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迥异于常人的视角，聚焦四十几位历史上关注极高、争议性颇大的名臣、名将、名人，展示出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另外一面，让读者领悟到超乎寻常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一
“不认错”之怪人杨度？
杨度此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自有一笔。不过，以往的历史，提及杨度，当然是没有什么好话的。直到近些年，学术言论的氛围日益宽松，对杨度的评判，可说是多样化了。唐浩明先生就曾著有《杨度》一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杨度的一生。当然，历史人物的评判，向来是以政治需要为基础的。
说来奇怪，我对杨度，一直有好感。这倒不是从历史或者政治角度看问题的，而更多的则是性格的层面。人们都说，杨度是个怪人。说他怪，源于其不可捉摸，反复无常。不过，窃以为，如果有时间去读读有关杨度的史料，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不怪的。准确地说，杨度是一个固执的人。在政治主张面前，他是从来不认错的，比如，竭力帮助袁世凯实现洪宪帝制等。但是，他是一个重诺言的学者智者兼政治家，他的“不认错”，盖因他的不知错，倘若知道错了，他就会作出惊人的选择。
杨度（1875-1931年），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187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姜畲石塘村，幼年丧父，由曾在湘军任职的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培育成长，清光绪十八年（1892）捐监生，光绪
二十年，为顺天府乡试举人。杨度的文学才华，自不必说，袁世凯曾赠其“旷代逸才”的匾额。他的政治主张，几十年间，始终如一。一般而言，学者们都认为，杨度年轻时受教于湖南名宿王闿运先生，其“帝王之术”对杨
度影响很大。王闿运先生对杨度这个弟子也是十分欣赏的，他在其《湘绮楼日记》中亦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此后，杨度又迷上新学，两者相加，使其对“君主立宪”痴迷甚深，在他看来，这是未来中国*好的出路。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杨度亦因梁士诒案而受牵连，无奈之下，跑到日本去了。因为杨度的才学与主张，他在日本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此期间，杨度结识了孙中山。尽管，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但他曾经与孙中山先生相约，有一段话相当知名，“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杨度积极为君主立宪奔走。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了考察报告。说来可笑，杨度从未去过欧、美，可是他捉刀代笔，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他也因此被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成为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权威人士，也成为后来袁世凯的重要谋臣。1908年，袁世凯被清政府开缺回籍，杨度敢奔走于北京与彰德洹上村之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有人说，这是“烧冷灶”，其实，这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人所特有的坚定的政治诉求。杨度甚至认为，袁世凯就是可以助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天赐之人”。
杨度一直将袁世凯视为其施行政治主张的重要人物。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才可以了解，杨度为什么会成为洪宪帝制的“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为什么他会为后来的张勋复辟而拍手叫好。在他的思想里，中国是需要一个皇帝的，在这个皇帝之下立宪而行西方之法，中国才有希望，至于这个皇帝是谁，反而是不重要的。他曾在《君宪救国论》中说：“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洪宪帝制失败，以及张勋复辟失手，杨度有点走投无路了。他遁入天津租界，甚至信了佛，“披发入山、学佛参禅”。然而，杨度的政治主张却没有改变，他曾经对人说，在此问题上，他是“决不认错”的。据说，袁世凯一命呜呼之时，曾大呼“杨度误我！”为此，杨度写下“挽袁联”，用以自辩：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显而易见，杨度落得全国人民骂名之际，还没有丝毫的认错感。
不过，到了1923年，杨度的思想，有所触动，亦有所改变。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孙中山先生曾说，杨度“能履行政治家诺言”，孙中山还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这段经历，说明杨度正在兑现其在日本与中山先生相约的诺言。作为政治家，他是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
