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观
道性恍惚幽隐,难以探寻,但它却作用在人世社会中的各种事物上,显现出许多可以为人觉察和效法的特性。因此,认识“道”的**步就是要观察事物的表象,积累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上,老子对于天道无为的认识也是在观察自然界的运行中总结出的。他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①老子就是用这种“观”的方法得知天下情况的。天下万物,纷纭繁杂,若非览照通观,难以得其真相。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0”②老子依仗静观、细观,切实深入地从蓬勃生长的万物中观出了循环往复的运作规律。而且,他常从天地的本始“无”中去观照道的奥妙,常从万物的根源“有”中去观照道的光明。即“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③的“双观”的学习方法。事实上,也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观察事物,避免由于局于一囿、蔽于一曲而导致错误。可见,观是探明道的规律的重要途径。在教学中,教者首先要让受教者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奠定学习的基础。
二 明
通过观要达到三种“明”的境界,达到能透过事物的表象把握住其隐秘微妙的运行法则的程度。
(一)见小日明
能察见细微的叫“明”。道体现于万物,隐奥难寻,恍惚幽深,然而“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④,道往往于细微处显露端倪。因而人们在观察时,要细致入微,分综缕析,方能把握住微妙的事理。达到这个水平,就叫明。
(二)自知日明
能认清自我的叫‘‘明”。人总是易于知人,难于知己。时常会主观臆断,固执己见。 一道家、道教思想源远流长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都对中国的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唐高宗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颁布的《先老后释诏》中说:“老教孔教,此土此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唐朝皇帝崇道,把道教定为国教家教,主要原因是把老子(李耳)作为其族祖,自认为是老子的后裔,以提高自己的族望,巩固其政权,所以,在儒、道、佛三教中,把道家道教排在**位。这种排法虽然是唐朝统治者从巩固其统治地位出发的,但从三教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创立时间顺序上来看,倒也大致和历史相符。
有的专家认为,老子及道家学说是母系氏族社会文化的理论升华,老子哲学脱胎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宗教崇拜,特别是女性崇拜,所以重阴贵柔。清代学者魏源说:“老子主柔宾刚,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作用皆出于阴。”台湾学者吴怡则认为��“《老子》彻头彻尾都是女人哲学。”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有三部占卜的书,即《连山》、《归藏》、《周易》。老子道家对《归藏》重坤重阴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孔子及儒家学说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理论升华,它发展了《周易》重乾重阳的倾向,从而形成老孔、道儒之间阴阳的对立和互补。他们用阴阳的对立、交感、转化、消长来探讨说明宇宙的起源,事物的生成变化、社会的治乱兴衰、生物个体生命的生灭,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太平经》说:“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不难看出,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和根基所在,而佛教则是西汉末、东汉初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流行比儒道都晚。所以,从文化渊源而论,儒、佛、道三家中以道家的渊源*早*远,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再从道、儒、释三教的创始人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的出生与生活的年代来说,老子大约比孔子年长20岁,出生年估计在公元前571年左右。卒年虽无明文记载,司马迁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又说,出关入秦之后,“莫知其所终”。释迦牟尼出生于印度,大约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6年,比老子略晚,比孔子略早一些。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曾经到洛阳向老子学习过周礼,这在《史记》中的《老子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庄子?天运》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连儒家都表示没有异议。老子知礼而已厌礼,以虚愚之说抑孔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劝说孔子清静无为,去掉私欲和盛气。从以上道、儒、佛三教创立人的生活年代和创立思想过程来看,老子是*年长的。
