教士身份出现,孜孜不倦于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卢斯则在20世纪20至50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也许他对中国终于出现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强人而兴奋。在幻想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他无疑还是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冷战期间,卢斯一直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即便在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予以关注,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不过,这却是*后一次。
卢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卢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紧张状态,推进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组织起来的*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10年的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共产党中国的生活水准。卢斯的计划包括制定一份妥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又能与共产党中国调和。卢斯关心的是共产党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对待过他的建议。(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67页)
1948年之后,卢斯本人关于中国的谈论或写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同意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卢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做过一次演讲。他回忆说: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展。当我在耶鲁大学念书时,学校里只有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20多位亚洲专家。而今天,据亚洲学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会成倍增长。(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