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也叫《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西汉戴圣编纂，今本为东汉郑玄注本。有《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中庸》、《大学》、《乐记》等共49篇。大体是孔子弟子、再传弟子及其三传弟子等所记，也有讲礼的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参考书。其中《中庸》、《大学》与《论语》、《孟子》被南宋朱熹合为“四书”。《礼记》有东汉郑玄《礼记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
《中庸》，《礼记》中的一篇，相传是战国子思所作。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高标准，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说法，以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大学》，《礼记》中的一篇，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目。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礼乐文化传统。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了周代，礼乐文化达到了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周代****的生活集中体现了礼乐文化的精神，他们的言谈举止、周旋揖让之中充满了优雅的气质，他们所使用的青铜器、玉器、席子等器物则体现了他们积极的审美追求和敏感的审美意识。周人创造的礼乐文化为诸子百家之学的勃兴提供了足够的文化资源，也为后世两千多年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礼记》集中记载了周代**的生活状况和礼乐文化传统，并与《周礼》、《仪礼》一起被称为“三礼”。《周礼》主要是对周代官制和政治制度的记录，《仪礼》主要记载了冠、婚、丧、祭、饮、射、燕、聘、觐等礼仪的具体仪式，而《礼记》不仅有对各种礼仪规范的记载，还全面阐释了各种礼仪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对古代以来的制度或有说明，或有新的解释，是对礼的内在精神的表述和弘扬。《礼记》是研究先秦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礼记》的成书过程极为复杂，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把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礼记》主要是对《仪礼》的解释，因此而得名。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东汉学者郑玄给《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之后，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唐代《礼记》和《左传》一起被列为大经。到了宋代，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礼记》的重要性也超过了《周礼》和《仪礼》，成为广为传播的礼学著作。
有关《礼记》作者和年代的争论也旷日持久，长期不能定于一说。总体来说，《礼记》并非一人一时所作。它的主体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是对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的记载和阐释。秦汉时期又不断经过补充和完善，渗透了不同时代人们对礼的理解，因而在内容上显得十分庞杂。《礼记》四十九篇的作者，有文献明确记载的很少，故多数难以一一指实。
《礼记》四十九篇，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根据各篇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通论学术及礼义的，有《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礼器》、《礼运》、《大传》、《学记》、《乐记》、《经解》、《坊记》、《中庸》、《大学》等篇。其中《王制》历述**颁爵制禄、封邦建国、设官分职、朝聘巡狩、教化刑禁、述职考绩、征税贡物、选拔官吏、学校教育等方面的制度，颇似一篇完整的施政大纲；《月令》记载了每年十二个月的天象特征和物候变化特征，天子在各月所宜居住的处所、乘用的车马、以及服饰、饮食、所当实行的政令等方面的情况，体现了顺应时令的生活理念；《文王世子》讲述太子的教育问题及有关教育制度、人才选拔的办法等；《礼器》论述了礼对修身养性的重要性，礼与天地四时的关系等问题，并指出行礼要与所用器物相称；《礼运》借孔子之口对礼的起源、发展演变、制礼的根据，及礼的运用等问题进行了论证；《大传》杂记宗法制度；《学记》是我国*早的系统记述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育理论的著作，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记载了古代大学的教学礼仪，总结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教学经验；《乐记》是我国*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提出了“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的重要观点，讨论了乐和礼的不同作用，以及礼乐的社会影响等问题；《经解》解说了《诗》、《书》