然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让他看到新中国的希望。杨度的思想，面临又一次的改变。这一次，他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政治抱负错了。他曾对友人说，不认错是对的，关键是要知错。杨度知错之后，其人生*重要的选择，是同情共产党，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
为救李大钊而散尽家财，生活因此拮据。1929年，他正在上海做寓公，靠杜月笙每月500大洋的津贴过日子，经过工作，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报经周恩来同意，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电视剧《陈赓大将》
中曾有提及。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病重之时，也曾交代秘书，周恩来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见王冶秋回忆文章）有人曾说，杨度入党，是政治投机，杨度很气愤，他反讽说：“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患胃溃疡病逝于上海租界。临终前，曾自挽一联以明志：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上联“帝道”，指他过去主张君宪救国，“真如”是佛教名词，意为真实反映。上联写他对往事的追怀，对其策划袁世凯称帝之事的否定，下联则写他对未来的展望，看到了救国的后来人（特指中国共产党）。
因此，杨度的不认错，是性格决定的；不知错，则何来认错之有？其一旦知错，就会义无反顾，将一切置之度外。这样的人，比之那些“朝三暮四”之徒，实在是可敬多了。
附：杨度自题联三则，及贺袁世凯称帝联守道不封己；择交如求师。
--自题五六月间无暑气；二三更里有书声。
--书斋自题但哦松树当今事；愿与梅花结后缘。
--自题听四百兆人巷祝衢歌，恍亲见汉高光，唐贞观，明洪武；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将继美俄彼德，日明治，德威廉。
--贺袁世凯称帝
冯自由之《革命逸史》
研究民国史的人，一般都会去读一本书，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我的书柜里，也有一套六卷本的《革命逸史》，不过，这是一个大陆版的删节本，中华书局1981年内部版。据编者所说，删节者，大抵是“与内容无关”的他人之序以及题词之类。呵呵，有意思。冯自由所说的革命，特指过去的“国民革命”，涉及孙中山之下、众多知名的晚清与民国人物。对这些人物，现今都是有说法的。“他人之序”，据说都是“有问题”的人写的序和题词，当然是不该传播的。再说了，冯自由其人，既毕生革命，又坚定反共，他的书编辑出版，当然是要有所折扣的了。
我读《革命逸史》，都是零星翻阅的。准确地说，有需要了，才会去读。
直到*近，因为一件小事，对冯自由产生兴趣。前些时候，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是说中文“革命”一词起源的，文中多次提及冯自由以及他的《革命逸史》。其实，在《革命逸史》初集首篇，便有冯自由先生关于“革命”的解释，以及孙中山“革命党”一词由来。于是，再次读了《革命逸史》。这一次，大抵算是通读了。
冯自由，1882年生，1958年5月6日在台北因中风去世，其原名冯懋隆，字建华，祖籍广东南海人。他是中国人，却出生于日本，其父叫冯镜如，英文译名金塞尔，生于香港，入英国籍，早年因受太平军的影响，随父东逃日本，在横滨山下町开设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专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冯镜如在甲午战争之后，痛恨清政府腐败而剪去发辫。1895年，冯镜如在日本横滨，热情接待了逃亡日本的孙中山和陈少白等人，并在孙的影响之下，在其文经商店二楼成立了兴中会支部，自任会长（中华书局版说明则称长崎支部，不知何故）。幼年的冯自由，也因此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兴中会，后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时年14岁。
冯自由曾在他的《革命逸史》中，自述其加盟革命的经过。“当横滨兴中会成立时，余年甫十四耳。兴中会成立后约一星期，某日中山（孙文）、少白（陈少白）、士良（郑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询余好读何书。余曰：‘好读小说。’南京政府剪辫子运动中山先生曰：‘好读哪部小说？’余曰：‘《三国演义》。’中山先生曰：‘《三国演义》人物汝*喜欢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道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谓余父曰：‘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余父遂命余填写誓约。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党之原因也。”这段记述是生动的。其一，他加入兴中会，是孙中山的意思；其二，原委是他喜欢诸葛亮；其三，当时入兴中会，也是要填表和宣誓的。不过，中山先生举“孔明之六出祁山”来形容民主革命，似乎不妥帖，也寓示着其革命的艰难程度。其时，少年的冯自由，年轻气盛，其曾因《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影响，以及反对康有为而将名字改为冯自由。17岁时曾自
题诗一首，气度不凡。
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人。
