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中医中药,虽古犹新
中医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
有人说,中医是一种古老的实验医学。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医确实起源甚早,已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医却又是不断汲取当代新的科学成就而向前发展的一种不同于现代医学理论的东方医学。它古老而具有生命力。
人们都知道,医学的发展一开始就和人类物质生活的创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原始人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而获得**的知识,所以恩格斯早就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医学当然也不例外。
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对中医的贡献
生活在距今约60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所制造的尖状、刀状等石器或骨器,为人类提供了原始**器具的物质基础。生活于3万年以前的山顶洞人,已能制造和使用骨针,这是我们研究针刺术起源的重要文物。原始人学会了用火,火除了有熟食、防病及保健的重要意义外,还为以后的灸法、熨法提供了物质基础。
伏羲氏制“九针"的传说
九针之名*早见于我国古老的医书——《黄帝内经》(又称《内经》)
中,书中有关伏羲氏的传说虽不可尽信,但至少说明远在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的祖先就有了用针刺治病、砭石刺脓疡放恶血和用熨灸法**病证的
经验了。如战国时,名医扁鹊用针刺和熨灸法**虢太子病,收起死回生
之效即是例证。
神农尝百草而识中药
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寻找植物性食物时,还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因此就不得不用口尝试。这种尝试,尤其是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误食有毒植物的可能性就很高。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人们终于知道了某些植物苦涩难咽,某些植物香甜可口,某些植物可使人呕吐腹泻,某些植物可发汗止痛,某些植物甚至可使人中毒死亡。*初,人们可能认为这些毒性植物是有害的,因而淘汰它们,以后才逐渐用来毒杀禽兽或供医**。如鸡毒(乌头)、狼毒等药的命名即是例证。随着对植物的不断认识,人们逐渐开始用一些植物来**疾病。我国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如《新语·道基》中说:“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食,察酸苦之滋味,教人食五谷。”《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三皇本纪》说得更明确:“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当然,**决不是一个人发明创造的,它是人民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经验结晶。然而,这个传说却反映了我们祖先*初发现**的过程。所以,我国**部**学著作,就是用《神农本草经》命名的。
黄帝、岐伯论医术
为什么中医医术又叫“岐黄之术”?这是因为,相传古时候黄帝和他的臣子岐伯、雷公等讨论和阐明了许多中医诊治病证的原理。现存的古代医书——《内经》中,就有很多篇章是记述黄帝与岐伯等人论医的内容和经验总结的,故中医一直尊黄帝和岐伯为我国医学之祖,而以“岐黄”简名之。其实,这只不过是用“岐黄”的名义,象征远古时代医药的发展情况罢了。
酒与中医自古有缘
在我国,自夏商奴隶社会兴起时,即有了酒的酿造,而酒与中国医学一开始即有密切的联系。在《史记》和《内经》中,有许多关于药酒的记述:如“醴”(含醇量较少的清酒或指甜酒)、“醯”(清酒)、“醪”(含醇量较高的浊酒)、“鬯酒”(商代用香料及郁金等药酿制成的一种治病香酒,颇似现代医学用的“酊剂”)。我国古“医”字从“殴”、从“酉”,故徐灏说:“治病以药为主,以酒为使,故医药并称,因之治病工谓之‘医’矣。”相传大禹时代已经有了造酒之术,《素问·汤液醪醴论》说:“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可知酒在远古即被中医选供**。
汤液是中药的*早剂型
我国很早即已使用**的煎剂来**疾病,远在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发明,不仅为饮食提供了容器,也很可能已经作为煎药的用具了。相传,助商汤伐桀的伊尹创造了汤液。我国*早的针灸书——《针灸甲乙经》(又称《甲乙经》)中也有“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的记载。**看来,汤液的创始,虽不一定源于伊尹,但汤液的出现,建立在烹饪熟食技艺发达的基础上则是毫无疑问的,而烹饪的熟食、热饮对饮食卫生的改进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故古人将汤液托始于伊尹,其重视的含义也是甚为明显的。