、《乐》、《易》、《礼》、《春秋》等六经在教育中的不同目标，记述了天子之德，以及设置朝觐、聘问、丧祭、乡饮酒礼、婚礼等礼仪的不同目的；《坊记》记述子思有关怎样防范人们违德失礼、不忠不孝、犯上乱伦、贪利忘义的言论；《中庸》指出中庸之道就是顺乎天性，坦坦然的为人处事之道，就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大学》指出学习所要达到的*高境界，“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指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强调了君子必须诚意、正心地修其身，才能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二）记述古代制度礼俗，并加考辨的，有《曲礼》上下、《郊特牲》、《内则》、《玉藻》、《明堂位》、《丧服小记》、《少仪》、《丧大记》、《祭法》、《祭统》、《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深衣》、《投壶》、《丧服四制》等篇。其中《曲礼》上、下篇所载大多是礼的一些微文小节，如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等；《郊特牲》主要讲了郊天祭和社祭的情况，并对祭祀中陈设的祭品及其象征意义做了较为详细的阐发；《内则》记述了家庭生活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如何侍奉父母、孝敬公婆，日常生活中如何盥洗，饮食如何搭配等等；《玉藻》记天子和诸侯的衣服、饮食、居处及夫人、命妇的服制等情况，从《礼记》中可以了解古人的名物制度，而此篇所载*为详细；《明堂位》记述周公于明堂朝诸侯之位、虞夏殷周四代礼乐服器和职官的延续情况；《丧服小记》杂记丧服制度，涉及宗法制度和庙祭制度；《少仪》类似《曲礼》，记琐碎细小的礼仪，如记载了相见、宾主交接、洒扫、事君、侍食、问卜、御车等方面的礼仪；《丧大记》是一篇杂记国君、大夫、士丧礼的文字；《祭法》记述祭祀的方法、对象、场所、原则及祭祀制度、立社制度等问题；《祭统》从多方面来论述祭祀的意义、钟鼎铭文的性质、内容和意义等；《奔丧》记身在异国他乡如何回家奔丧之礼；《问丧》记有关父母入殓、送葬、虞祭等方面的礼仪和殓、袒、拄杖的意义；《服问》记丧礼服制的有关问题；《间传》记服丧者在外貌、语言、衣服上的表现及有关丧服之礼；《三年问》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记述了为父母服丧三年的原因；《深衣》记深衣的形制、意义和用途；《投壶》专记投壶礼；《丧服四制》记述古代丧服制度所据以制定的四项原则，即恩（亲情）、理（义理）、节（节制）、权（权变），并将其同仁、义、礼、智四种德行结合起来论述。
（三）阐释《仪礼》各篇的，如《杂记》、《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祭义》等。其中《杂记》上、下篇杂记诸侯以下至士之丧事，可补《仪礼?丧服》、《士丧礼》之未备；《冠义》专释《仪礼?士冠礼》；《昏义》释《仪礼?士昏礼》；《乡饮酒义》解释乡饮酒礼的意义；《射义》解释射礼的意义；《燕义》专释《仪礼?燕礼》；《聘义》专释《仪礼?聘礼》；《祭义》记述怎样通过祭祀来体现孝悌观念。
（四）杂记孔子和他的弟子或时人的问答的，如《檀弓》上下、《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表记》、《缁衣》、《儒行》等。其中《檀弓》上、下篇主要讨论的是有关丧葬的礼仪规范；《曾子问》是曾子与孔子就丧礼与祭礼出现特殊情况时处理办法的问答之辞；《哀公问》是鲁哀公与孔子的问答之辞，内容主要为问礼、问政等；《仲尼燕居》是孔子与弟子谈论礼的问答之辞，阐明了礼的内容、本质、作用和行礼的重要意义；《孔子闲居》是子夏和孔子讨论**之德的问答之辞，阐述怎样的人才是老百姓的父母，以及君子必须具备的品德；《表记》记述君子行事的根本、仁与义的相互关系、仁和义的要素、虞夏商周的政教得失、事君之道、待人之道等；《缁衣》围绕君臣之德、君臣之道和君臣关系来谈论治国之道；《儒行》是孔子论述儒者德行的言论。在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后学的不同派别的思想观点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由此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
二
《礼记》文字简洁、文风典雅，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是研究文论史、美学史、艺术史的宝贵资料。研究《礼记》的文章和专著汗牛充栋，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的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认为，《礼记》是了解先秦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通过《礼记》的学习，可以对从西周到战国时期的文化现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对周代**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精神追求有一个初步了解，从而也对礼乐文化精神有所认识。下面我们将从生活活动的状况、器物状况、思想观念、周文化的衰微等四个方面来对《礼记》的文化价值予以简单梳理。
（一）《礼记》中记载着周代**的生活方式。《礼记》中广泛地记载了先秦时期古人的生活活动状况，尤其是记载了周代**的生活状况。周代**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礼乐文化，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礼乐文化逐渐消亡了。时隔几千年，《礼记》成为人们了解周人生活活动，尤其是了解周代各种礼仪和**日常生活基本情况的重要渠道。
