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 社会学观点
**章 认识社会学
1.2 何谓社会学理论?
人为什么会自杀?传统的常识告诉我们,自杀的人先天就有自杀的倾向;也有种说法是,太阳黑子会驱使人们自杀。这些讲法对今天的研究人员来说,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但近在一百年前的人们,对此却是深信不疑。
社会学家并不特别对某一个人的自杀原因感兴趣;相反,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会有系统地迫使某些人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为了研究这个主题,于是社会学家发展出了一套解释自杀行为的一般理论。
我们可以把理论视为有系统地对某些事件、权力运作、题材、观念以及行为的解释。在社会学里,理论(theory)指的是试图解释问题、行动与行为时所做的一套叙述。一个有效的理论必须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与预测能力。也就是说,它必须能从看似独立的现象中找到很强的关联性,并且了解某一因素的改变会对其他变量带来什么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估计,在2002年一年当中,全球约有815,000个自杀案例。早在一百多年前,社会学家就尝**科学的方法来检视自杀的资料。涂尔干(1951,原版1897)深入研究自杀的资料,并发展出一套解释自杀与社会因素相关联的理论。他所关心的不是自杀受害者的人格特质,而是不同**自杀率的差异。所以,他计算法国、英国与丹麦在1869年的自杀人数,并依照人口比例算出各国的自杀率。他发现,英国每一百万人中有67起自杀,法国有135起,而丹麦竟高达277起。于是,他提问:“为什么丹麦(比法国)有较高的自杀率?”
于是,涂尔干对自杀率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自杀论》(Suicide)于1897年出版,并且成为他的代表作。涂尔干拒绝接受那些未经证实的说法,包括相信是宇宙力量或是一个人的天生性格导致了自杀;相反地,他认为,这个问题起因于缺乏宗教或职业团体的凝聚力。
涂尔干指出,虽然自杀是一个个人行为,但是,它和群体生活却息息相关。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有较高的自杀率,未婚人士比已婚人士有较高的自杀率,而士兵比平民的自杀率要高。他也发现,和平时期的自杀率要比战乱或革命时期高,而经济不稳定与萧条时的自杀率又高于繁荣时期。涂尔干总结说,一个社会的自杀率可以反映出该社会人民融入社会生活的程度。
如同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一样,涂尔干发展出了一套理论来解释,如何在社会的范畴中了解个人的行为。他指出了群体与社会力量对那些被视为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很明显,涂尔干针对自杀的起因,提出一套比太阳黑子或天生倾向更科学的解释。他的理论深具说明力,因为他提出当遇到社会或经济变迁时,自杀率也会随着变动。
当然,一个理论——即使是*好的理论——不会是人类行为的*终定论。涂尔干的自杀理论也不例外。社会学家依旧继续检验造成全球以及某一特定社会自杀率不同的因素。举例来说,虽然新西兰的整体自杀率只比美国略高一些,但是,该国的年轻人自杀率却比美国高出41%。新西兰的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指出,该国社会的人们居住地相隔遥远且人口稀疏,造成对男性的男子气概要求过高,这使得许多年轻男性适应不良。对于有男同性恋倾向的青少年,假如他们无法适应同辈对男性气概表现的要求,通常很容易倾向自杀。(Shenon 1995;针对涂尔干作品的评论,参阅:Douglas 1967)
1.社会学的发展
人们总是对社会学相关的事物感到好奇——比如说,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我们要做什么事,以及我们要选谁担任领导人等等。远古与中古社会中的哲学家与宗教权威,对于人类行为曾做过许多的观察。虽然他们对于这些观察并没有进行过科学的检验与证实,但是,这些观察往往成为道德规约的基础。早期有许多的社会哲学家曾经预测,总有**,人们会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19世纪时,欧洲的理论家开始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贡献力量。
早期思想家
奥古斯特•孔德
19世纪对法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1789年革命的早期,法国的**被推翻,接着,拿破仑统一欧洲的企图也被粉碎。如此混乱之际,哲学家开始思考要怎么改进社会。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作为19世纪初***且*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相信,要改善社会就必须发展社会的理论科学,同时对人类行为进行有系统的研究。他发明了“社会学”这个术语,来代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
从孔德19世纪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害怕法国大革命的思潮会危害法国的稳定;同时他也希望有系统的社会行为研究*终能促成人类更为理性的互动。因此,在孔德的科学**中,社会学的位置*高。他将社会学称做“女皇”,而称社会学的信徒为“科学传教士”。这位法国的理论家不只为“社会学”命名,并且为这个新兴的学科设定了远大的目标。
哈丽雅特•马蒂诺
