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一般情况下,我乘地下交通进入国会山。一列小小的地铁从我办公室所在地哈特大楼开出,在上面可以看到沿途隧道里满是五十个州的旗帜和徽章。列车吱嘎一声停住,我踏出车厢,从忙碌的雇员、车站维护工人、偶尔可见的旅游团队中间穿过,然后搭上一间老旧的电梯升到二楼。走出电梯,通常可以发现拥挤在这里的新闻记者。我从中挤出一条路,冲着值班的**警卫打一声招呼,然后再穿过两扇庄严厚实的大门,就来到了合众国参议院的办公所在地。
参议院并不是国会山*赏心悦目的地方,但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暗褐色的墙壁衬托出蓝条纹的镶板和条纹精美的大理石柱子。头顶上高悬一个乳白色的圆形穹顶,在穹顶正中,雕刻着一只美利坚雄鹰。在供游客参观的走廊之上,安详而庄严地陈列着美国历史上前二十位副总统的半身雕像。
徐徐前行,可以看到参议院的席位由一百张桃花心木桌子呈马蹄铁形排成四行。每张桌子的上方都摆放有墨水瓶和鹅毛笔,有些桌子的历史甚至能追溯到1819年。随便打开一个抽屉,你就能发现曾经使用过这张桌子的参议员名字——塔夫特(Taft)、隆(Long)、斯登尼斯(Stennis)、肯尼迪(Kennedy),而且这些或潦草或工整的字迹皆出自于议员们之手。有时,站在参议院议事厅中,我可以想象保尔·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或者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坐在其中的一张桌子前,再一次敦促议会采纳和通过民权法案;或者是在几张桌子开外,乔·麦卡锡(Joe McCarthy)正在翻阅着长长的名单,随时准备为其中的一些名字作政治定性;或者是林登·约翰逊(LBJ),徘徊在过道上,通过游说来拉选票。有时,我也会徘徊在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经用过的桌子边,想象着他勇敢地站出来,挺立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议会旁听席和同僚们面前,强烈反对分裂势力,奋力维护联邦的完整。他的眼中闪烁着熊熊的火光。
但是这种想象不会持续很久。除了投票的短短几分钟,我和同僚们并不会在议事厅待太长时间。绝大多数的决定——包括提出什么法案,什么时候提出法案,需要做什么修正以及如何劝导反对派议员参与合作——早已被多数党**与相关的委员会主席,还有他们的同僚,甚至(这还取决于反对的程度和处理提案的共和党人的思想境界)在野民主党人士讨论决定了。当我们来到议会厅时,秘书便开始点名,参议员按序投票。其实他们都已拿定了主意——他们和同僚磋商,考量政党会议领导、院外游说团、利益集团、选民来信,以及意识形态的倾向等因素——在具体议题上早已确定了自己的立场。
这样的安排有助于提高办事的效率,自然得到那些疲于奔命的议员们的高度认可。他们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往往长达十二甚至十三个小时:他们得急忙赶回办公室与委托人见面,回复电话,还要去附近的饭店结交政治捐助者,甚至还要赶去电视台直播室做现场访谈。如果你更加留心的话,你有可能发现在众人离去后,仍然有一个孤独的议员伫立在办公桌前,苦苦思索提案如何能得到认可从而在议会上发表演说。这可能是一份提案的解释,也可能是一份有关国内新问题的全面评述。演讲者充满激情,声音慷慨激昂;他的论点——关于削减低收人家庭的福利计划,或者关于阻挠一项司法任命,或者关于能源独立的必要性——听起来也是有理有据。但是这位讲演者也只能面对几乎是空荡的议会大厅发表演说,参与者只有会议主持人,少数议会同僚,参议院主席,还有那些目不转睛的美国有线频道(CSPAN)的摄影记者。讲演结束时,讲演材料会被一位身着蓝色制服的书记员悄悄收去,作为官方的记录而保留。当这位议员走下台时,另一位议员会走到演讲席前,发表演讲,并希望得到广泛的认可。就这样,她重复前者所做的事情,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就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审议机构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倾听。