《礼记》对冠礼、婚礼、朝聘礼、乡射礼、丧礼、祭礼等礼仪程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燕义》篇记载了周代诸侯燕饮之礼的主要礼节，从君立阼阶之东南欢迎卿大夫的到来，到燕礼上设宾，宾入中庭，主人降一级台阶揖请宾入内，再到行旅酬礼等主要仪节都有记载。再如通过《乡饮酒义》，我们可以了解到周代乡饮酒礼的基本仪程，首先是主人到宾的家里去约请宾，等到行乡饮酒礼的那**，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然后与宾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堂。行饮酒礼时，有盥洗扬觯、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等礼仪环节，之后还有乐工升堂演奏乐曲的礼节，*后是脱屦、升堂、行无算爵。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对周代**的生活活动，尤其是对周代礼仪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礼记》不仅对严肃、庄重的礼仪的仪程有所记载，而且也记载了**日常生活的状况。如《曲礼下》记载“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使我们知道国君平时的生活中也佩着玉，大夫平时的生活中总是悬挂着乐器，士日常的生活中总是有着琴瑟之乐。而《少仪》记载着周代**日常生活中侍坐于尊长者“弗使，不执琴瑟，不画地，手无容，不翣也”；为君子择葱薤“绝其本末”等细小的行为规范。《曲礼》、《内则》等也都是**日常行为规范的记载，如吃饭时不要啃骨头，不要吃出过大的声响，尊客前不要叱狗，让食不唾等细微的行为规范。《玉藻》记载着**的仪容要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这些具体而细微的行为规范，周代**才成为举止文雅、谈吐规范的谦谦君子，周代**的人格魅力才给后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二）《礼记》中记载着周代器物的基本状况。《礼记》中有许多有关周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尤其是周代**所使用的器物状况的记载。如《明堂位》中记载着季夏六月在太庙祭祀时所用的酒器有牛形的牺尊、象形的象尊、刻有山云图案的山罍，还有用黄金镂饰着眼目形图案的酒尊。祭祀当中舀酒灌地用的是柄为玉圭的玉杓。荐献食品用的是有玉饰的豆和加雕饰的笾。国君献酒用的是刻有图案的玉盏，诸臣加爵时用的是以璧玉装饰杯口的璧散和璧角。祭祀中的礼器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体现了周代器物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祭祀时所用的各种酒器、**各种礼仪中的服饰、丧礼中的棺椁装饰等，集中体现了周代**的审美理念，但在当时，这些器物首先是作为**等级的标志而存在的。如《礼器》篇记载着**举行宗庙祭祀时所用礼器的情况：“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意思是诸侯在宗庙举行祭礼时，尊贵者用爵、觯等酒器，卑贱者用散、角等酒器。酒器中蕴涵着尊卑贵贱的观念，这是周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在周代**的生活世界中，器物具有手段的意义。正如《乐记》所说：“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意思是钟鼓管磬、羽籥干戚、簠簋俎豆等器物的价值在于传达和乐的精神，在于确定上下尊卑的社会等级观念。
但是，周代**的等级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成为昨天的历史，器物中所蕴涵的审美观念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如《玉藻》记载了各级**的服饰制度。就冠冕来看，“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冠的世界。而“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的记载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精致的美玉的世界，玉的美不仅体现为玉的质地之美，甚至，连穿玉佩的组绶也散发着迷人的光彩。细心体悟还可以从《礼记》中读到许多有关器物之美的记载，虽然时隔千年，还是可以隐约感受得到周代**那细腻、敏感的审美心性。
（三）《礼记》中保留着周人的思想观念。更值得关注的是，《礼记》较为集中、全面地为我们保留了周代**的思想观念。《礼记》作为对《仪礼》等礼书的礼义精微的阐发，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礼的根据、礼的渊源关系、礼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论述。由于有对礼的精神价值的发掘，礼不再只是呆板的外在形式。《礼记》中所阐发的思想观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礼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标志，是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曲礼上》指出：“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段话阐明了礼对人的重要意义。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是因为人的生活中有礼作为行为规范。礼能够消除邪恶，增益美的品质。人有礼，就像竹子有皮，松柏有心一样。