春秋末,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道”是“万物之宗”。同时,“道”又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灭亡莫不遵循的规律和法则。因而,老子的“道”是博大无比的,包容一切的。正是道家有这种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包容气度,所以,在战国中期,它逐渐融合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形成了黄老道家思想,以积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黄老道家的这种特点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即是说,它是开放的、兼容的、简约的、适事的、宜民的、与时俱进的、不断更新的,所以,黄老道家思想在战国后期迅速蓬勃发展壮大起来。到了西汉初年,成为当时显学,独领风骚,竟至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统治思想。东汉末年创立的道教,以老子的“善道教化天下”,实际上是道家长生久视理论的一种实践,是道家思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的主要流派。
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政治理念上主张“主述尧舜,宪章文武”,要人效法夏、商、周圣王之事。虽然孔子和他的学生曾到多国游说,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但终不见用,因为各国君主认为儒学太迂阔,不能解决当时富国强兵的现实问题。战国时期,奖励耕战的法家学说占据政治主导地位。荀子在战国末期虽然曾吸收法家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以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统一的**集权政治的需要,但终究不能挽回其迟到的春天。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儒生对秦始皇采取的许多统一政策和措施表示不满,引起秦始皇的大怒,以致发生了“焚书坑儒”的悲惨事件,儒生遭到残酷镇压,儒经遭到焚毁破坏,儒家遭到**的毁灭性打击,跌落到其发展历史上的*低谷。到了西汉初年,汉惠帝取消了“挟书令”,汉文帝、汉景帝重新设置儒学博士官,并鼓励全国献书,儒学才重新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到汉武帝时期,**集权得到加强,国力强盛起来,汉武帝在思想上、文化上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教授生徒,儒学从此才走向辉煌。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吸取中国的本土文化而逐渐中国化,再加上找到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经验,投其帝王将相之所好,依靠帝王的势力而大大发展起来,与道教、儒学形成三足鼎立的抗衡局面。隋唐以后,一直为统治者所重视和利用,民间民众也信仰日盛。
综上所述,在中国,从儒、佛、道三教各自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证明,道家的思想发**展*早、资格*老,在政治上得势也要比儒、佛捷足先登。
当然,我们不是说,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道家道教思想是主要的,儒、佛是次要的。我们认为,这三种学术思想既对立斗争又紧密联系,互相吸收和补充,特别是宋明以后,融合已成为主流。这三个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和理念,必须有机地进行全面地、综合性地研究,才能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反,把三者割断、对立、孤立地研究,都是达不到目的的。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是极为丰富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文化系统,需要进行儒、佛、道及其他方面的综合考察,需要从多方位、多视角进行研究,才能全面了解教育的内涵、本质、功能与作用,才能理清教育与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才能吸取各种有益的教育观念和方式方法,有助于现代教育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从事道家道教教育思想研究的初衷和价值所在。
二道家道教的特长及对中国
文化的贡献与影响道家道教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源头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与儒家、佛教长期论争、互补、融合,对中华民族生存理念、民族心理、思维方式、道德风尚、社会习俗、知识及科技发展、文艺生活等方面均起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以“道”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
道是道家、道教学说的基本范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认为,“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自然的法则或规律。如《老子》讲的“道生万物,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中的“道生天地”,都体现了天地和道通而为一,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道教的一切经典,也以“道”为其根本信仰,认为“道”是宇宙本原与主宰者,是宇宙万物的开始和演化者。有了“道”才生成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演化而构成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由此而化生万物。《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讲:“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这是对“道”是“自然演化”的宇宙生成论的概括。