我还记得2005年的1月4日。就在这**,我和另外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宣誓就任为**百零九届国会的议员。那真是一段美丽而模糊的回忆。阳光明媚,气温也反常的温暖。家人和朋友们从伊利诺伊、夏威夷、伦敦、肯尼亚专程赶来参加我的就职仪式。当我和新当选的同僚们站在议会厅大理石讲台前,举起右手做就职宣誓的时候,他们都为我欢呼雀跃。在那古老的参议院议事厅里,我和妻子米歇尔(Michelle),还有我的两个女儿再次重温了仪式的过程并同副总统切尼合影留念(不出所料,六岁的玛丽亚很娴静地握着副总统的手,而三岁的萨莎[Sasha]却是先与副总统击掌,然后快速转过身来,面对着镜头招手)。之后,我就目视着女儿们蹦蹦跳跳,跑下国会大厦东面的台阶,她们的红色和粉色裙子随风优雅地摆动,*高法院外的白色廊柱成了她们嬉戏的庄严背景。米歇尔和我牵着她们俩的手,四人一起走到国会图书馆,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数百名祝福者,他们是冲着这**从外地赶来的,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大家互相握手、拥抱、拍照、签名留念。
一整天不停的微笑和致谢,一整天的礼仪和庆典——这就是国会山来宾的感受。也许那天是整个华盛顿特区*优雅的日子,人们都暂时停下来,集体欢呼我们的民主在继续。但是,此时的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滞息,提醒着人们此景不会持续很久。当招待会告一段落,家人和朋友们都离去以后,冬13的夕阳无力地落进铅灰色的暮霭之中,此时,游离在这个城市上空的阴影是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个**被分裂,华盛顿被分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种政治上的分裂愈演愈烈。
我们的总统大选和各种各样的数据统计无不在表明我们传统智慧的正确。但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出兵伊拉克、征税、堕胎、枪械管制、“十诫”、同性婚姻、移民、自由贸易、教育政策、环境的规范治理、政府组织的规模、法院的地位。我们不仅存在分歧,而且还带着分裂的和放纵的党派偏见,甚至不惜将*刻薄的批评抛向对手。我们在分歧的范围上存在分歧,在分歧的性质方面存在分歧,在分歧的理由上存在分歧。一切都充满了分歧:不管是造成气候改变的原因还是气候改变这个事实本身,不管是赤字的规模还是产生赤字的原因。
对我而言,这些都算不上新鲜事。长久以来,我一直关注逐步升级的华盛顿的政治争斗:伊朗门(Iran.Contra)和奥利·诺思(Ollie Noah)事件,博克(Bork)提名和威利·霍顿(Willie Honon)事件,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TThomas)和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的听证会,克林顿(Clinton)选举和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白水事件(Whitewater)和斯塔尔调查报告(Starr investigation),政府部门消极怠工而弹劾声却不绝于耳,悬而不决的扯皮(dangling chads)和布什戈尔之争。与其他公众一道,我见证了竞选文化渗透于整个政体内部,它作为一个极尽侮辱与诽谤之能事的产业,一个长期繁荣且有利可图的产业而占据了有线电视,无线广播和《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
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任职的八年中,我渐渐地掌握了这种政治游戏的一些规则。在我1997年来到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上任时,伊利诺伊州参议院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共和党采纳了和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控制美国众议院如出一辙的做法。在根本无力对修正案提出讨论,更遑论提案得到通过的情形下,民主党议员在一旁束手无策,只会抱怨和指责,但是这根本于事无补。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共和党通过了大型企业税收优惠提案,将经济压力转嫁给工人,甚至还削减了社会服务。一股愤怒的情绪在民主党会议上蔓延。此后,同僚们开始仔细地记录下大佬党(GOP)对权力的滥用,哪怕是一次细微的滥用也绝不放过。六年后,民主党当政,大佬党的日子也变得艰难。这时,一些老议员们不禁怀念起当年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起共度晚餐,在牛排和雪茄的香味中商讨双方都能妥协的方案的情景。遗憾的是,当这些老人成为对方恶意中伤的目标,面对自己的选区大量散发的诸如渎职、腐败、无能和道德败坏的诬陷邮件时,过去那些温馨的回忆也会消失殆尽,荡然无存。
