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有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人口流动。**次,是1955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数的城市人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成为光荣的知青;第二次,便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村人或城市贫民背井离乡,成为一名打工者。这两次人口流动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不同的是:知青是从城市走向农村,打工者则大多是从农村涌进城市。
当年的知青,其实还是享有城市人的某些特权,但现代的这些打工者,却受尽屈辱和冷眼,换来的仅仅是一点点可怜的血汗钱,就是这点血汗钱,还要将大部分寄回家,给年迈的父母支撑家庭,给幼小的弟妹读书学习;他们整天与机器为伴,在流水线上忍辱负重,被动地、默默地忍受着诸多生存的艰辛与磨难。更可悲的是,虽然他们谦卑的身影无处不在,但囿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被这个社会忽略和漠视。
尽管我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无能为力,可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亲历并目睹了无数打工者的痛苦、无奈,甚至是悲惨的遭遇,个中滋味实在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记录下来!
我的这篇自述,可以说是*全面的原生态打工者的生活写照!它是这个群体为当代中

**章 南下
第二章 进黑厂
第三章 9.5元工资
第四章 治安员
第五章 解雇
第六章 好厂
第七章 沈洲
第八章 内聘
第九章 升职
第十章 淡季
第十一章 辞职
第十二章 采编
第十三章 钓老板
第十四章 流产
第十五章 归途

**章 南下
我出生在四川盆地中部一个叫槐树坪的小村庄。槐树坪既不是开阔的平原,也没有名川大山,到处是绵延不绝的丘陵。丘陵的形状正如人的相貌一般,有的温和,有的嶙峋。在我还小的时候,站在丘陵上往下看,一条条溪流碧绿如玉,欢快地绕过槐树坪,流向不知名的远方。村前屋后到处是绿油油的水稻、黄灿灿的油菜花以及随风摇曳的芦苇,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腥香和青草的芬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宁静而安详。
那时候,槐树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村,人们都还住在祖辈**下来的小屋中。这些小屋都是由泥坯盖成,上面铺着稻草。小村不知经历过多少朝代的风雨侵蚀,早已和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幽暗而静默。在村口望进去,村尾就成了一团灰黑的东西。人一走进小村,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棵树叶繁茂的老槐树,左边一口水井,右边一个祠堂。井边整天哗哗啦啦地飞溅着晶莹的水花,把女人们的笑声和歌声传得很远很远。
特别是到了夏夜,村里的狗们对着天上的月牙儿直着脖子“汪汪”地叫。村里的人们则扶老携幼聚在那棵老槐树下,摇着半旧的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这个时候,也是孩子*热闹的时候,有的孩子静静听大人讲着很久以前的故事,有的则欢快地追逐嬉戏,即便是再调皮的孩子,家人也不会呵斥。
槐树坪的土地十分肥沃,除了每年两次的双季稻外,还盛产上好的芦苇。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苇芽便如一支支绿色的箭,仿佛是眨眼之间便从土地里冒出来。刚冒出的苇芽是可以吃的,剥了一层层皮,便露出了里面嫩白如玉的苇肉。特别是苇芽炒辣椒,有点苦,但味道十分鲜美。
再一场春雨过后,苇芽便冒出一尺多高,苇子叶尖而长。到了五月,芦苇就有了一丈多高,苇叶宽宽大大,端午节正好用来包粽子。冬天到了,苇叶黄了,便开满雪白的芦花,芦花毛茸茸的,风一吹,千朵万朵,漫天飞舞。芦花飘扬的时节,家家户户便开始砍芦苇编苇席,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个编苇席的好手。双季稻一半交公粮一半留着自家吃,多数人家是靠编苇席卖的钱换得油盐酱醋,日子过得拮据而宁静。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村变得不平静起来了。很多人丢下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和编苇席的手艺,翻过延绵不绝的丘陵,到外面的世界去了。他们凭借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在城市或城市的边缘,干*脏*累的活,不分白天和黑夜。他们毫无保留地参与城市建设,却还要忍受着数不清的白眼和屈辱。他们通常做的职业多是被人称作低级的,一般是建筑工人、装修工、搬运工、棒棒工、保姆、修鞋补锅匠、流水线工人、保安、矿工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商小贩。