道论中蕴含着道家、道教的根本精神。在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老子创造的道家哲学体系以道论的形式为中华文明开创了一条内在的超越之路,即在中国**次冲破了人类**的视觉局限,将思维的触须延伸到人类之外的无限领域,从而为人类探讨无穷的宇宙和精神的进一步延伸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重生的“生道合一”论
道家道教重视生命的价值,以生为乐,重生恶死,追求长生不老。道家道教认为“道”是“生”的基因,生命、生存和生长都是“道”的功能表现形式,《老子想尔注》说:“生,道之别体也。”道教认为,人的生命存亡并不决定于天命,《西升经》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意即人的生死,年寿的长短,决定于自身,并非决定于其他外在的力量。道生万事万物,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须臾不离。道在则生,道去则死,故人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安神固形,便可以长生不死。
道教把道家哲理与长生之道结合起来,相信生与道相守,故而采取了许多修道养生的道功道术,以使形神能合道,可以“长生久视”。道教以《道德经》为圣典,坚信一切修道养寿、出凡入圣的理论与方法皆蕴含于内。信道者如能从圣典中得到启迪,深悟“清静无为”、修养凡性的玄妙,体道合道,悟玄而升玄,就可得道。具体而言,认为真一妙术,发自内心;仙经不必外求,内修心性,遣欲澄心。心安无为,神即无扰,常清常静,即与真道会。这就是生道合一,可以求得精神的超脱,从而保养生命。
(三)贵和的“天地人合一”论
肇始于老子和庄子的天人并生、物我为一的生态观念成为道家道教的基本理念。《太平经》说:“天、地、人三相得,乃成道德,故适百国有德也。故天主生,地主养,人主成。一事失正,俱三邪。是故天为恶亦凶,地为恶亦凶,三共为恶,天地人灭尽更数也。三共为德善,洞虚合同,故至于三合而成,德适百国。”这是道教理想中的太平盛世。三合,既是指同一物类的合和,亦是言天、地、人三才的融合。故道教又有“三才成德”论,就是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揭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就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道家道教还宣扬天地承负、因果报应的理论。认为天道循环,善恶承负。何谓承负?其一是说前人有过失,由后人承受其过责;前人有善行,则后人可享其福德;其二是说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害而不止便会乱败,不可复理便还返于虚无,复归于元气恍惚。前者是指先人与子孙后代祸福的根源而言,后者是指整个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而言。怎样才能断止承负而免除厄运呢?一说人要行善积德为子孙造福,一说要虔诚信道修行,免除自身承负之厄。道教还提倡因果报应之说,认为人的现实命运是个人行为善恶的必然报应。这种宗教观,在道书中反复张扬,是一般教徒*根本、*普通、渗透*深的信仰。
所以,道家道教主张“尊道贵德”,主张天、地、人的融合,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这对我们今天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四)对科技发展的贡献
由于道教有深厚的唯生思想,重视生命价值,强调“仙道贵生”,因而它热情追求能够使人长寿的方法和秘术,这就是所谓道功道术。从理论上,道教强调生道合一,形神相须,欲长生则必须安神固形,以性功修性,命功炼形。其炼养之术有外丹、内丹、服气、胎息、吐纳、服饵、辟谷、存思、导引、守一和动功等等。道教认为,“道寓于术”、“道无术不行”,因而把古代社会的科技,特别是养生、健生术皆融摄进来,加以宗教的解释与发挥。其中以炼制不死药为目的的外丹仙学及黄白术是古老的化学和冶金学。内丹仙学是对人体精、气、神的修炼方法的探索,包括生理心理学、脑科学、老年学、美容学等多项内容,属于人体科学范畴。气功、导引、存思、守一、睡功、辟谷、房中等则属于身心医学、体育学、营养学、养生学、性医学的范围。道教拥有极为广博而独特的医药科学,其许多医药学成就至今仍为医学界所沿用。道教典籍中还有传染病学、绘图学、武术、兵法等多学科知识。道教科学还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博物学、草本学、矿物学、建筑学和有关超自然力、人体潜能、预测学的知识,为现代科学的鉴别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界上和我国的科学家在微观世界——粒子物理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使我们惊异地发现,老子关于宇宙本原“道”的超感觉性——“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这种对“道”的“无”中有“有”的描绘,和当代科学家所发现的物质的*小的结构——“基本粒子”的形象和属性是多么相似!这使我们看到了老子的“道”(“无”)不只是有丰富的哲学内容,更重要的是它那无限的生机。
20世纪,科学家不仅在微观世界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在宏观世界——宇宙起源研究方面也以众多观测事实为依据建立了“大爆炸”理论。这一理论是科学家努力探索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宇宙结构方面走向会合所取得的辉煌成就。2500年前的老子关于宇宙和世界起源的思想摆脱了“上帝创造一切”的唯心主义观念,他从自然神秘主义出发,断言世界起源于“道”——“无”,“无”产生“有”。这一观点和今天科学家对于宇宙起源和物质本原的理论探讨结果又是多么吻合!
