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清晰、*重要的表述。
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叛逆的一伙”,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
《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
《在路上》可以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弗·斯科特 ·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为美国的经典作品,被现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
《在路上》写得美极了,让人非一口气读完不可。
小说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迪安

一
我**次遇见迪安是在我同妻子分手不久之后。我害了一场大病刚刚恢复,关于那场病我懒得多谈,无非是同那烦得要死的离婚和我万念俱灰的心情多少有点关系。随着迪安·莫里亚蒂的到来,开始了可以称之为我的在路上的生活阶段。在那以前,我常常幻想去西部看看,老是做一些空泛的计划,从来没有付诸实践。迪安是旅伴的*佳人选,因为他确确实实是在路上出生的,那是一九二六年,他父母开了一辆破汽车途经盐湖城去洛杉矶的时候。有关他的*早的情况是通过查德·金传到我这儿的,查德·金给我看了他在新墨西哥州少年犯管教所写的几封信。我对那些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他在信中天真可爱地请求查德把所知道的关于尼采和所有那些奇妙的知识都教给他。有一次,卡洛和我谈到那些信,还提到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同那奇怪的迪安·莫里亚蒂见见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迪安不是现在的模样,而是笼罩在神秘之中的年轻囚犯。后来有消息说,迪安出了管教所,初次来纽约;还有消息说,他刚同一个叫做玛丽卢的姑娘结了婚。
**,我在校园里闲荡,查德和蒂姆·格雷告诉我说,迪安在东哈莱姆区(说西班牙语的哈莱姆区)的一座没有暖气设备的公寓里落脚。迪安**次来纽约,他是前**晚上到的,带着他美丽泼辣的小妞玛丽卢;他们搭乘灰狗长途汽车,在第五十街下车,到街角想找个吃饭的地方,一头扎进了赫克托自助餐馆,对迪安来说,赫克托就此成了纽约的一大象征。他们吃了不少漂亮的浇了糖浆的大蛋糕和奶油泡夫。
在此期间,迪安同玛丽卢谈的话多半是: “亲爱的,我们现在到了纽约,当初我们渡过密苏里河,尤其是经过布恩维尔少年犯管教所——它让我想起我的监狱生活——的时候,我想了许多事情,我还没有统统告诉你,现在**有必要把这些有关我们个人爱好的残剩的事情暂时搁在一边,立刻开始考虑干活谋生的具体计划……”他早期讲的话就是这样。
我和小伙子们去了那座没有暖气的公寓,迪安穿着短裤来应门。玛丽卢从长沙发上跳了下来;迪安吩咐公寓的主人到厨房去,也许是让她去煮咖啡,而他则开始谈他的性爱问题,因为对他说来性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虽然他为了谋生还得卖力工作。这一点从他站在那里点头的模样就可以看出来,他眼睛老是望着地下,不断点头,像是一个初出道的拳击手在听教练的指示,让你以为他用心在听每一个字,并且不断答应“是,是”和“明白,明白”。迪安给我的**印象是他像年轻时的吉恩‘奥特雷——修长、窄胯、蓝眼睛、地道的俄克拉何马口音——白雪覆盖的西部蓄着连鬓胡子的英雄。事实上,他同玛丽卢结婚、来东部之前曾在科罗拉多州埃德·沃尔的牧场上千过活。玛丽卢是个靓丽的金发姑娘,满头硕大的发卷像是金色波浪汹涌的大海;她坐在长沙发边缘,两手放在大腿上,迷蒙的蓝眼睛瞪得大大的,呆呆地盯着,她在一个早在西部时就听人说起的条件极差的、灰不溜秋的纽约公寓里,仿佛是莫迪里阿尼笔下一个庄重的房间里的颀长消瘦的超现实主义妇女像。尽管外表看来是个可爱的女孩,她其实特别不爱说话,还能干出骇人听闻的事情来。那晚,我们喝啤酒,扳手腕,一直聊到天亮,早晨我们在阴暗的光线下默默无言地围坐着,从烟灰缸里拣比较长的烟蒂抽,迪安紧张地站起来,边踱步、边思考,认为现在应该做的事是让玛丽卢准备早饭,扫扫地。“换一句话说,亲爱的,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慎重行事,不然的话,就拿不定主意,没有真知灼见,我们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了。”接着我便走了。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他推心置**对查德-金说他**要向他学习写作;查德说我是作家,他应该找我讨教。与此同时,迪安在停车场找到一份工作,在他们住的霍博肯公寓里——天知道他们怎么会去那里住——同玛丽卢吵了一架,她气昏了头,认为此仇非报不可,便歇斯底里地捏造了一个罪名,向警察局报了案,迪安不得不从霍博肯公寓仓皇出走,没有地方住了。