这些人外出打工后,家乡属于他们的责任田因为无人打理,原先长满庄稼的土地便荒芜起来。土地失去了主人,任由一片片的野草疯长开来。几年后,外出打工的人们便会回来,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推倒住了几十年的泥坯房,在自家荒芜的田地里盖起了一幢幢平房。于是,布满平房的地方便成了新村,原来的地方便成了老村。
转眼之间,老村便只剩十来户人家了。水井边长满了青苔,石磨也废弃了,满是腐烂的落叶。就连那些泥坯房,似乎也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调皮的孩子一扒拉,墙上干枯的泥沙便会刷刷地往下掉。很多人家为了多占一份宅基地,老屋就废弃在那儿,墙上塌陷的洞口深深的,结满了蜘蛛网。人一走进老村,世界似乎一下子变得清静了,仿佛与世隔绝一般。
留在老村的人,或是出不去,或是老实到不敢出去的,守着几亩薄田,养着几头猪,编编苇席勉强度日。不幸的是,我爸爸就属于老实得不敢出去的,所以我们家便成为留在老村里的十来户人家之一。
爸爸妈妈*常念叨的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又涨价了!就连化肥也一个劲地往上涨,买了化肥,还抵不过收获的谷子;不买化肥吧,谷子又收不上来。好在老村人还有编苇席的手艺,一到农闲,便像以前那样,扣顶草帽,握上短刀,到溪边将芦苇割回家,然后经过一系列繁杂的工序编成苇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买苇席的二道贩子统一收购运到城里去卖。
但即便是爸爸妈妈这样长年累月地劳累,却还时常交不起我和弟弟越来越昂贵的学费。爸爸妈妈编苇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段时间,依靠卖苇席的钱,生活虽然艰难,倒也可以勉强维持。
可忽然有**,买苇席的二道贩子再也不来了,并传回话来说,苇席本来不值几个钱,现在油价又一个劲往上涨,城里还要查超载车,运费一下子蹿上去一大截,亏本的买卖谁愿意做?
我们家本来就穷,供我和弟弟读书已是捉襟见肘,要是我考上大学,连学费都交不起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成绩越好,爸爸妈妈就越是担心。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在山西做矿工的二叔正好回家。二叔这几年一直在做矿工,去年也在新村里盖了平房。他说有一家私人煤矿正在大量招工,我们村有很多人就在那里做事。
爸爸这次不再犹豫,跟着二叔及邻村的十几个人去了山西大同。
原以为爸爸外出挖煤可以改变我家的贫穷状况,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事与愿违!爸爸的外出竟是我们家不幸的开始!后来发生的事,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爸爸出事的那年夏天,我19岁,刚刚参加完高考。此时,距离爸爸外出挖煤还不到两年。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迎来了一个潮湿阴霾的早晨,昨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每到这样的天气,妈妈的关节炎就会犯病,于是就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直到天晴才能起床。
按理,妈妈早该去医院看病了,但现在医院把病人当作敛财的工具,医药费实在是贵得离谱,在农村,一般人都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所以妈妈一直是硬挺着。穷人的命,原本就是不值钱的。何况如果我考上大学,家里还要负担那如天价一般的学费,她就更加不敢去医院了。
12岁的弟弟海鸥吃过早饭便出去玩耍了,我收拾完了碗筷对躺在床上的妈妈说:“妈,我想去学校看看通知书有没有来。”
妈妈担心地说:“海燕,你不会落榜吧,我这几天右眼皮跳得厉害呢。”
我胸有成竹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平时成绩那么好,这次发挥也不错,我感觉肯定能考上。”
妈妈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那为什么我的右眼皮跳得这样厉害呢?”
我娇嗔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迷信?”