《云笈七签》把宇宙划分为圣境四天、四梵天、三界二十八天,认为天有三十六层,天外有天,无限广远。这种思想同今天宇宙结构有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星系、大星系团、超星系团的科学理论也似乎有共同之处。它比“天圆如张盖”的盖天说、“天体圆如弹丸”的浑天说比古希腊的地球**说内容都更丰富、更生动、更向实际迈进了一步。
世界闻名的英国汉学大师和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是一位精深通达道家思想和道教学术的宗师。他读通了不少道家诸子的经典,搞清了《道藏》中无数的法术秘记进行化学实验的密码,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科学的起源和发展是与道家、道教而不是和儒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道家和道教归本于自然,以自然为本位,而且非常有兴趣去理解它们,想方设法去改变它们,借以役使自然,驱之为人类所利用。这就符合于科学技术研究与创造的宗旨。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说:“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学都起源于道家。”他在《人和他的地位》一文中认为,道家道教“实际上是在中国古老的和中世纪科学的进展中做事*多的,确如冯友兰已经正确地说过的,它是世界上曾经看到的**的基本上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是中国后来产生的一切科学思想的基础”。李约瑟不仅对道家、道教思想对促进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所起的作用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而且对它在未来世界科技发展中将要发生的重大影响也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道家、道教文化可能对世界科技、文化作出无法估量的贡献。他说:“或许唯科学主义——这种认为只有科学真理才能认识世界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欧美人的毛病,而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社会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体上挽救我们。”他在《中国人在科学人文主义方面的贡献》论文中预测说:“想来没有比欧美和中国文明的合流更伟大的。依我的感觉,我们愈是研究它们两方面,愈觉得它们像由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作的两章不同的交响乐,其主调本是一样的。”
由于道家和道教关于宇宙本原是“道”——“无”的猜测接近于现代科学研究的真理和实际,所以,它受到当代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启悟,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并且在未来世界所起的作用将更加广泛、深刻和显著。当代**的物理学家卡普拉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等校从事理论粒子物理学的研究,他系统地研究了印度教、佛教和道教的文献,探讨它们之间以及他们和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关系。他写《物理学之道》探讨了老子的“道”、“气”和现代物理学中爱因斯坦提出的“场”的概念的相似性,认为可以产生一切形式的“道”和“气”就像“量子场”。他在《转折点》一书中,认为当代世界的全面危机是机械论世界观的危机,而新的生态论的世界观与中国老子的“道”的观念是一致的。在《非凡的智慧》一书中,他对道家这种生态论的思想更是推崇备至,高度评价说:“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深刻并且*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对他的思想的产生和演化过程是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因此,有一些科学家已经意识到,单纯采取西方构成轮的思维模式,当今科学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已无法解释和解决,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道家和道教生成论的哲学思想中去寻找武器,去寻找出路,走东西方世界观融合的道路才有广阔无限的前景和生机。所以,像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和哲学家曼纽什,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惠勒、科学史家萨顿和宇宙学家古斯,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英国宇宙学家霍金等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都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道教文化关于宇宙起源的推断中寻找生成论的新思路。
现在,西方兴起的混沌学与模糊学,就是以道家的生成论为基础,主张从宏观上,从事物的联系上去把握世界,反对传统的构成论形而上学的、割裂事物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方法。所以,道家道教的“道”不仅没有阻碍科学的发展,而是恰恰相反,它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而且在未来世界所起的作用将更加广泛、深刻和显著。
