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所作范《碑》尹《志》被拒之因发复
今年(2007)八月六日是欧阳修千年诞辰纪念日,不知何故,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他的两篇引起纠纷的碑志文:一为范仲淹所写的《范文正公神道碑》,一为尹洙的《尹师鲁墓志铭》。欧氏是以文字为生命、也以文字立命的大古文家,这两篇精心撰作的文章,竞遭墓主家属的排拒和名臣硕儒的质疑。问题的焦点是追叙往事的态度问题,也见出“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在具体实践时会受到怎样的环境困扰和精神压力。而更为重要的,在维护“信史”原则的背后,又蕴含着政治的或文学的更深层的内涵,关涉到党争和古文发展史的重大问题,值得探寻。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病逝,他的儿子范纯仁请富弼和欧阳修分撰《墓志铭》和《神道碑》,富氏于十一月前写成上石,纳入墓中,按常规顺利完成;欧氏却延宕一年多以后始得完稿。这不仅因为《神道碑》立于地上,供万人拜阅,影响更大,而且因为要总结范仲淹的一生活动,无异于要梳理一部近三十年的现代政��史,尤其是党争的历史;而党争的另一方当时仍然人众势大,拥有不可轻视的政治能量,稍有不慎,极易引发事端。欧氏在给姚辟的信中说,他在富弼之后作《神道碑》:
中怀亦自有千万端事待要舒写,极不惮作也。……为他记述,只是迟着十五个月尔。此文出来,任他奸邪谤议近我不得也。 欧阳修是我国11世纪的文化巨人,是宋代学者型政治家的杰出代表。他身兼官僚、学者与作家,三位一体,对中华传统文化建树良多。作为文学家,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创立正确而系统的文学理论,推行平易自然的文风,奖掖并培养大批文学新秀,“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又创作大量**散文、诗词与辞赋,可谓“文备众体,各极其工”,深刻地影响了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文坛风貌。作为史学家,他主持编纂《新唐书》,独立撰写《新五代史》,在**的“廿四史”中,一人名占两史,且各具特色,成就十分突出。此外,在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史学其他领域,他都有开创性的突出贡献。作为经学家,他的《诗本义》、《易童子问》等著述,訾议毛、郑,疑古辨伪,开启宋人思想解放的大门,激发宋代经学思想的嬗变。作为政治家,他忧政爱民,革弊兴利,为人正直公道,毕生力戒因循。虽然历仕三朝,备位二府,成为朝廷股肱重臣,却一生饱经忧患,多番蒙受诬陷打击,就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道的:“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岖崎。虽屯遣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在中国文化史上,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名人,因为他早年反对过儒学“多言性”之善恶、晚年非议过王安石“青苗法”,宋明理学家缘于门户之见,对他的评价有所贬抑;现当代学者受“左”倾思潮影响,对他的研究有所冷落。欧学研究长期不太景气,与其历史地位显然不太相称。1997年10月,为纪念欧阳修诞生990周年,吉安师范专科学校召开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参会论文结集成《庐陵文章耀千古》一书,有力促进了国内的欧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