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探讨了一个可以说是灾难般的德国人习性，即视文化成就高于一切，视文化为政治的高尚替代品。这种倾向深刻影响了从18世纪末直至今天的德国历史。作者认为，德国人对艺术的偏爱强过政治，是理解纳粹主义特殊本质的基础，许多德国人（和其他人）正是被纳粹所吸引。希特勒及其圈子中的许多人都是失败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仿佛在将政治作为一种艺术的替代形式来付诸实践。 勒佩尼斯**关注了歌德和托马斯·曼，同时也涉及了其他重要人物，如诺瓦利斯、沃尔特·惠特曼、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卢姆等。勒佩尼斯所关心的不仅是德国，他还关心德国人的文化迷恋、文化优越感及对政治的蔑视如何影响了同其他**的关系，尤其是与法国和美国的关系。

导言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与《玫瑰骑士》 一 文化：崇高的选择 衰减的特性 冷漠的政治观 德意志精神与德意志帝国 二 从共和到流亡 托马斯•曼的政治观念 法西斯主义的美学魅力 艺术与道德 流亡与移民 三 诺瓦利斯与惠特曼：德国浪漫主义与美国民主 没有歌剧的** 约瑟在美国 德国的民主 爱默生的舵手：贝多芬与贝蒂娜 四 德国文化在国外：失败中的胜利 美国精神的封闭 面临危机的德国精神 平静地告别欧洲 五 法德文化之战 两次革命 “流亡”的歌德 “文化战争”的根源 社会学史上的谜团 文化使者：哈布瓦赫 逐出柏林 哈布瓦赫之死 奇怪的失败 知识分子的抵抗 德国革命的局限性 六 德国本土文化：道德的崩溃与智性的崛起 德国的浩劫 文化的复苏 内心的流亡 德国人与犹太人的流散 七 典型的德国人：浮士德与墨菲斯托 民意调查中的歌德 1945年之后的歌德 八 德国的再统一：知识**的失败 文化的卫士 东德知识分子的灾难 知识分子的悲喜剧 九 伪文化：中欧的终结 欧洲：梦想与官僚 文化胜过权力 十 反讽与政治：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 热爱美国的欧洲人 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 欧洲侏儒与美国巨人 美国历史的反讽 十一 统一后的德国：寻求道德典范 文化与现实政治 政治问题的文化出路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十 反讽与政治：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 热爱美国的欧洲人
托马斯•曼不仅希望成为美国公民，更希望被人看作美国的爱国人士。然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941年9月，托马斯•曼与陈旧过时的美国爱国主义持疏远姿态，因为那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座右铭是“美国**”，这让托马斯•曼想到了致命的“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思想。他抵制“美国**民族委员会”，这个组织也自称为“无干预党派”。它是由罗伯特•伍德将军于1940年在芝加哥建立的，伍德将军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主席。这个组织声称共有大约八万名成员，其中包括亨利•福特、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查尔斯•林德伯格—“真正”的林德伯格，在菲利普•罗斯于2004年出版了小说《反美阴谋》后，没有人不知道林德伯格是谁。托马斯•曼指责说，美国退隐到一种廉价而不负责任的孤立主义之中，放弃了其*为崇高的理想。三个月后，发生了震惊世人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民族委员会”解散，于是托马斯•曼再也不用为陈旧过时的、倾向于孤立的美国爱国主义担忧了。
1942年圣诞前夜，在晚宴客人到达之前，托马斯•曼在其加州的家中给其朋友阿格尼丝•迈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明显表露了其重拾的信心。托马斯•曼给她送去了良好的祝愿，并感谢她在这个目前是他的家，然而对他来说却永远是异乡的**所给予的帮助。他称赞了迈尔热情洋溢但冷静务实的爱国主义；同时，他自己也已经成为这样的美国爱国人士。在一篇为12月10日在纽约举办的诺贝尔颁奖晚宴准备的演说中，他表达了他的期望—他希望整个世界迟早会“美国化”。他补充道，这种“美国化”是在“某种基本的道德意义上”，而且“华盛顿的和平”会在全世界成为风尚。托马斯•曼并没有出席晚宴，他的女儿埃丽卡代替他在晚宴上宣读了这篇演说。道德混乱已经将欧洲大陆的**推向了灾难的边缘，面对这种情况，为道德行为赋予清晰的规则，并使这些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是抵制灾难、恢复健康状态的*佳**。正是因为信奉这些规则，前辈们创建了联盟。