医与巫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在这里还要谈谈医与巫的关系问题。有人说“医源于巫”,也就是说中医起源于宗教、迷信,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论调。虽然我国殷商时代的人敬神事鬼,崇尚迷信,始有巫医(如巫成、巫彭、伊尹等)而兼为人治病,但根据前面所述的历史情况,则说明医药的起源并不始于宗教迷信,而是与人类维护生存以及从事生产活动和改善物质生活有关。再说,巫医为人治病,除了依靠巫术以外,也掌握和运用了一些**知识,他们不过是在用药上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迷信色彩而已。因为早在巫术以前,已有了较多的医**法,随着人类知识的丰富,医学终于战胜了巫术。如春秋战国时的名医扁鹊就曾提出“六不治”,其中明确提出“信巫不信医则不治”的规诫。齐相管仲也曾极力反对巫医,《左传》中还记载有叔向与公孙侨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公孙侨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一些巫医,尖锐地揭露了春秋战国时巫与医之间斗争的情况。通过不断的斗争,中国医学逐渐战胜了鬼神迷信,脱离了巫术的束缚。
甲骨文是描述疾病的*早文字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关病证的记载约323片,计415辞,所记病证种类已达22种之多(实际还不止这些),如蛊(腹中虫)、龋、疾首、疾目等。甲骨文中有关龋齿的记载,比埃及、印度和希腊等文明古国还要早1000多年。据研究,甲骨文当时记载的病种,有头、耳、眼、鼻、口、牙、舌、喉、心、胃肠、手、臂、关节、足、趾、骨等病,以及瘤、跌伤、产妇病、小儿病、流行病、寄生虫病等,并有咳嗽、噎膈、不语、下痢、耳鸣、失明等病证的描述。这些甲骨文,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相当的认识,而且也反映了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显著进步,如有洗脸、洗澡、饭后洗涤食具、洒水清扫室内外环境、设置厕所及畜圈等生动的记述。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有了这么丰富而可信的有关疾病和卫生的文字记录及实物,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一件突出的事例。
中医的分科
到了周代的时候,中医已有了明显的分科,如《周礼·天官》设了食医(相当于营养医师)、疾医(内科医师)、疡医(外科医师)和兽医等四种。此时,帝王已有了侍医,如夏无且便是秦王的侍医。民间还有大量的小儿医(儿科)、带下医(妇科)、耳目疾医(五官科)等。
中医对发病原因的探索
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此时,有人首先提出用六气不和解释疾病发生的道理。《周礼》和《礼记》中也记述了许多疾患,人们已经认识到它们与时节气候的关系,如《周礼》中“春时有府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中“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疠”等记载,都说明中国医学在春秋战国时,已认识到人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性以及一些传染病与季节的关系。此外,人们还认识到内在的精神意识影响或饮食不节、起居不常、劳逸过度等,均可成为发生疾病的重要原因,从而为中国医学奠定了“三因(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致病论”的思想基础和人体与内外环境统一观的理论基础。
中医诊治方法的早期总结
当前,中医所广泛运用的望、闻、问、切、触等诊断技术,有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便已应用于临床了。如脉诊(切)法为扁鹊首创,在诊虢太子的“尸厥”(为一种临床假死的疾病现象)时,此法显示了古代医生对诊断技术的精湛造诣。当时服食、汤液、酒醴、祝(外敷方药)、杀(去腐法)、涂(外擦)、浴(洗抹)等**治法的运用,以及砭石、灸熨、按摩、导引(相当于气功一类)等治法经验的累积,为我国古代的医学巨著一《内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于秦汉以来的政治统一,工农业的发达,内外沟通,使中国医学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基础上,有了飞跃的发展,一些重要的经典医学著作,如《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大都完成于此时,从而给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并为以后的继续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中草药学的来龙去脉
中草药的使用经验,如前面所述。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爱把中草药称为中药呢?这是因为中药里以草木一类的植物药比例*大,故人们就常把中药称为草药或中草药。
远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祖先在寻找各种食物的过程中,有时会误食一些东西,如某些植物的花、茎、叶、根或某些动物的肢体、内脏等,而引起了剧烈反应,如呕吐、腹泻、抽筋或不省人事等,从而使人们对食物的有毒或无毒有了初步认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经过长期的累积,就使我们的祖先对食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渐能辨别和利用某些毒物或**。如古代用乌头等药涂在箭头上制成毒药箭来射杀鸟兽,叫做“射罔”;又如有种药,狼吃了可中毒,故名为“狼毒”……诸如此类的经验,年复一年地扩大人类的眼界和知识。同时,古人也逐渐认识和了解某些自然**对人体所引起的各种不同反应,如呕吐、腹泻、抽筋以至不省人事等,这些现象显而易见是一种中毒的反应,但这对某些需要催吐、导泻、镇静或麻醉的病人来说,常可产生一些明显的治**果。所以这些**就逐渐发展到**某些病痛方面来了。
