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历史上经受过三次困境，但在现代的困境对它来说是致命的。儒学所依赖的社会制度已经崩溃，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明儒学在现代的解体过程，但儒学在现代中国社会还有着重大影响，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有可能发挥比较适当的效用。
本书选编了七位儒学大师谈论儒学的文章，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儒学的真面目，是读者了解儒学、儒家、儒教的**读物。所选篇目包括《说儒》（胡适）、《儒家之性善论与其尽性主义》（钱穆）、《儒家系统之性格》（牟宗三）、《儒教的处世之道》（韦伯）、《古典儒学中的道、学、政》（杜维明）、《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余英时）等。

说儒 胡适
（一）问题的提出。
（二）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
（三）论儒的生活：他们的治丧相礼的职业。
（四）论殷商民族亡国后有一个“五百年必有**兴”的预言；孔子在当时被人认为应运而生的圣者。
（五）论孔子的大贡献：（1）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六）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论老子是正宗的儒。附论儒与墨者的关系。
二十多年前，章太炎先生作《国故论衡》，有《原儒》一篇，说“儒”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墨子·经上》篇说名有三种：达，类，私。如“物”是达名，“马”是类名，“舜”是私名）。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司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腥”（《汉书·司马相如传》语，《史���》儒作传，误）。……王充《儒增》，《道虚》，《谈天》，《说日》，《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是诸名籍道、墨、刑法、阴阳、**之伦，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鹬，（《说文》）舞旱叹者以为衣冠。鹬冠者亦曰术氏冠（《汉·五行志》注引《礼图》），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块者事至而断（《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书》文同。《庄子》圜字作鹬。《续汉书·舆服志》云：“鹬冠前圜。”）。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
诸有术者悉赅之矣。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故孔子……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
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文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太炎先生这篇文章在当时真有开山之功，因为他是**个人提出“题号由古今异”的一个历史见解，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名词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土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论语》记孔子对他的弟子说：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这可见当孔子的时候，“儒”的流品是很杂的，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向来的人多蔽于成见，不能推想这句话的涵义。若依章太炎的说法，当孔子以前已有那些广义的儒，这句话就很明白了。
但太炎先生的说法，现在看来，也还有可以修正补充之处。
他的*大弱点在于那“类名”的儒（其实那术士通称的“儒”才是类名）。他在那*广义的儒之下，另立一类“六艺之人”的儒。
此说的根据只有《周礼》的两条郑玄注。无论《周礼》是否可信，《周礼》本文只是一句“儒以道得民”和一句“联师儒”，这里并没有儒字的定义。郑玄注里说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这只是一个东汉晚年的学者的说法，我们不能因此就相信古代（周初）真有那专习六艺的儒。何况《周礼》本身就很可疑呢？
太炎先生说“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此说自无可疑。但他所引证都是秦汉的材料，还不曾说明这个广义的儒究竟起于什么时代，他们的来历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同那狭义的孔门的儒有何历史的关系，他们同春秋、战国之间的许多思想潮流又有何历史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免都感觉不满足。
若如太炎先生的说法，广义的儒变到狭义的儒，只是因为“周之衰，保氏失其守”，故书算射御都不从儒者传授出来，而孔子也只好“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这种说法，很难使我们满意。如果《周礼》本不可信，如果“保氏”之官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制度，这种历史的解释就完全站不住了。
太炎先生又有《原道》三篇，其上篇之末有注语云：
儒家、法家皆出于道，道则非出于儒也。
若依此说，儒家不过是道家的一个分派，那么，“儒”还够不上一个“类名”，更够不上“达名”了。若说这里的“儒”只是那狭义的私名的儒，那么，那个做儒、法的共同源头的“道”和那*广义的“儒”可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太炎先生说，“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原道上》），他的证据只有一句话：
孔父受业于征藏史，韩非传其书。（《原道上》）