晚近的学者多半是通过英国社会学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02—1876)的翻译,才得以一窥孔德大著之堂奥。但是,马蒂诺不仅是个翻译家,她本人对社会学的领域也贡献良多。她深入观察她的祖国英国以及美国的风俗与社会习惯。马蒂诺的著作《美国社会》(Society in American,1962,原版1837)检验了北美新大陆的宗教、政治、儿童养育和移民等议题。她在书中特别提到社会**区分以及性别与种族等社会因素。
马蒂诺的著作强调经济、法律、贸易以及人口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影响。她强调女权,主张消灭奴隶制度,并且主张宗教包容。在马蒂诺(1876)的观念中,知识分子与学者不应只是提供对于社会环境的研究成果,他们还必须依着他们的信念行动,追求社会更大的福祉。正因如此,马蒂诺研究女性就业的本质,她指出,这是一个必须更加深入探讨的议题。(Hill&Hoecker.Drysdale 2001)
赫伯特•斯宾塞
另一位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有重大贡献的人就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身为一个较富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斯宾塞(不像马蒂诺)并没有感受到纠正社会或改善社会的迫切性,他只是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个社会。他利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Species)一书中“物种进化”的概念,来解释社会是如何变迁与进化的。他也采用达尔文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概念,来说明社会上有富有贫是“自然”的现象。
斯宾塞的社会变迁理论在他生前即获得极大的反响。与孔德的想法不同,斯宾塞认为,社会变迁乃是自然发生的事;因此,他认为,人们对于现有的社会架构不需太具批判性,也无需积极去改变社会。在英国与美国,有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反对社会变迁的人,都非常欢迎斯宾塞的主张。
涂尔干
包括先前所提及的自杀行为理论,涂尔干对社会学做出了很**的贡献。作为一个犹太人社会宗教**之子,涂尔干(Durkheim,1858.1917)分别在法国与德国受过教育。他在学术领域中声誉**,并在法国获聘为*早期的社会学教授。但是他真正为后世所歌颂的,是他坚持认为人类行为不能只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而必须要把行为放到社会的范畴中去加以了解。
举一个涂尔干的研究为例(2001,原版1912),他藉由深度探讨澳洲的阿狼塔(Arunta)部落,发展出一套有助于了解社会形态的基本论题。他注意到宗教在阿狼塔部落中所起到的功能,以及部落生活在阿狼塔部落宗教形成中的重要性。涂尔干认为,如同其他形式的群体行为一样,宗教强化了群体的机械团结。
涂尔干另一个主要的研究**是探讨工作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他认为,在工业化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劳力分化,使工人的分工更细,这样会造成他所谓的失范现象。失范(anomie)指的是当社会对个人行为失去有效的控制力时,社会所感受到的一种方向的迷失。当人们失去目标或方向感时,失范便产生了。这种现象通常在社会经历重大变迁时比较容易发生。在社会失范期间,人们容易产生困惑,并且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也因而可能有自杀的倾向。
涂尔干特别关心疏离、寂寞及孤独在当代工业化社会中所造成的危险。他认同孔德的观点,主张社会学应该为社会变迁指引方向。因此,他主张成立新的社会团体——介于家庭与**之间,能够在这个巨大且冷漠的社会中,给成员提供一些归属感。工会组织便是一例。
就像许多其他的社会学家一样,涂尔干不只对特定的社会行为感兴趣,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我们将会探讨他在犯罪与刑罚、宗教、职场等这些议题上的观点。事实上,很少有其他的社会学家能像涂尔干一样,在社会学的众多领域中,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
另一位重要的理论家是马克斯•韦伯(Weber发音为VAY—ber,1864—1920),1864年出生于德国。他早期接受法学与经济史的训练,后来渐渐地发展出对社会学的兴趣。他曾担任德国多所大学的教授,他教导学生应该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应用理解(verstehen,这个德国字的意思是“了解”或“洞察”)。他主张,我们不能使用客观标准的方式来分析研究社会行为,因为这和量体重或测气温截然不同;为了完全理解举止行为,我们必须了解人类行为的主观意图——了解当事人是如何看待与说明他们自己的行为的。
举例来说,我们假定社会学家要研究的是学校社团中成员的地位高低。韦伯会希望,研究人员能利用理解找出社团成员**划分的显著性。研究人员也许可以检验体育能力、课业成绩、社交技巧或资历对于社团成员地位的影响,他们也可以设法了解不同地位的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研究人员必须考虑到人的情绪、思想、信仰与态度。(Coser 1977)
我们也必须感谢韦伯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念工具:理想型。理想型(ideal type)指的是一个概念,或是一种虚构的模型,用来作为评估真实个案的标杆。在他的著作中,韦伯将许多官僚制度的特征认定为理想型(在第六章中会有详细讨论)。韦伯提出这个模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图,也不代表他赞同这个理想型;他的目的只是要提供一个有用的标准,来测量实际的官僚制度与组织的情况(Gerth and Mills1958)。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用理想型的概念来研读家庭、宗教、权威、经济制度以及官僚体制。