作为一名货真价实的欧洲人，这番话颇有些反讽的味道，托马斯•曼也清楚地承认这一点。不过，他的反讽在另外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及晚宴发言人那里却失去了效力。赛珍珠对他的演讲词作了回应。在迷惑不解的托马斯•曼的眼中，赛珍珠更像是位中国人，算不上是美国的爱国者。她听到“美国化”一词时非常震惊，并预言说，这个词将会被误用，并成为美国帝国主义思想的语言遮羞布，不仅协助美国去完成经济霸权，也会助其达成政治目标，尤其是在亚洲。《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将托马斯•曼与赛珍珠的意见分歧昭示天下。该报请托马斯•曼重复他在一篇准备命名为《世界的美国化》的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他却婉拒了这个邀请。《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觉得托马斯•曼的拒绝非常傲慢无礼，托马斯•曼为此表示很生气。在公共演讲中使用“美国化”这个词完全是出于无心，根本没做深入考虑，为什么要让他为一个这样的术语进行辩护？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卷入政治？在写给阿格尼丝•迈尔的另一封信中，他表示，他非常渴望和平，也渴望在整个欧洲恢复美好的君主政体和信奉天主教的、半法西斯主义政体，正如美国国务院所梦想的那样。考虑到赛珍珠的激烈反应，托马斯•曼又补充道：“我很怕你会把我刚说过的话当真。”看来反讽是欧洲的专属物，要走出欧洲还真不容易。
托马斯•曼成为美国公民，并且成为美国的爱国人士，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罗斯福的崇拜与景仰。不过，他对美国的感情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他从来没放弃过战后返回欧洲的想法。1951年，一位德国朋友写信给他，说他非常渴望离开欧洲大陆，那时德国的重整军备进行得非常顺利，托马斯•曼对朋友的愿望表示了同情，但他也表明了自己想回到欧洲的渴望。这种对美国既爱又恨的混合情绪是对托马斯•曼*爱讲的一个小故事的**说明：两个移民在大西洋的**相遇，一个漂洋过海想去欧洲，另一个想去美国。两个人大喊着问了对方同样的问题：“你疯了吗？”回到德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据其政治观点，他*应该选择英国作为居住地；但是，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居住在一个气候极为糟糕，饮食也极为糟糕的**“有点令人不快”。1952年6月，托马斯•曼和妻子卡蒂娅离开了美国，**地定居在瑞士。这时，托马斯•曼突然之间将美国称为“暴徒之邦”、“一场气氛被调控了的噩梦”。
1953年，法国一家有着动听的刊名—《理解》 —的杂志请托马斯•曼解释他返回欧洲的原因。他以一篇名为《从美国回来》的文章作答。他在文章中用热情洋溢的言辞对这个热情接纳希特勒德国的难民的**表示感谢，这个**不仅给他提供了公民身份，还不断对他的文化作品予以嘉奖。不过，托马斯•曼还写道，他在美国居住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发感觉自己是个欧洲人，而且必须回到欧洲去。不管年龄多大，只要有可能，他就会立刻回去。于是，他再一次改变了他的生活基础。他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了。1933年，政治曾迫使他离开德国，他也因此远离了欧洲；1952年，政治又成为他离开美国的原因。美国作为****的**大国的崛起令人担忧。他对欧洲与美国签署的军事协定感到恐惧。麦卡锡主义走上了穷途末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期待着麦卡锡的日渐没落—麦卡锡主义于1953年宣布失势，但是在一年后才彻底败落，而这些难民在严格审查制度与相互检举告发的氛围中感到非常压抑。令人产生误解的语义使得**攻击性的因循守旧主义躲藏在被过度使用，也因此被滥用的“忠诚”一词的背后。学术研究处于危险之中。托马斯•曼曾经在国会调查会上为作曲家汉斯•艾斯勒辩护，于是他害怕他会被当作同党遭受折磨。他愤懑地说，如今，人们*多只敢发表像关于叔本华哲学中分号的使用技巧的文章。对他来说，自由注定会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之邦”消亡。欧洲才是自由思想的故乡，美国不是。而且，托马斯•曼坚信，勇气可嘉的自我克制才是保持自由的更好土壤，军事力量则相形失色。他希望欧洲能在正在升级的美国与苏联、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以第三种力量出现，即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