(五)对民风民俗的影响比儒家更广泛
中国民俗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其内容也是繁复的,涉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节日、礼仪、信仰等各个方面。一般地说,道教主要是与民间信仰习俗联系紧密,通过与信仰习俗的联系,进而影响到岁时习俗、娱乐习俗等。
1道教是以道家玄理和**信仰为核心的多神教
道教内容丰富,所谓“上标老子,次述**,下袭张陵”,既包含有道家及先秦诸子哲学流派的学说,也包含有神学思辨及养生修真方术,还包含符箓禁咒及醮仪。外在表现形式虽然很多,究其实质,仍是以**信仰为其核心。天神体系包括自然神、宗族神、职能神及有功有德于世人之神。“仙”,是在原来“神”的观念上的一种更新。仙具有神性,但又有别于诸天神。他们超脱世俗也超脱于天庭事务,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人;是超脱了生死的长生久视的人,是人可以直接(不必灵魂升天)修炼成的有神灵性质的人。神和仙统一制辖于“道”,皆受“道”支配。这个“道”则为宇宙本原之“元气”,聚则成形为“太上老君”,既是哲学的神,也是自然的神,既是创世主,也是至上神。道教的一切义理都在于宣示“道”的玄奥、神圣性与创造、主宰宇宙的至上权威,同时也论证神、仙的存在。由于“神”是固有宗教观念,而“道”和“仙”是新的宗教观念,故而道教经典特别着力阐扬“道”、“仙”的实在性与可修得、可求得的灵验性。修道可以成仙,这是它*显著的特点。
2道家道教将许多历史人物都列为**
道教所尊崇的神灵,作为超凡出世的**,是虚幻的产物。然而,却又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紧紧相连,好些赫赫有名的道教神灵,查询其根底,却是起于民间流传的历史人物。道教**体系中的道教诸神,诸如雷公、风伯、关帝、文昌、门神、灶神、城隍、土地、妈祖、瘟神、蚕神、药神、财神等等,原本都是在民间流传,后来在道教发展过程中逐渐被道教吸收,成为道教神灵,并被冠上各种名号。这既是道教不断扩大影响的一种方式,也是它吸引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道教把民间诸神集中到自己的信仰中来,使其成为道教**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道教又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这些经过道教化的神灵返回到民间,更深更广地影响着民间的神灵祭祀活动。像城隍、土地、灶神,一般的民众对他们都是无比的敬畏,唯恐对之不恭。对这些神灵的崇拜祭祷,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民俗。而道教特有的一些神灵,像八仙、财神、福、禄、寿等,也得到民众的普遍祭拜。道教的法术亦深入到民间,常与民间的巫术结合而对村民的生活发挥重大作用。道教法术内容也是很多的,如疗病、延生、送死、超度、祈梦、求签,其中相当部分是源于民间方术,只是经过道教的改造和发展,使之更加系统化。
3民间岁时节令的神灵传说
中国民间保存有各种各样流传已久、相沿成俗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及其相关的风俗习惯与道教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是源于道教的传说,甚至纯粹是道教节日。比如春节、正月初五、正月十五上元节、二月初二、三月清明、七月十五中元节(又称“鬼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以及十月十五下元节,十一月的冬至(又称“冬节”)、腊月二十三祭灶节等等,这些节日的起源传说都与道教有关,只是因为有了民众的参与,增加了世俗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某一神的诞辰祭祀活动,从而演变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了;有的传统的岁时节日是因为有了道教传说和祭祀仪式的参与,从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节庆活动的仙风道迹为节日增添了神奇、欢乐和喜庆。一些道教活动仪式和庆典已经演变成一种深层的心理意识沉淀在民间,如今我们在岁时节日中仍然能够看到的燃放烟花爆竹、悬挂桃符、贴门神春联、踏青戴柳、悬艾挂蒲、张挂印符等风俗习惯,实际上都是道教的禳灾祛邪、驱鬼避瘟等法术的体现。
中国疆域广阔,各地与道教有关的岁时节日和庆典活动的习俗很多,种种节庆民俗活动中的仙风道迹,可以看到道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
4民间生活习俗的道教印迹
道教对民间生活习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祛病消灾的法术方面。今天,在体现高度文明的城市,已很少看到在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士作法驱逐妖孽,举办斋醮法事了,但在边远偏僻的农村,这种习俗依然存在,只是与旧时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道教对民间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丧葬习俗方面。古代,人死后家中要请道士或和尚来做道场“超度”亡灵。道教对民间生活习俗的影响,还表现在俗人自己充当举行道教仪式的主角,自己施行某些法术。也有用道教的符箓方术,在病人的床上或家门上贴上黄纸,写上文字。这些习俗的存在足以说明道教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如今人们有病还是要找医生来**的。
综上所述,道家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六)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影响