我并没有选择在这一切中做一个袖手旁观者。在我的理解中,政治就是一项身体对抗激烈的体育运动,即使是横眉瞪眼和偶尔脚下使绊儿也不会被判犯规。但由于占据了一个民主党占**优势的选区,我终于逃脱了被共和党成员大声唾骂的命运。偶尔,我也会和*保守的同僚一起共同起草一份法案,然后仅仅通过一圈扑克牌或者是一杯啤酒,我们就会发现彼此之间有着不愿公开承认的更多的共同之处。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斯普林菲尔德的这些年里,我会一直坚持着这么一种信念,那就是政治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选民们希望能看到不同的东西:他们已经厌倦曲解事实,诋毁谩骂,厌倦通过电视辩论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如果我能和那些选民直接交流,感觉到他们的心声,并将他们的选择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出来,那么,渴望公平竞争的本能和常识就能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我们中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冒这个风险的话,那么,不仅**的政治,甚至**政策也会得到很大的改观。
带着这种信念我参加了2004年的美国参议员竞选。在参选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畅抒己见,语言简洁,关注事情的本质。当我以**优势票数胜出并赢得民主党内部的初选和后来的参议院换届选举时,我越来越坚信自己的信念。
只有一个问题:竞选过于顺利,像是侥幸得来的胜利。政治评论家会指出在*初七位民主党候选人中,没有一位做过负面的电视广告。其中*富有的候选人——一位身价三亿美元的前商界人士——耗资两千八百万美元做了铺天盖地的正面宣传广告,不料竞选因*后几周有记者曝料他的离婚案丑闻而偃旗息鼓。我的一位共和党对手——潇洒而富有,曾经是高盛(Goldman Sachs)的合伙人,现在是内城区(inner city)的教师——从一开始就对我进行攻击,企图从我过去的经历中寻找不利的记录,没料到自己却因为离婚丑闻而仓惶落马。在那个月较顺的几天里,我没有招惹麻烦,倒是走访了伊利诺伊州,这是在我被提名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基调演讲”之前。我的演讲长达十七分钟,是一场毫无删减和中断的全国电视直播。*后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很奇怪地选择了前总统候选人阿兰·凯斯(AlanKeyes)作为我的竞选对手。阿兰·凯斯以前从未在伊利诺伊州生活过,而且他是一个态度很激进并且很固执的一个人,就连保守的共和党人都畏他三分。
一些新闻记者后来宣称,我是全美五十州*幸运的政治家。私下而言,我的一些竞选伙伴们被这种说法激怒了,因为这种说法忽略了我们之前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我们的政策感召力。不过,我仍然得承认成功里面有运气成分。过去我是个局外人,是一个异类;对于一个熟谙政治的局内人来说,我的成功说明不了什么。
怪不得当我一月份抵达华盛顿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比赛结束之后才露面的菜鸟,崭新的队服洁净无痕,不但渴望比赛,甚至还希望能像满身泥泞的队友们那样清理比赛时留下的伤痕。当我忙于接受采访和合影时,满脑子都充满着高尚但却不切实际的想法,幻想着能够少一些尖锐的党派之争和相互攻击。而就在这时,民主党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无论是总统选举、参议院席位、众议院席位,民主党在这些方面皆处于下风。我赢得了民主党新伙伴们*热烈的欢迎,他们将我的胜利视为民主党少有的几个亮点之一。无论是在议会走廊里,还是在参议院活动的间歇,他们总是将我拉到一旁,提醒我一场典型的议院斗争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他们给我讲了他们的前任**,南达科他州的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的失败遭遇。耗资数百万美元制作的诋毁广告向他铺天盖地地袭来——整版的报纸广告和电视新闻时刻在告诫社区民众他是如何支持堕胎