虽然涂尔干与韦伯都共同在社会学这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可是他们彼此从未谋面,甚至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不用说知道对方的主张了。但是马克思就不一样了。涂尔干关于工业化社会中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影响和马克思的著作有些关联,而韦伯反对没有主观价值标准的客观社会学,这也是对马克思信念的直接响应。因此,马克思被视为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点儿也不为过。(见图1-2)
卡尔•马克思
和涂尔干及韦伯一样,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对于抽象的哲学议题和实际的日常生活同时感兴趣;不同的是,马克思对现存的社会机制**批判性,而这种高度批判的立场,在当时传统的学术圈很难让人接受。所以,虽然马克思在德国出生,但是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流亡海外。
马克思的一生可说是处在痛苦的挣扎之中。当他所出版的报纸被禁之后,他离开德国逃亡到法国。在巴黎,他认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并且和他成为终生的朋友。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欧洲与北美的经济形态已经逐渐由农业转型到工业经济。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参加了一个由非法的工会组织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 League)所举办的秘密集会。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他们一直都在草拟《共产党宣言》的大纲。他们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称之为无产**)除了劳力之外,没有任何资源,所以必须团结起来,反抗并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说: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斗争的历史……无产**除了枷锁之外,一无所有。他们要对抗整个世界。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Feuer1989:7,41)
在完成《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回到了德国,但不久又被驱逐出境。他后来搬到英国,并继续他的写作生涯。马克思在英国的生活极度清苦。为了生活,他几乎典当了仅有的财产,他有好几个小孩死于疾病或是营养不良。马克思与英国的社会始终格格不入,这或许也影响了他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观感。
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社会根本上分化为利害互相冲突的**。当他检验当时的工业化社会,比如说德国、英国以及美国,他发现工厂俨然成为剥削者(生产手段的拥有者)与被剥削者(劳工)冲突的**。马克思利用有系统的方法来观察这个关系,他相信,整个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制度,是为了保障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工人**必须推翻现存的**制度。马克思对当代的思潮有极大的影响力,他的著作对于后来在俄罗斯、中国、古巴以及越南发动共产革命的**们,产生了鼓舞的作用。
即使不谈被他的著作激励而产生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对当代思潮的影响力也是极为惊人的。马克思所强调的可以影响一个人社会位置的群体归属与结合,正是当代社会学中*重要的主题。所以贯串本书,我们所要探讨的,正是作为某一个特定群体的一员如何被他的社会位置影响的,比如说,若以性别、年龄、种族或是社会**来划分,这些类别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我们现在用来了解社会的方法,有很多都是从马克思的著作而来的。
当代发展
当代的社会学建立在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等人所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个学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欧洲人继续为这个学科贡献力量,世界上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也促进了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的发展。他们所提出的新观点,使他们能够更真实地了解社会的运作。
查尔斯•霍顿•库利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是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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