姑且假定这个渊源可信，我们也还要问：那位征藏史（老聃）同那广义的“儒”又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
为要补充引申章先生的说法，我现今提出这篇尝试的研究。
“儒”的名称，*初见于《论语》孔子说的：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我在上文已说过，这句话使我们明白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有君子，有小人，流品已很杂了。我们要研究这些儒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先看看“儒”字的古义。《说文》：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术士是有方术的人；但为什么“儒”字有“柔”的意义呢？“需”字古与“冥”相通；《广雅·释诂》；“耎，弱也。”冥即是今“稬”字，也写作“软”字。“需”字也有柔软之意；《考工记》：“革，欲其荼
白而疾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胭脂之，则需。”郑注云：“故书，需作*。郑司农云，‘*读为柔需之需，调厚脂之韦革柔需。”’《考工记》又云：“厚其帮则木坚，薄其帮则需。”此两处，“需”皆与“坚”对举，需即是柔冥之奠。柔软之需，引申又有迟缓濡滞之意。《周易·彖传》：“需，须也。”《杂卦传》：“需，不进也。”《周易》“泽上于天”（*）为夫，而“云上于天”（*）为需；夬是已下雨了，故为决断之象，而需是密云未雨，故为迟待疑滞之象。《左传》哀公六年：“需，事之下也。”又哀公十四年：“需，事之贼也。”凡从需之字，大都有柔弱或濡滞之义。“嬬，弱也。”“孺，乳子也。”“懦，驽弱者也。”（皆见《说文》）《孟子》有“是何濡滞也”。凡从耎之字，皆有弱义。“偄，弱也”（《说文》）；段玉裁说便即是懦字。稻之软而黏者为“稬”，即今糯米的糯字。《广雅嫫·释诂》：“稬，弱也。”大概古时“需”与“耎”是同一个字，古音同读如弩，或如糯。朱骏声把从耎之字归人“乾”韵，从“需”之字归人“需”韵，似是后起的区别。
“儒”字从需而训柔，似非无故。《墨子·公孟》篇说：公孟子戴章甫，捂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
又说：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又《非儒》篇说：
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荀子·儒效》篇说：
逢衣浅带（《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是俗儒者也。
大概*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说详下），而其形式——逢衣，博带，高冠，搢笏——表出一种文弱迂缓的神气，故有“儒”之名。
所以“儒”的**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
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我们又可以推测到儒的历史的来历。《墨子》书中说当时的“儒”自称他们的衣冠为“古服”。周时所谓“古”，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试以“章甫之冠”证之。
《士冠礼记》云：
章甫，殷道也。
《礼记·儒行》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殷人”（见《檀弓》）。他生在鲁国，生于殷人的家庭，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史记·孔子世家》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但《儒行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似可信。）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司行殷的古礼。
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我们必须明白，殷商的文化的**虽在今之河南，一周之宋卫（卫即殷字，古读殷如衣，都、韦古音皆如衣，即殷字）一而东部的齐鲁皆是殷文化所被，殷民族所居。《左传》（《晏子春秋》外篇同）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侯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煎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依《汉书·地理志》及杜预《左传注》，有逢伯陵是殷初诸侯，蒲姑氏（《汉书》作薄姑氏）是殷周之间的诸侯。鲁也是殷人旧地。《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孔颖达《正义》引服虔曰：“蒲姑，齐也；商奄，鲁也。”又定公四年，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大路大旃，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丑，众也）。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虚。”这可见鲁的地是商奄旧地，而又有新徙来的殷民六族。所以鲁有许多殷人遗俗，如“毫社”之祀，屡见于《春秋》。傅斯年先生前几年作《周东封与殷遗民》（附录）一文，证明鲁“为殷遗民之国”。他说：
《春秋》及《左传》有所谓“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祀会盟之大事，而亳社独占一位置，则亳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亳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公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姑据《通鉴外纪》）……亳社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亳社，有两事尤关重要。哀公七年，“以邾于益来，献于亳社”。……邾手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诌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
傅先生此论，我认为是*有见地的论断。