由此可见，冯自由与孙中山关系是相当亲密的。据说，辛亥革命后，冯自由曾任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深得信赖。因此，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逸事，相当熟悉。比如，《革命逸史》之中，有关孙中山先生的记述相当多。其中，说中山先生喜欢下象棋却棋艺不精，但牌就打得很好的记述，很有趣。
冯自由写到：“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哈哈，其中所提之陈四姑，乃孙中山的前任妻子陈粹芬，其原籍福建厦门同安，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据说，福建同安人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她的侄辈。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
《革命逸史》中，涉及民国精英的此类记载，相当多。比如，说到过孙中山与黄兴的旗帜之争，以至两人的关系，曾长期不和，也提及过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党”一词的认知，甚至梁启超的家庭爱情。他曾记述“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在他的笔下，生动形象。由此看来，冯自由的文学才能，可能是远远高于其政治才能的。
自民主革命始，冯自由先生一直是报人角色，曾任《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也当过《大汉日报》、《大同日报》主笔等职。毕其一生，似乎都是用笔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此人亦毕生反对共产党，也是相当出名的。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次“国共合作”，但是，冯自由却自恃其与中山先生的关系，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冯自由曾在会议上对孙中山说：“总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发言，希望总理尊重我的自由！”为此曾遭孙中山训斥。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冯自由于1925年底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因此被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党。不过，其做派孙中山先生不满意，蒋介石却是欣赏的，1935年，冯自由被蒋介石恢复国民党党籍，其时，冯自由一面经商，一面写《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等著作，有相当影响；1943年，当选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12月移居香港；1951年，蒋介石还特意电召其偕妻赴台；1953年，冯自由任台湾当局的“国策顾问”，一直到死。依我之见，蒋公之着意之处，当是利用其手中之笔而已。
中国的文人，大抵说来，都有自视清高与固执己见的通病。不过，这种通病，往往是被政治家们所利用的。冯自由的一生，你或许说不出，他到底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见解，但是，他一旦认定的东西，却会莫名地坚持而不会改变。
当然，我们也应该感谢冯自由，他毕竟留下了一部《革命逸史》，亲历之述，林林总总，让我们可追寻历史的背影。
冒名顶替**士珍
“北洋三杰”之中，王士珍排名在前，“龙虎狗”之“龙”也。然而，在后人眼里，他的知名度是*低的。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儒，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据说，其才智过人和政绩**，深得袁世凯赏识，曾先后担任北洋军政要职，直至国务总理。
不过，有史料说，此王士珍者，仍是一个冒名顶替者。
北洋军阀历史研究的**学者陶菊隐先生曾写过一段“逸闻”：“湘潭杨瑞生军门为朝阳镇总兵时，王士珍隶麾下为马弁，勤勉得主人欢。会聂士成训练武卫新军，向杨求将才，杨推毂多人，王亦预焉。士珍非其本名，以位卑不足当选，有守备王士珍乞退，遂命顶名以进。”可见，王士珍本姓王，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不叫士珍。据说，王士珍父亲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家境贫穷，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伯母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9岁时，王士珍曾入私塾读书，同时替大户人家放牛。稍长，即入伍从军，在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旗下做马弁。杨瑞生是湖南湘潭人，以“洪宪”闻名的杨度便是他的侄儿。王士珍聪明好学，亦相当勤勉，甚得主人欢喜。
当年，淮军知名将领聂士成受命编练武卫新军，因其曾在湘军干过，与杨瑞生有交情，便向杨开口，**一些军事人才。于是，杨瑞生开了一张名单，保荐一批干部，其中有一名守备，叫王士珍。不料，王被保后因病告退，回籍养病去了。恰好这位王马弁为人能干，立志向上，杨总兵因保单已送出，缺了王士珍便叫王马弁冒充王士珍，顶名前往武卫新军报到。从此，王士珍命运转折，他到武卫新军后不久，又被选送到武备学堂受教3年，曾经参加过甲午战争，英勇善战，战功**，屡获升迁。待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时，王士珍已被任命为军事教官，任讲武堂总教习。从此，王士珍搭上袁世凯这条船，颇受袁的赏识与重用。
王士珍为人平和，宽宏大量，人缘极好。故陶菊隐先生有“德量俱宏，无疾言厉色”之评价。陶菊隐先生还说：“王服官既久，廉介自矢，每出，敝军羸马，终其身未坐汽车；而白须疏朗，仪表不凡，不类出身末弁者”。