(baby killing)和同性婚姻的,有些广告甚至声称他曾经虐待**任妻子,可事实是,她曾到南达科他州帮助前夫东山再起。他们又提起了马克斯·克莱兰(Max Cleland),佐治亚州的前任参议员,一位三级截肢的退伍老兵,在上一轮选举中仅因为被指控对**不够忠诚,支持和鼓动奥萨马·本-拉
登而丢失了参议院的席位。
那是“说出真相的快艇老兵”所做的一些小事了:没想到几则安排巧妙的广告和保守派媒体的几句中伤就能让一位曾经的越战英雄在人们心目中的光辉形象蜕变成一个软骨头的妥协者。
当然共和党中也会有人觉得自己受到了类似的毁谤。也许会议**个星期出版的报刊社论是正确的:也许,是我们将选举抛到脑后的时候了,两党都应该收起互相憎恨和中伤的火药,在至少一两年的时间里,安心地治理这个**。也许这个想法会是可行的,如果今天的选举不是这样的势均力敌,或者伊拉克战争局势没有这样动荡,或者选举游说团体、批评家和各式各样的媒体没有如此希望搬弄是非来从中牟利。和平也许因一个不同的**而出现,这个**不需要信誓旦旦去发动一场持续的竞选,不需要一个无可撼动的执政权,有五十一对四十八个选区的胜利来呼唤谦卑与合作,这就足够了。
无论实现这样一种缓和需要怎样的条件,这些条件没有在2005年出现。共和党和民主党彼此互不相让,没有善意的姿态。选举才过去两天,布什总统便出现在电视镜头前,宣称有足够的政治资本,而且打算充分使用它。就在同**,保守派活动家格罗芙·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不顾公共礼仪约束,在谈到民主党的处境时口出秽言:“任何一位农民都会告诉你,某些动物跑来跑去,却并不感到开心;一旦被圈养,它们反而变得高兴,并安静下来。”在我宣誓就职的两天后,来自于克里夫兰的女参议员斯蒂芬妮·塔布斯·琼斯(Stephanie Tubbs Jones)在参议院里站出来,质疑俄亥俄州选举结果的有效性,并举出在该州选举中发生的一系列舞弊行为。基层的共和党成员们不禁对之怒形于色(“可怜的输家”,我可以听到有些人这么小声地说
着),但是议会主席黑斯特(Hastert)和多数党**迪莱(DeLay)面无表情,从高高的讲台上冷冰冰地盯着她,因为他们清楚选票和小木槌都在他们的手里握着。加州的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同意签署这个挑战,当后来回到参议院议事厅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投票与七十四位投票的议员中的另外七十三位一道,将乔治·W·布什送入了他的总统第二任期,这也是我在议会投的**票。
我注定会在这次投票后接到一通斥责电话,受到一番邮件轰炸。面对被我惹得不高兴的民主党同僚们,我回电话,向他们保证我对于俄亥俄发生的问题很清楚,是的,我想接着就会有一场关于这个事件的调查,而且,我仍然相信,即使是那样,乔治·布什也依然能够赢得这场选举。我向他们发誓,我不可能在上任参议员的短短两天里就被拉拢并出卖自己的政党。就在同一周,我偶然碰见了即将离任的参议员泽尔·米勒(Zell Miller),他面目消瘦但目光犀利,是佐治亚州民主党党员,同时也是全国步枪协会(NRA)常委。由于对民主党感到失望,他转而支持乔治·布什,并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番言辞尖锐的“基调演讲”——他毫无保留地批评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背信弃义,指责他在所谓的****方面软弱无能。我们的谈话非常简短,但充满了无言的反讽——年迈的南方人即将退出政坛,而年轻的北方黑人却还有着不可估量的前程,新闻记者们从我们备受瞩目的大会演说中解读了这种鲜明的对比。米勒参议员非常有风度,他祝我在新岗位上有所作为。后来,我偶然读到他的著作《行动准则的瑕疵》中的一章,他称我的演说是他听过的演说中*好的一个,尽管随后他指出——我能想象出他在写下这些话时挂在嘴角的狡黠微笑——但从赢得竞选的角度上来说,这番演说可能并不是*有效的。
换句话说:我的人输了,而泽尔·米勒的人赢了。这就是冷酷无情的政治现实。其他一切都只是徒劳的伤感。
我的妻子会告诉你从天性上来说我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所以,当我看到安·库尔特(Ann Coulter)或者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在电视上大喊大叫的时候,我发现很难拿他们的话当真,我猜想他们一定要这么做,要么是为了给自己的书促销,要么是为了提升书的排名。我不觉得有人愿意将宝贵的时间用来倾听这些无稽之谈。曾经有一些民主党党员在集会上冲到我面前叫喊,我们正处在政治上*困难的时期,因为有一只渐渐壮大的法西斯之手正在紧紧地扼住我们的喉咙。这时,我会提起罗斯福(FDR)政府对日籍美国人的拘押,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执政时期颁布的《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或者盛行长达百年历经数十任政府的私刑,这些恐怕比当前的状况要更糟糕得多。所以,我告诫大家*要紧的是冷静。当有人在晚餐聚会上问,我怎么能在当前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行事游刃有余时,我会向他提起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或者其他一些待在埃及等**某处监狱里的人。事实上,被人谩骂并非是一件坏事。