我国记载**的**部书叫做《神农本草经》。它是大约在秦汉时期,有人假托神农之名写成的。以后,历代医家在民间用药知识的基础上,对药书的内容进行了反复的修订和不断扩充,才相继有了《新修本草》,《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等药书。这些药书都是现代人深入研究中草药的宝贵资料。当然,我国有名的本草药书还远不止这些。
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人们对中草药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如可消食、治反胃的鸡肫皮(鸡内金),现已证明其含有胃激素和中性消化酶,可使胃液分泌增加,对因胃酸缺乏引起消化不良的病人,有帮助消化、增进食欲的作用,还能**嗝气、反胃、呕吐等不适。有人认为鸡内金治消化不良的效果,比常用的酵母片还要好若干倍。又如常山,它在奎宁被发现的1000多年前,已是我国**疟疾(俗称“打摆子”)的有效**了。人们经研究发现常山含有多种生物碱,其中常山碱丙的抗疟能力比奎宁要强148倍;另一种常山碱乙的抗疟效果也比奎宁强60倍。其他如茜草科水杨梅**菌痢和肠炎,较氯霉素、呋喃唑酮等不易产生抗药性,且**好,副作用少。青黛**白血病,在许多方面优于马利兰等。这些都说明,中草药的作用都有其相应的科学道理。当然,中药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除了单方、验方和效药外,中国医学的理、法、方、药等知识的正确运用,更增加了中草药的**疾病范围和效益的发挥。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有的民间草药单方可从药书上找到踪影,但更多的**却没有被收入药学文献,故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草药时,除了参阅本草药书外,还应高度重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些中草药单方、验方。
中医中药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对世界的科学文化发展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如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的发明,影响甚为深远。在医学科学的发展史上,中国医学亦建立了不朽的功绩,现略举数例以见其实。
一、*早建立了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中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学的发展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早在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的成书,就确立了中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中医药的诊疗实践。《内经》中所述人体解剖、生理、经络、病理、针灸、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等学说和原则,迄今仍具重大的学术价值,且为国际医学界所重视和推崇。近年来,考古学家发现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学帛书较《内经》成书年代更早。据了解,《内经》的《素问》和《灵枢》的重要内容,已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国文字,在许多**中广泛流传。
二、*早研究和描述人体的解剖结构
关于体解剖,在古医书《内经》中有过生动而丰富的叙述。如《枢·经水》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剖而视之。”并对五脏六腑的形态、大小、重量,脉络的长短、走向,血液的清浊和闭管循环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且与现代解剖学的观察大致相符。北宋时的《欧希范五脏图》对心、肝、肾等内脏及大网膜的描述基本正确;《存真图》对胸腔内脏结构及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均有详细的记述,且多为后世所采用。我国在11世纪时,解剖学在世界上仍是比较先进的,西方医学中人体解剖学发展得比较晚,欧洲在16世纪以前多为对动物的解剖,很少有对人体解剖的研究,故我国的人体解剖学较国外至少要早16个世纪。
三、对人体血液循环的*早认识
对人体封闭式血液循环及其与心、肺的密切关系,早在《内经》中已有较细致的描述。如谈到血与心的关系时说:“诸血者,皆属于心。”血在什么地方流呢?《内经》明确指出“脉者,血之府”。叙述血脉与肺的关系时,《内经》说:“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这就是说,肺与全身血脉相通,肺将精华物质带到人体各经脉,通过循环,*后又流归肺内。那么,古人认为血流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呢?《内经》的回答是:血流是封闭管道式的,并说“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在这里是指动静脉两类血管互相贯通,循环全身,周而复始。《内经》还对动、静脉血液的性质进行了鉴别:“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这是根据血液流速、颜色和能否喷射等性状来鉴别动、静脉血的*早文字记载。总之,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这些精辟论述,较西方医学对此的描述要早约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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