道教文化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形成别具风格的道教艺术:诗歌或叙事文学、斋醮中的道教音乐以及道观的建筑、绘画与雕塑。在口头传播或文字纪录的文学形式中,将通俗性的道教传说以**趣味性的笔调传达,尤其经由文士艺术性处理之后,道教文学更为中国社会所乐于传诵。清幽典雅的道观,为中国的建筑艺术增添灿烂夺目的一页;盛装醮仪中的道乐,也演变为中国音乐中*具宗教色彩的音乐。这些都是中国艺术中的宝藏,也是道教对于文化的一大贡献。
总之,道家道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特别是它包含了科学技术、民风民俗、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比儒家文化要深广得多。所以,在古代中国真正推动社会意识发展并调节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也许正是这部分文化。
三道家道教教育思想的特色、贡献及其
对现代教育的启示因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对于道家道教教育思想的研究较少,或研究多持否定态度。实际上,道家道教教育思想非常丰富,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而且道家道教教育思想一直在中国一部分人当中进行着实践,它与儒佛思想始终处于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过程中。所以,道家道教教育是一种开放式教育,自唐以后,一直主张三教合一。要打破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家道教教育思想持否定态度的旧框框,突破扬儒抑道的旧观念,只有对道家道教教育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科学客观的分析研究,才能深入地挖掘传统教育文化的现代价值。
道家道教在教育对象上,主张大众化的终身教育。其教育对象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要终身接受宗教教育。《文子?上义》提出“民众者,教不可以苛”的思想,认为教育要立足于人之本性,在普及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西升经》认为,“授于能行,非择贫富;教化与乐,非有疏亲”。金代的王重阳认为“玉性金真,人人皆可化”,都可以“向道”成仙,只是由于“传道集中”程度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等级的“**”。
在教育作用上,道家道教认为初生婴儿之性是美好的,教育的功能是消除人涉世后产生的各种欲望和私心杂念,恢复到原始的质朴之性,也即“返朴归真”。恢复到质朴之性的人可以向道“成仙”,从而达到度人济世的目的。《太平经》认为要达到理想的太平世界,必须靠圣君明师的教育,使人们奉天地,顺五行,调理阴阳,崇尚道德。具体地说,它认为人类生存的延续,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道”,**的大治大安,人民的道德水准的提高,除了发挥教育的特殊功能和效益之外,其他别无途径。
在教育目的上,道家道教通过求真悟道来追求生道合一和飞升“成仙”,既要保全生命,又要度人济世,即所谓的真功真行,从而达到性命双修,即生命与道德的双重修养。魏晋时期**的道教学者葛洪说:“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世俗,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明代**道士张宇初说:“学必有本焉,经世出世之谓也。故学非当则不足志。其所当务者,经世之学则圣贤之道焉。”
在教育内容上,道家道教认为宇宙本原和运动规律是一种自然之道,人类社会和人必须遵循自然之道,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应当保持和谐统一,这样,人类才有可能持续发展。道家道教尊重生命、强调保护物种的思想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如《三天内解经》说:“真道好生而恶杀。长生者,道也。死坏者,非道也。死王乃不如生鼠。故圣人教化,使民慈心于众生,生可贵也。”《度人经》说:“日月合明,昆虫遂性,至化无边。”道教要求人们爱及昆虫鸟兽,爱及山川河流、爱及日月天地,不要伤害任何无辜生命。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提到,“茅庵草舍须要遮形,露宿野眠,触犯日月,苟或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活计?砍伐树木,断地脉之津液,化道货财,取人家之血脉,只修外功,不修内行,如画饼充饥,积雪为粮,虚劳众力,到了成空。”这里,王重阳认为“砍伐树木”是“断地脉之津液”。
道家道教对待自然的态度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生态伦理学的观点是颇有一致之处的。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带来温室效应的积累、生态的严重失调、资源的日益枯竭、环境污染的加剧,因而生态教育就显得迫在眉睫。这也进一步引起人们对生态教育价值的反思,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道家道教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作用。
