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会通,才能成为**学者,上述我的诸位老师都是这样的史学家。再说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中国人研究外国史,首先要为中国读者服务,不懂中国史怎么能行呢?第三,要刻苦钻研,功夫到了,自然有成。我读大学时,老师们告诫说:“你们毕业后,一年能写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就不错了,不要贪多。”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批评当时的一种不良学风,就是“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我们今天仍应引以为戒。第四,学问是毕生事业,一息尚存,就要研究下去。已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先生在90岁的时候出齐了他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本),但他开始这项工作时已经70岁了,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毅力,何等的献身科学的精神!我在80年代初协助他搞北京史学会工作,故对这件事了解得非常清楚,深受教育。以上几点,不过老生常谈。迟暮之年,也提不出什么高明见解,姑且写出,以供中青年学者参考罢了。
本书所收录的学术文章主要是针对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绥靖政策问题的研究较多,如《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论“不干涉”政策的***及其动机》等。此外,还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苏联史的研究,如《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