具体说，礼对人的提升表现为礼使人的本能欲望得到了节制。《乐记》指出：“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备酒祸也。” 因为一献之礼中，献、酢、酬的每一个仪节中，主人和宾要进行取爵、下堂洗爵、辞降、辞洗、奠爵、执爵、或坐或兴等许多具体细小的仪节，每一个细小的仪节，宾主都须互行拜礼，所以一献之礼的进行过程中宾主之间要行��许多多的拜礼。在百拜之礼中得到升华的是人的敬让观念与和乐的文化精神，受到**的是对酒肉的本能欲望，所以礼仪中终日饮酒而不得醉，也不会产生放纵欲望所造成的各种祸患。《聘义》中记载，天刚亮就开始举行聘礼，太阳接近正午正礼才能完成，在举行礼仪的过程中，即使酒已经澄清了，人们已经口渴了，但也不敢饮；即使肉已经放干了，人们已经饥饿了，但也不敢吃。天色已晚，人们已经疲倦了，但还得端庄恭敬，不敢有懈怠之意。礼可以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终可以达到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的目的。所以说，礼可以将人从本能的状态提升到一种理性生活的状态，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礼是君主进行社会治理的权柄，有了礼就可以建立起稳固的政权。
第二，《礼记》反复论证了礼的根据在天，礼是对天和自然法则的仿效。天既是指天空和大自然，又是指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还是指冥冥之中的一种统治力量。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是主要的生产活动，纺织、渔猎、森林砍伐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这种经济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与天地、日月、山川、风雨、时令等自然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也深感自然的神奇和伟大。天和自然在周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是礼存在的根据。《礼运》讲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郊特牲》讲地载万物，天垂象，各种礼仪都要取财于地，取法于天。人们认识到天地的意志是不能违抗的，违抗了天地的意志就有可能受到惩罚，而礼是对天理的仿效，所以礼也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因而人们努力达到与天理的和谐一致。天子在南郊祭天时，身穿绣有日月星辰图案的滚龙礼服，头戴有十二条玉串装饰的冕冠；用来祭天的车旗上点缀着十二条飘带，画着日月图案，这都是对天道的遵循。《礼器》篇讲“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也是对自然规则的遵循。《月令》的核心思想就是根据天和自然的时令变化来安排人间的生活，以达到顺应天地自然，与天地合一的境界。
这种效法天地的思想还表现为对阴阳平衡的关注。《明堂位》记载在太庙祭祀先祖时，国君身穿画着弯曲的龙形的礼服，头戴冠冕，立在东边的阼阶上；夫人梳着搀有假发的精美发髻，插着附有玉饰的发簪，站立在堂上北侧的房中。夫妻和谐是阴阳和谐的突出表现。祭礼中，鼎俎数为单数，笾豆数为偶数，也体现着阴阳之义。因为鼎俎是用来盛牲体的，牲体为动物，属阳，故用奇数；笾豆是放置植物的，植物属阴，故用偶数。祭祀中夫妇的共同参与和鼎俎笾豆的数量都是对天地阴阳观念的体现。
中庸之道的实质也是对天理自然观念的遵循和效仿。中庸之道就是顺乎天性，坦坦然的为人处事之道。喜怒哀乐等情感没有流露出来的时候，称之为中；流露出来又能顺应自然之理，称之为和。如果能达到不偏不倚、尽善尽美的中和之境，天地就会运行不息，万物就会生生不已。只有天下*真诚的人才能达到这种中和的境界。而真诚的心态又是*自然的人生状态，即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以诚挚的心性达到中和的境界，就完全展示了自己的天性，也就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了。所以说礼是天和自然的运行原则的延伸和体现。
第三，对精神存在的重视。在周人的观念中，精神的安顿远比肉体的安适更加重要。《曲礼下》指出，国君将要营建宫室，首先要兴建宗庙，其次建造马圈和库房，*后才是建造居室。大夫家里的制造，首先要考虑的是制作祭祀的礼器，其次是搭建豢养祭牲的地方，*后才是置办生活器用。君子即是再贫穷，也不能出卖祭器；即使再寒冷，也不能穿用祭服。可见个人肉体的安适是次于精神的安顿的。《乐记》记载大飨之礼，崇尚玄酒，在俎上放置着生鱼，大羹不用盐梅等佐料调和，也是因为大飨之礼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口腹耳目之欲。
人生来本是纯净的，没有欲望的，但感受外物后便有了欲望，有了善恶之心。如果爱好和憎恶在心中没有适当的节制，人的天性就灭绝了，人们有可能放纵自己的欲望。先王为了防止人欲横流而酿成大乱，所以制礼对人的本能欲望加以节制。丧服的等次，哭泣的礼数，是用以节度丧事的。设置钟鼓和作为舞具的盾牌、斧钺，是用来协调燕乐的。男子成人加冠、女子成人加笄的典礼，是用来彰明男女各自的本分的。射礼、乡饮酒礼、食礼、飨礼，是用来规定人们交际接触的。所以说重视精神的安顿，对个体的欲望适当限制，这是贯穿周礼始终的思想。
第四，崇尚文饰美和古朴美。可以说周人对美的追求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文饰之美的追求，如**的服饰、礼器、车马饰，乃至礼乐等都是对生命自然状态的文饰。总体来看，周代**非常注重各种器物的文饰和行为本身的文雅大方。许多礼节本身并没有实用价值，其目的就是为了显示人的风度和气质。另一方面周人又表现出对古朴自然之美的崇尚。所谓礼就是为了使人返其本性、遵循古制、不忘其初制定时的本意。礼中用醴酒、玄酒是为了提醒人们不忘古昔。礼中割刀和鸾刀并备，而且鸾刀尊于割刀，也在于提醒人们不忘本初。使用蒲席、朱席安适，而祭天礼中却铺用谷物秆编制的粗席。祭天时在坛下扫地面举行正祭，使用陶器和葫芦做的器皿进行祭祀，象征着对天地朴素自然本性的遵循。同样，在祭天大典中，用没有雕琢的大圭，用没有丹漆雕几之美的素车，这些都体现了崇尚质朴之美的思想。