话音刚落,忽然听见院内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跑出去一看,门外除了几个邻居,还有一个乡邮递员。邻居们看到我,全都欢天喜地地说:“海燕,你考上大学了。”
尽管早有预感,但这消息还是让我欢喜雀跃,特别是我看到通知书上北方那所**大学的校名时,更是激动万分。
躲在床上的妈妈看到通知书,也很高兴。但邻居们走后,她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我意识到什么,心里一沉:“妈,学费这么贵,我们家有这么多钱吗?”
妈妈暗中算了算:“这些年,我和你爸一直给你攒着的,不过去掉你和你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五千呢。”
我急了:“离开学没多少时间了,那怎么办啊?”
妈妈叹了一口气:“等一下去给你爸写封信吧,他现在在煤矿都干了半年多了,挣的钱应该不止五千。”
我愁眉苦脸地说:“煤矿是一年一结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妈妈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实在不行就叫他回家吧,听说只要有事回家,煤矿就提前给结工资。”
我点了点头,也只好如此了。
第二天,我拿着写好的信,正要到镇上邮递,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若有若无的哭声。这声音先是一个人的,但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哭的人也越来越多,好像整个村子都有人在哭。我大吃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焦急地说:“快去看看,可能是谁家死了人了,怪不得我这几天右眼皮总是跳呢。”
还没等我站起身,就见海鸥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扑到妈妈怀里哇哇大哭:“爸爸,爸爸,他,他可能死了!”
我和妈妈立刻呆住了。妈妈一脸死灰地盯着弟弟,几次张开嘴唇,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颤抖着声音问海鸥:“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爸爸、爸爸他人在哪里?”
海鸥边哭边说:“听说山西煤矿瓦斯爆炸,爸爸、二叔还有我们村和邻村的很多很多人,全都被埋在地下了。”
听到这里,妈妈呆了半晌,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我的人哪……”便下意识地想下床,因为双腿僵直,她一头栽在地上,再抬头时,额头已流出鲜血。我和海鸥此时也管不了她头上的血,双双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
整个槐树坪和我们家一样,都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虽然还没有明确传来死讯,但村里村外很多青壮年男人都在煤矿挖煤,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瓦斯爆炸后井下的人几乎是无生还可能的。
无论是老村还是新村,现在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空巢”。未婚女孩和男孩如不能继续读书,大多到江浙广东一带的工厂打工。结婚后,女人便留在家里带孩子、照顾老人,男人则到很远的煤矿上挖煤或到建筑工地做苦力。因为挖煤和做苦力的钱比在工厂打工的钱要多一些。
和爸爸在同一口井里挖煤的,全是我们附近几个村的人,其中以我们槐树坪*多。
当天下午又有消息传来,我们村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个口井里,还有四个人是在另一口井的。于是我和妈妈、弟弟便又生出一线希望来,希望我爸是那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村里很多人家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哭的人少了,希望和焦虑的气氛又弥漫在村子上空。全村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自觉地从家里出来,焦虑地站到了村口。我和海鸥也搀扶着妈妈走出家门,我们忧伤地望着**一条通往村外的路,无限期待又无限痛苦。
其间不时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但直到第三天中午,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忽然,刚才还骄阳似火的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但没有人回家,因为有消息说,今天煤矿里可能会有人回来。
雨越下越大了,我正要扶妈妈回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接着便有一个小孩欢叫起来:“爸爸,我爸爸回来了!”
我们赶紧往大路上望去,雨中真的有四个人影向这边走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尼龙包、好像很轻,又好像很重。四个人中有我的二叔。我和妈妈、弟弟赶忙跑到二叔身边,向他打听爸爸的消息。二叔和其余三个人一样,身边很快聚集了很多亲人。
我妈颤声问:“二弟,你哥呢?”
二叔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嫂子,哥哥他跟我一起回来了。”
说完这话,二叔下意识地拉紧他手中的尼龙包带子。我的目光不由向那个尼龙包望去。��包很大,二叔的尼龙包上面印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其余三个人身上的尼龙包也和他背的这个一般大小,虽然条纹不同,但同样都是崭新的。按理,尼龙包里面装的应该是衣物什么的,但他们身上的尼龙包却呈现奇怪的形状,仿佛里面装的是硬物一般。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依然阴得可怕。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整个身体像是掉进了冰窟窿。我想抬起手摸摸那尼龙包里是什么,但我的手,却像有千斤重。
海鸥听了二叔的话,惊喜地跳起来:“爸爸还活着,我爸爸还活着。”
妈妈却疑惑地问:“跟你一起来了,那人在哪里呢?”