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初是殷民族仇视那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所以有武庚的事件，在那事件之中，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合作。《汉书·地理志》说：
齐地……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史记·周本纪》也说：“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但皆无灭蒲姑以封太公的事。）
《史记》的《周本纪》与《齐太公世家》都说太公封于齐是武王时的事。《汉书》明白的抛弃那种旧说，另说太公封齐是在成王时四国乱平之后。现在看来，《汉书》所说，似近于事实。不但太公封齐在四国乱后；伯禽封鲁也应该在周公东征四国之后。“四国”之说，向来不一致：《诗毛传》以管，蔡，商，奄为四国；孔颖达《左传正义》说杜注的“四国”为管，蔡，禄父（武庚），商奄。《尚书·多方》开端即云：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
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
此时武庚、管、蔡已灭，然而还用“四国”之名，可见管、蔡、武庚不在“四国”之内。“四国”似是指东方的四个殷旧部，其一为殷本部，其二为商奄（奄有大义，“商奄”犹言“大商”，犹如说“大罗马”、“大希腊”），其三为薄姑，其四不能确定，也许即是“徐方”。
此皆殷文化所被之地。薄姑灭，始有齐国；商奄灭，始有鲁国。
而殷本部分为二：其一为宋，承殷之后，为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其一为卫，封给康叔，是新朝用来监视那残存的宋国的。此外周公还在洛建立了一个成周重镇。
我们现在读《大诰》，《多士》，《多方》，《康诰》，《酒诰》，《费誓》等篇，我们不能不感觉到当时的*大问题是镇抚殷民的问题。在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中，这个问题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序》百篇之中，有《将蒲姑》，又有《毫姑》。）其问题之严重，可以想见。看现在的零碎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步骤：**步是倒殷之后，还立武庚，又承认东部之殷旧国。第二步是武庚四国叛乱之后，周室的**决心用武力东征，灭殷四国，建立了太公的齐国，周公的鲁国。同时又在殷虚建立了卫国，在洛建立了新洛邑。然而周室终不能不保留一个宋国，大概还是承认那个殷民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能不在周室宗亲（卫与鲁）、外戚（齐）的包围监视之下保存一个殷民族文化的故国。
所以在周初几百年之间，东部中国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周民族成了统治**，镇压着一个下层被征服被统治的殷民族。傅斯年先生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引见上文）。这个论断可以适用于东土全部。这形势颇像后世东胡民族征服了中国，也颇像北欧的民族征服了罗马帝国。以文化论，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东方文化久远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在那开国的时候也不能不尊重那殷商文化。《康诰》*能表示这个态度：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义民。汝丕远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训。……
同时为政治上谋安定，也不能不随顺着当地人民的文化习惯。
《康诰》说：
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
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
此可证《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说的话是合于历史事实的。
祝佗说成王分封鲁与卫，“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他封唐叔于夏虚，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注：“皆，鲁、卫也。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但统治者终是统治者，他们自有他们的文化习惯，不屑模仿那被征服的民族的文化。况且新兴的民族看见那老民族的灭亡往往由于文化上有某种不适于生存的坏习惯，所以他们往往看不起被征服民族的风俗。《酒诰》一篇便是好例：王曰，封，我西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这是明白的自夸西土民族的胜利是因为没有堕落的习惯。再看他说：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学那亡国民族的坏榜样！但*可注意的是《酒诰》的末段对于周的官吏，有犯酒禁的，须用严刑：
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

说儒 胡适
驳胡适之说儒 钱穆
儒家之性善论与其尽性主义 钱穆
儒家系统之性格 牟宗三
儒教的处世之道 韦伯
儒教与清教 韦伯
古典儒学中的道、学、政 杜维明
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上） 傅伟勋
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下） 傅伟勋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 余英时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
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然而，任何一个民族和**都需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随着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复苏，儒学也迎来了它的又一次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