道家道教注重自然主义的教育,要求教育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促进人的发展。这与儒家的社会和伦理本位的教育互相补充,共同显示了教育的本质。林语堂先生说,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道家道教强调柔弱胜刚强,锻炼人们的承受能力及坚韧的意志、勇气、恒心、专一程度;要培养人谦让不争的精神,反对争夺、战争,要人类和平共处;道家道教贵身重道,强调生道合一,因而特别注重生命教育;要加强人的约束力,“去奢,去泰”;强调人类的自我保护意识,处于过于危险恶劣的环境中应保护自身,求得发展;注重生理与心理、性命与精神和行善积德的教育,想达到长生久视、飞升成仙和济世助人、济危救国的目的。
道家道教注重科技教育,在宗教神学的外衣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冶金、化学、建筑学以及医学、气功学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道家道教的辩证逆向思维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是非常光辉的。任何事物都由阴阳相合而成,但它更重视阴的一面的辩证法,教育人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有利的一面,也要注重它不利的一面,更要看到事物之间的互相转化。强调“不言之教”,因顺人的自然本性,对其进行导化教育,而不是压抑强制,背逆人的本性。道家道教不仅进行理念教育,更重视清规戒律以及科仪对人们的约束,要求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在学习方法上,道家道教强调潜意识的发挥,强调直觉体悟。
道家道教的教育思想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教育的价值,这就是:应该注重教育的生态价值,要注重人、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要重新重视生命和精神的双重教育;教育要普及化、大众化、社会化,才能*好、*全面地发挥其功能;要重新考虑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在民族文化面临着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当弘扬精华、剔除糟粕,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从而形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互动。我们在接受进步文化的同时又不能背离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从而担负��传承、弘扬民族文化,进而培育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重任。教育和教育史研究要担负这样的重任。
四本书的编写过程,作者撰写的章节介绍
“八五”期间,由山西师范大学教科所陈德安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委**课题“道家的教育与教育思想”研究工作于1995年结题,写出论文41篇,并于1997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道家道教教育研究》,该书于1999年9月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成果二等奖”。但该书只有40万字,与丰厚的中国道家道教文化教育相比,显得过于单薄,而且缺少系统,因此,我们决定在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十五”期间编写比较系统的《中国道家道教教育思想史》,并立为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此书拟分四卷:**卷为先秦至隋唐卷,第二卷为五代宋元明清卷,第三卷为近代卷,第四卷为现代卷。它努力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添砖加瓦,作出一点贡献。
本书的编写由陈德安教授负责,任总主编,每卷都有主编和副主编,组织专家学者分工执笔,全书的大纲和定稿是在主编的领导下集体讨论确定的,所以说,全书各卷都是集体研究的成果。
“先秦至隋唐卷”为**卷,分五编,着重探讨了先秦时期的道家教育思想、两汉时期的道家道教教育思想、魏晋时期的道家道教教育思想、南北朝时期的道家道教教育思想、隋唐时期的道家道教教育思想。
本卷的执笔者(按姓氏笔画为序)有:于珍(第四编第六章、十章,第五编第三章)、马丽涛(第三编第四章,第五编第十一章)、王卓民(**编第四章)、王有英(第五编第五章)、王谨(第五编第十四章)、王彦力(第五编第十九章)、申国昌(第二编第三章,第三编第六章,第四编第五章,第五编第十二章、十八章)、米靖(**编第二章[合]、三章、五章)、任源源(第五编第十三章[合])、陈德安(**编第二章[合],第二编第五章,第三编第五章)、张迎春(第四编第七章)、李忠(第三编第二章,第四编第三章)、李海鸥(第四编第十一章)、李永贤(第五编**章、二章、四章、七章、八章、九章、十六章)、赵俊杰(第二编第二章、六章、七章,第三编第七章)、杨建华(第四编第二章)、杨宝忠(第五编第十五章)、周芬芬(第四编第九章,第五编第六章、十章)、昝淑珍(第五编第十七章)、南钢(第三编第三章,第四编第四章,第五编第六章附)、要振生(第四编第八章)、秦学智(**编**章,第二编**章、四章,第三编**章、八章,第四编**章)、翟振宇(第五编第十三章[合])。
本卷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除在书中注明外,在此一并致谢。
本卷作者较多,观点和认识难以求齐,因各章资料长短不等,所以写出的各章分量轻重也难以统一,甚至还可能有不少错误,对于道家道教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也难以一次就能理得清晰,许多地方不尽如人意,敬祈国内外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