二叔叹了一口气,刚把尼龙包从身上放下来,旁边忽然传来响亮的哭声,仿佛哭也会传染一般,好多人的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妈妈以及围住二叔的亲友全都朝旁边望去,只见和二叔同时回来的三个人已经将尼龙包打开了,尼龙包里哪里是什么衣物,分明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
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已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妈妈则一下子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爸爸死了。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38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小的18岁,*大的54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今年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煤矿里已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矿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爸爸所在煤矿老板连夜逃走。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38人全部遇难。
这38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像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因为随意开采,经常出现矿难,所有的用工手续及**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
尤其让人寒心的是,处理这次矿难事件的一位领导竟然说:“此次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
连领导都这样说,二叔他们仅剩的几个人知道告状无门了,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友德,湖南人,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无异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友德,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与此同时,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38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从不认为有什么打工文学,只有真文学和假文学,只有死文学和活文学。房忆萝的《我是一朵飘零的花》,无疑是真文学,是活文学,它与中国当代文学所散发的那种棺木气息全然不同。这部作品提醒我们,文学首先是真实,在此前提上,才能言及其他。中国社会的真实精神状况,在这部作品中昭然若揭。绝不能认为它描述的是所谓的底层生活,它呈现的是全社会的生存与精神现状。如果一定认为有什么底层生活,它也远比其他层面的生活来得纯朴与干净。
——叶匡政(诗人,学者,《南方**》专栏作家)
从1990年代以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从四面八方涌入珠三角。他们的到来,成就了珠三角经济的腾飞。作者真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打工经历。也记录下了工业化过程中一个普通打工女孩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命运,也是这个年代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
——刘定国(《南方都市报》记者)
这本书以朴素的笔调、纪实性的手法讲述了一个打工妹所看到的、经历的和体会的城乡世界。上世纪80年代作家路遥以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彷徨、苦闷和进城未遂震撼了中国读者,本书中的杨海燕是高加林的“下一代”。“进城”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主题之一。一个时代的“进城”故事反映了一个时代赋予自己的现代性。这本书以底层的视角、直白的态度揭示了令人震撼的中国全球化过程中打工妹的勇敢、沧桑和我们社会的巨大变迁。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对中国新时代的打工群体,我有着强烈的了解欲望。此书真实、尖锐、鲜活地反映了打工妹的生活,充满时代精神、人文关怀和正义的激情,波澜壮阔又细如绣花地展开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细节,读后深感震撼。 ——陈荣合(联合国某机构部门人员) 倘若,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草;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就是一朵飘零的花!我们用青春和血汗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一段珍贵的记录再现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时代的故事呈现出一份如花的生命,这是一代人的历史,应该留存于一代人的心中。

房忆萝,我出生在一个宁静而安详的小乡村,那里溪流碧绿如玉,空气清新而洁净。然而,从出生那天起,离开这片滋养自己的土地就成为了人生*大的梦想。
**次来到广州火车站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和家乡的是那么的不同!电话诈骗、卖猪仔、治安队、猪笼车、抢包族、地沟油、应聘陷阱、进厂手续费、工伤事故等,都是天天要面对的问题。
打工生涯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天涯社区的一篇帖子,甫一发表便被**到首页,月点击量过百万。围绕此帖的大讨论也随即展开,同情、鼓励、质疑、恐吓,各种声音纷涌而至。
今年此书出版,令人振奋。同时,多家媒体记者要求采访,但我不敢直面他们,尤其是电视台的面对面采访更让我恐慌。《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等媒体对我的网上采访一经报道,便掀起极大的社会反响,“东莞打工妹杨海燕”俨然成为打工者群体的一个象征。
这里,是一个人的时代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个人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