其意有三，一是不端官架子，终生没有坐过汽车；二是仪表堂堂，不像马弁出身；三是平易近人，廉洁奉公，没有军阀作风。
有几件旧闻逸事，值得一说。
甲午战争之时，王士珍在朝鲜率官兵突围，在义州某村庄休��，王士珍下令不准动用百姓东西。属下发现两缸东西，一是财物，一是面粉。王士珍仅同意属下取面粉以解饥饿之困，临走前，王士珍唤勤务兵取来银两，放进缸里，原样封好，以作回馈。
王士珍任步兵**协统领时，常有宗亲族人请求谋差，王士珍均婉言谢绝，从不任亲用人。有一次，王士珍的堂弟通过其夫人让文书私下写了一封**信，王士珍知道后大怒，痛斥夫人，同时告诫宗亲族人以此为戒。
王士珍在正定城内有一宅院，其平面布局为凸字形。按当地风俗，这种布局是*忌讳的。据说，当初其在正定城西门里购置宅基地时，除后院是耕地外，周围均为民房，在院落的西南角一处民房，房主据理不卖，王宅便因此凹进一块，东边的情况亦类似。按理说，以王士珍当时的权力、地位和财力，他完全可以强买强卖，但是王士珍却迁就了，不“以强凌弱”，而“宁可王宅缺一角”。
诸如此类，在王士珍的家乡，还有许多传闻，似乎都是正面的。比如，回乡不坐轿不骑马，外放赴任途中住草棚，在正定隐居时替老乡推过车、帮老乡找过牛等。如此看来，王士珍在北洋军阀林林总总的人物中，还是有一点好名声的。
不过，王士珍也做过一件大蠢事。这就是张勋复辟之时，他也当了保皇派。对清廷，王士珍也是有感情的，溥仪退位之际，王士珍还为此曾一度辞官回老家。1917年6月14日，张勋进京，7月1日，张勋推溥仪宣布清帝复辟，王士珍也在拥戴者之列。然而，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王士珍并没有受到更多牵连，仍旧当他的参谋总长，同年底，他居然还当上了冯国璋任总统时期的国务总理兼参谋总长。据说，这都与他的为人有关。据记载，王士珍仅仅当了几个月的国务总理，次年二月即“引疾告归”，两年后，又辞去了所有军政职务，专心于道家学说，到了痴迷的程度。
王士珍晚年在正定老家隐居，从不过问政事，1930年病故。如今，正定县城内还有王士珍故居存世。据说，公馆二道门有一对联，乃王士珍亲笔所写：求名求利只求己莫求人，惜衣惜食非惜财实惜福。
此外，他还有一个“三不”警言：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抚不愧心。
这个假王士珍，光宗耀祖，由此善终。然而，那个真王士珍，据说晚年潦倒，“贫无以自存，佣于湘潭王家，终其身不改”，也有一说在杨瑞生家做烧饭的司务，有人曾问之：“子之化身已贵显矣，子盍往求之，必得当”，其人微笑不答。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古往今来，英雄都是不问出身的。昔日马弁，日后英雄，都与其做人有关。把人做好了，做其他任何之事，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历史之功过，口水之是非，乃不足道。

扒着门缝看历史徐世平
读史识人问己心白子超
一
“不认错”之怪人杨度？
冯自由之《革命逸史》
冒名顶替**士珍
喜怒不形于色之徐世昌
张勋“丁巳复辟”之原因
黄土坟中之冯国璋
王国维自沉之谜
胡适的宽容
“馨庐”故人今何在？
成仿吾笔伐鲁迅之公案
周作人之昏浊
感悟陈寅恪
喜欢“反动文人”的理由
谁资助了晚年陈独秀
二
贰臣甲等之洪承畴
范文程卖主求荣了吗？
“师爷”出身之清官王杰
无错无过之张廷玉
刘墉何以官居高位
朱硅教嘉庆做“儿皇帝”？
急流勇退之曾国藩
左宗棠拾棺出塞
张之洞毁誉订正
野史杂说李莲英
梁启超笔下之李鸿章
三
当亲情遭遇政治
“糊涂”立命之汤和
徐达忠则子孙福乎？
刘伯温烧饼歌做人诀
解缙之死
方孝孺“骨鲠”之余
心中自有王阳明
明朝之烂始于朱棣
嘉靖不杀海瑞之揣测
奸臣严嵩两面观
清算张居正
万历皇帝何以宽待言路？
郑成功何以发兵台湾
功到雄奇即罪名
千人尽啖袁崇焕
四
权臣霍光之祸根
曹操之骂汉献帝

《扒着门缝看历史》，谈的是明清和民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有官吏、有军阀，也有文人，其中有不少历来存争议多是非的人物，譬如刘伯温、严嵩、张居正、袁崇焕、刘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杨度、王国维、陈独秀、鲁迅、胡适、成仿吾等，世平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寻找他们的屐痕，分析他们的人生，透视他们的灵魂。人远去，足音在。这些人物活动的舞台，正是四百多年来风云起伏、历经沧桑的华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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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碰到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在官场。有些问题想不通，便去读历史。因为，有些道理，古人说过几千遍了，都有现成的答案。
揭示有争议的历史名人，被捧上天、或摔下地的身前身后事。
精彩片段
其实，历史就是由一大堆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读懂了人，也就读通了历史。
我读历史，特别喜欢名人，尤其是有争议的名人。有争议的人，读起来才有味道。
有争议的历史名人，都是同历朝历代执政者的历史观和执政观有关联的。今天说好，明天说不好，自有其政治意图。历史人物，*为可叹的事情，就是莫名的被后人，或捧到天上，或摔到地上。他们常常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工具本没有什么对错。只是用的人，或有错。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从门缝里看人。门缝里的人，往往聚焦，而同旁的什么事物，没有太复杂的联系。“扒着门缝看历史”既是一种阅读状态，也是一种心理过程。既然都是门缝里的人，诸公各位也大可不必苛求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