第五，礼乐文化精神。从出土文物和各种文献资料看，音乐在周人的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周代也已经拥有了非常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礼记》对周代礼乐文化的盛况和有关音乐的美学思想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乡饮酒义》中记载：“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略知礼仪用乐的基本情况。事实上，不仅在重大的典礼中音乐有着重要意义，就是天子在日常饮食时、在沐浴结束时，也都要有音乐伴奏，以颐养性情。在周人的观念中，礼和乐不可分割，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体系的内在结构，但礼、乐的作用不同。礼重在区别贵贱尊卑，乐重在形成一种和乐的氛围，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只有礼乐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和乐有序的社会秩序。
此外，周人认为，钟鼓干戚、黄钟大吕、以及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等都只是礼乐的外在形式，礼乐的价值在于它所传达的和乐精神和所完成的社会教化目的。《郊特牲》中讲到，朝聘的贵宾进入庙门，演奏《肆夏》之乐来迎宾，是为了表示和悦、尊敬。主人引宾升堂，酌酒献宾，宾受爵饮毕，拜谢主人，主人答拜，音乐正好停止。礼仪和音乐的美妙配合令人叹为观止，但音乐的目的在于传达和乐有序的礼乐精神。所以说，礼乐文化，就是通过和乐的、易于为人们接受的文化形式，实现社会治理和统治的目的。
（四）《礼记》记载着礼崩乐坏的具体情况。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当时在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领域中存在着各种频繁而剧烈的矛盾冲突，《礼记》就产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总体来看，《礼记》以明确的态度维护礼乐文化，而对违背礼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尖锐地批判。所以从《礼记》中，我们可以深感转型期社会的急剧变化，也可以对春秋战国时期礼乐衰败的趋势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如《郊特牲》篇中记载：“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赵文子始也。”庭燎之百，指的是庭中设火把为来朝的臣子照明，因名火为庭燎。按礼，天子用百燎，上公用五十燎，侯伯子男用三十。齐桓公是诸侯，而僭越天子之礼，在庭院中设置一百个火把。《肆夏》是天子迎接来朝诸侯时所奏的礼乐，作为大夫的赵文子竟然也演奏《肆夏》了。《礼器》篇记载齐国的大夫管仲在盛饭的器皿上雕镂花纹，用红色的组带作为冕带，将宫室的斗拱雕刻成山形花纹，在短柱上绘着水藻作为装饰。管仲的这些行为都是对天子审美特权的僭用。再如四面悬挂着乐器，那是天子用乐的等级，诸侯只能三面悬挂乐器，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也开始四面悬挂乐器了。从这些事件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周礼衰微的状况。
正如前文所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切入进行研究，就会从《礼记》中获得不同的收获，本文只是泛泛地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对《礼记》做了粗浅分析。但仅从以上几个方面的简单梳理中，我们大致也能感受到《礼记》为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了解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生活方式、了解礼乐文化精神提供了****的重要资料。希望以上的分析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研究和注解《礼记》者代不乏人。汉代有郑玄《礼记注》，唐代有孔颖达《礼记正义》，南宋有卫湜《礼记集说》，元代有陈澔《礼记集说》，清代有朱彬《礼记训纂》、纳兰性德《礼记集说补正》、孙希旦《礼记集解》等，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礼记》研究景观。我们这里选注的原文主要依据孙希旦《礼记集解》，同时也广泛参阅了王文锦《礼记译解》、杨天宇《礼记译注》等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并体现出《礼记》的文化特色。
《礼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重要参考书，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但是其中也有许多思想已经过时，甚至是封建性的糟粕，在阅读的过程中当然要注意予以鉴别，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在《礼记》中也有些地方逻辑关系不够明晰，有些地方文字错讹。但是若能以客观辩证的态度去阅读，透过历史的尘埃，定会发现《礼记》依然散发着熠熠的辉光，有着耐人寻味的魅力。

前言
曲礼上
曲礼下
礼运
礼器
郊特牲
玉藻
明堂位
少仪
学记
乐记
经解
中庸
大学
冠义
昏义
乡饮酒义
燕义
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