但是,我还不能完全免于忧虑和紧张的折磨。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我发现很难摆脱这么一种情绪,即我们的民主*近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们认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但事实还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差距自美国成立之初就以某种形式存在。发动战争、通过立法、机构改革、组织工会,以及旨在连接承诺与实践的抗议活动。
不,我们真正的麻烦是横亘于我们的崇高使命和渺小政治之间的鸿沟——长期以来我们容易陷入一些细微琐事之中,往往不能在紧要关头做出重要决策,无法达成一致来解决所有的重大问题。
我们知道,全球化的竞争——更不用提我们所诚心许诺的,要真正实现机会均等和流动发展——需要我们自上而下地彻底改革我们的教育体系,充实我们的教师队伍,全力提高我们的数学和科学的教学水平。我们要拯救内城区的孩子,让他们接受教育。到目前为止,似乎我们关于教育的争论都集中在两派意见之上:一派希望能取消公立学校,另一派则希望能保持现状;一派人说钱对教育起不了什么作用,另一派人则需要更多的钱,但又不能证明这些钱将被有效和正确的使用。
我们知道,我们的卫生保健体系已经崩溃:昂贵的**费用,糟糕的工作效率,根本无法适应当今解除终身雇佣的经济体制,在这样一个保健体系中,勤劳的美国民众长期面临潜在的危机,并可能因此穷困潦倒。年复一年,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权宜推诿导致了现状的低迷和无所作为。只是在2003年,我们盼来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费了很大周折,却成就了公共和个体权责的混淆——价格飞涨,官僚肆虐,保险覆盖面的缺口和令纳税人瞠目结舌的账单。
我们知道,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斗马上就会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和一场意志较量,**的长期**将建立在审慎的军事保护和日益增强的国际合作之上,还有解决全球贫困和失败**的问题不仅仅是在做善事,实际上,它将使我们**大受裨益。但是综观我们绝大部分关于国际政策的讨论,你会相信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别国为敌,要么就退而将自己封锁起来以远离恐怖主义。
我们认为信仰是一切幸福和理解之源,然而我们却发现,在信仰的表达和理解上出现了分歧。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宽容的民族,即使是在种族、宗教和文化的紧张气氛弥漫大地的今天。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不仅没有调停紧张局势,消减分歧,反而是煽风点火,利用这样的局势,从而将我们推向歧途。
我个人认为,政府中的那些人应该清醒地承认我们现有的政治和需要的政治之间存在一个鸿沟。当然,民主党人对于这种状况很不满意,这种不满意从他们输掉大选就开始了,由于一种胜者为王的选举制度,共和党人顺利控制了所有的政府要害部门,并且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和一败涂地的民主党进行商榷和妥协。深思熟虑的共和党人不应该如此乐观,因为,就算民主党人不能获胜的话,共和党即便依靠无视现实的廉价承诺(税收削减但服务却未削减,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而福利却未得到改善,想发动战争却害怕伤亡)赢得了大选胜利,但它注定无力治理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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