托马斯•曼对美国所持的后移民怀疑思想令许多人惊讶不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引以为怪。1942年，德裔美国神学家赖因霍尔德•尼布尔发表了一篇针对《时代要求》的评论文章。《时代要求》是托马斯•曼“二十年间的政治文章与演说集”，其中包括了被删掉的一篇写于1922年的演讲稿，那篇演讲稿的主题是为德意志共和国进行辩护。尼布尔称这篇文章是为作者早年对政治持漠不关心态度的“漂亮的自我惩罚”之作，虽然他的本意是进行赞美。托马斯•曼曾刻意将诺瓦利斯和惠特曼相提并论，试图通过这种比较赢得德国青年对民主进程的关注与支持，而尼布尔却在这种刻意的强调中见到了信心的缺乏。尼布尔问道：“只要曾散布我们的传统观念的是卢梭而非约翰•洛克，那么在没有德国人的国土上，民主将会变成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托马斯•曼对民主表示拥护之后，他也在德国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与我们自己的浪漫主义者惠特曼的思想中找到了许多相似之处。卢梭、诺瓦利斯和惠特曼也许会说服我们去爱普通大众，然而更迫切的要求是将他们从自己手中、从彼此手中解救出来。”尼布尔这位神学家，不相信托马斯•曼思想的民主转向。他谈及了托马斯•曼的悲哀，因为他无法切断自己与德国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而德国浪漫主义正是纳粹思想的源泉。令人惊讶的是，托马斯•曼没有像以前一样，他在遭到这次批评时表示了极大的宽容和忍耐，觉得这篇评论“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美丽及智慧”。不过，他的悲哀不是无法使自己与德国浪漫主义分道扬镳—他是有意地不愿与其分离。
托马斯•曼这位美国公民，不仅接受了欧洲对美国政治的批评，甚至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然而，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美国正在向着法西斯社会的方向演变；而特奥多尔•阿多诺与另外一些人却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美国民主的基础是坚实不可动摇的；美国的牺牲使得希特勒的失败成为可能，将这样一个**与纳粹德国相比是荒唐可笑的。还有，政治不是美国打算全力保卫的领地。托马斯•曼这位新生的欧洲人，却对美国文化极尽赞美之辞。美国的大城市是辉煌艺术的聚集地；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有全世界***的乐队；美国的电台保证每天晚上、每个地方都能听到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报告厅不像欧洲那样只能坐满几百人而已，而是能容纳上千的听众；社会小说在美国达到了新的高潮；美国文化批评的文雅精致和敏锐感受也可以与法国相媲美。然而，美国文化却并不仅**于精英**，大量的公众也从中受益，至少在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之中是如此。对于这个博物馆，只要托马斯•曼在芝加哥，就一定会前去参观。
在一位美国浪漫主义者看来，**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民主曾促使托马斯•曼称赞���国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位德国人对文化所持的浪漫观点又促使他增加了对美国政治的批判。*终，与其说托马斯•曼对美国的民主传统与政治充满崇敬，不如说他崇敬美国的乐队和图书馆、美国的文学、美国的评论风尚以及美国的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几乎）永远也不会关闭：因为文化是主角。
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
1949年，牛津大学邀请托马斯•曼在纪念歌德诞辰两百周年之际来作演说。托马斯•曼接受了邀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不仅在牛津大学作了演说，而且还在美国及许多欧洲**进行了演讲，其中包括德国。这一系列演讲的序曲是他于1949年5月2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作的题为“歌德与民主”的演说。这也是一次论及欧洲和美国作为两种不同政治性格代表的演说。美国一直令歌德非常着迷，对歌德来说，美国的独立战争“解救了人性”。他不止一次地推测，如果他不知道康德，也没有受到欧洲历史和文化的沉重积淀的影响，而是在青年时期漂洋过海到了美国的话，他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歌德把美国称为神奇的**，并且认为美国的精神与经济会没有边界、没有限制地增长。在他生命的*后阶段，他没有什么期待，只是希望能够见证新世界那激动人心的发展态势。然而，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有许多快乐无法分享，比如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不论对文明世界还是“非文明”的世界，这项工程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美国被称赞为欧洲痛苦的解救者。在《献给美国》一诗中，歌德不仅羡慕美国没有颓废破败的城堡，也钦慕美国没有那些折磨欧洲人的无用记忆，以及对自己身份的毫无结果、毫无价值的思索。歌德把德国人特有的思想倾向和精神状态延伸到了整个欧洲。在两百年后，托马斯•曼同样说道，欧洲承受着慢性病的折磨，承受着自己造成的头痛之苦。欧洲人总是不断地在思考：作为欧洲人意味着什么？欧洲是从哪里来的？它的发端在哪里？终点又在何方？终日沉浸在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的苦思冥想中，使得欧洲对政治行为颇不适应，而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则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对于任何相信欧洲的复苏必须依靠美国的人来说，歌德是其强大的后盾。
歌德对美国的热情绝不是昙花一现的知识分子的奇思怪想，这种热情根源于他坚定的政治信念，这种信念不可能期待从魏玛宫廷的大臣那里得到。托马斯•曼欣赏这种热情，他写道，人们应该理解歌德那颇具美国色彩的座右铭“成功做事”，这不仅是民主实用主义的表达，它更多的是出自对常识的理解，而非意识形态的反映。令人惊讶的是，托马斯•曼断言，民主的欧洲可以指望歌德，他已经非常了解美国为自由而战对世界造成的影响。*终，这场战斗会引导全世界走向民主的道路。民主理想是联结欧洲大陆与新世界的纽带，于是，“西方”产生了。
然而，托马斯•曼说，美国与欧洲之间政治与文化的分歧却不会完全消失。由于欧洲与美国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性格，因此**的结合是更加不可能实现的。在**次世界大战期间，保罗•瓦莱里已经把欧洲比作哈姆雷特的大陆。托马斯•曼则阐释得更深入：“未来属于今天的人们，他们的思想与‘常识’指向*易得到的、*有用的事情；未来属于激情与活力未受苍白思想玷污的人。不仅仅德国，整个欧洲都是哈姆雷特，福丁布拉斯则是美国。”哈姆雷特这个丹麦王子是位怀疑者，同时也是位沉思者，他在必要的时候总是不能采取行动，因此在后来，他被迫采取行动，却导致事情变得越发糟糕。而挪威国王的年轻儿子却丝毫没有受到“苍白思想玷污”，他的行为有力而迅速。他坚信，也许他并不能总是站在法律一边，但可以肯定，*强者的法律一定为他而设。雅克•德洛尔在指责欧洲人反省自我、深入思索时用到了哈姆雷特的比喻，他认为欧洲人持续不断的沉思与犹疑使得欧盟无法在世界舞台上起到强有力的主导作用。美国没有陷入哈姆雷特式深思的危险之中，而欧洲则亟须学习怎样像福丁布拉斯那样采取行动。
1992年，帕特里克•布坎南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轮选举中发动了一场强烈程度令人震惊的运动，提出了明确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性的指导原则也是一本书的书名：《共和，而非帝国》。在这本书中，布坎南将美利坚合众国戏称为福丁布拉斯，他*终总是会介入欧洲与亚洲两大家庭的决斗中，而其他**却胆小懦弱，总是愿意扮演哈姆雷特的角色。尽管布坎南的对外政策没有获胜，但它成为许多美国人自我理解、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同时也使一些欧洲政治家确认美国拥有福丁布拉斯的性格，而欧洲却像是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结尾，福丁布拉斯宣布：“我在这个王国内本来也有被铭记，即继承王位的权利，现在国中无主，正是我要求这一个权利的机会。”有趣的是，在施莱格尔和蒂克的德语译文中，却找不到“铭记”一词。然而，就美国对欧洲密切关注的程度来看，要理解美国政治，却看不到美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铭记的政治是行不通的。美国人没有忘记—而且急切地提醒他们的朋友与盟国—在20世纪，他们会经常不断地向欧洲提供帮助。美国不仅仅是福丁布拉斯那样简单，而欧洲却依然是哈姆雷特。

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1941年生，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2006年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曾任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长（1986—2001），现为该学院的终身教授。勒佩尼斯也是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并曾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数年。勒佩尼斯著作等身，且定期为德国**级报纸《世界报》撰写文章。代表作有《忧郁与社会》（1969）《社会学史》（1981）《欧洲知识分子的兴起与衰落》（1992）《文化与政治》（200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