他直奔新泽西到了我和我姨妈居住的帕特森,一晚,我在读书时,有人敲门,开门后只见迪安站在黑暗的过道里,鞠着躬,脸上堆着笑说: “哈哕,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迪安·莫里亚蒂。我来请你教我怎么写作。”
“玛丽卢呢?”我问道,迪安说她显然是搞到了几块钱回丹佛去了——“那个婊子!”我们去外面喝了几杯啤酒,因为我的姨妈坐在起居室里看报,我们当着她的面不能像平时那样畅所欲言、口无遮拦。她瞧了迪安一眼,就断定他神经有病。
在酒吧里,我对迪安说:“见鬼,伙计,我很清楚,你来找我,不单单是为了想当作家,再说,我对于写作这一行其实也不懂什么,只知道要成功就得持之以恒,像瘾君子那般痴迷。”他说:“是啊,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事实上,这些问题我本人都体验过,但我要的是那些因素得以实现,假如一个人要按照叔本华的二分论来实现任何内在的……”他谈到这些话题就没个完,我一点也不懂,估计他自己也稀里糊涂。在那些日子里,他确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就是说,他是个一心只想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少年囚犯,他喜欢运用他从“真正的知识分子”那里听来的口气和词句,不过把一切都搞混了——要知道,在别的问题上,他并不是那样幼稚,他同卡洛·马克斯一起在那儿只待了几个月,就成了行家里手,所有的行话切口都一清二楚。但是我们在疯狂的其他层面上互相理解,我同意他寄住我家,直到他找到工作为止,此外,我们还说好以后一起去西部。那是一九四七年冬天的事。
**晚上,迪安在我家吃了饭���—他已经找到了纽约停车场的工作——我在飞快地打字,他在我背后俯身说:“来吧,伙计,那些姑娘不爱多等,快一点。”
我说:“只要一小会儿,我结束了这一章后马上跟你走。”
那是全书*精彩的篇章之一。接着,我换了衣服,飞快地赶去纽约同几个姑娘见面。坐上公共汽车,经过空洞神秘、磷光闪闪的林肯隧道时,我们挤成一团,挥动着手指,兴奋地叫嚷说话,我开始像迪安那样来劲了。他只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青年人,虽然喜欢设些骗局,那也是因为他喜欢生活,喜欢同人们厮混,不这样的话,人们不会理睬他。他在利用我对他的信任,我心知肚明(为了吃、住、“写作秘诀”等等),他知道我心里清楚(这成了我们关系的基础),可是我不介意,我们相处得很好——相互之间没有纠葛,没有迎合;我们像谨小慎微的新朋友那样互相察言观色。我开始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受益可能不比他少。一谈到我的工作,他就说:“放手干吧,你写的东西都棒极了。”我写故事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看,嘴里还嚷嚷:“好!对!哇!”还有“哟!”并且用手帕使劲擦脸。“伙计,可做的事情太多了,可写的东西也太多了!即使开始把它们统统记录下来,没有改头换面的限制,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文学禁忌和语法忧虑方面……这一切已经招架不住了……”
“你讲得太对了。”我看到他的兴奋和幻想仿佛发出一道神圣的闪电,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公共汽车里的人都回过头来看这个“兴奋过度的傻子”。他在西部的时间有三分之一花在台球房,三分之一在监狱,三分之一在公共图书馆。人们看见他冬天帽子也不戴,抱着书急匆匆地跑向台球房,或者上树爬进好朋友家的阁楼,整天躲在上面看书,或者逃避警察的追捕。
……

在路上寻找灵魂 许知远/文 1950年夏天,凯鲁亚克在墨西哥城开始了《在路上》的写作。显然,开端并不令人愉快,严重的痢疾让这个28岁的年轻人的英俊面孔时常扭曲,他需要大量的大麻与吗啡让自己舒服些。我时常怀疑,凯鲁亚克是坐在马桶上,用一架丑陋的打字机开始他的灵魂流浪之旅的,而卫生间里是大麻烟的烟雾腾腾。整整的三个星期里,在一张长达二百五十尺的纸卷上,凯鲁亚克打出了没有空格、没有眉边、甚至没有标点的文字。这种畅快的气势似乎只有痢疾与大麻的共同作用才能带来。我常觉得,阅读《在路上》其实是对凯鲁亚克的误读。在傍晚,在明亮的灯光下,在温暖的房间里,这些适合阅读的时间与地点正好背离了“在路上”的精神。我宁愿把这本缺乏条理的书看作一本行动指南,它号召着我勇敢地站起来,告别那因为过于熟悉而变得庸常的生活环境,踏上一条不知目标的道路,并在路上达到生命中快乐的**。我始终假想自己在那种环境中阅读它,那是一条在长江上缓慢行驶的轮船,我被拥挤在地下室的一个阴暗的空间里,灯光时明时暗,因为寒冷,我蜷缩在角落里,但我牢牢地抓着这本书。这是个有点怪的场景,它与美国西部那辽阔开放的地带相去甚远,而缓慢的轮船与迪安的每小时90英里的快车也相去甚远。这或许是中国版本的在路上吧。 很显然,主人公迪安是一个注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颠簸的车上让他降临到世间,而接着成为一个年轻的囚徒,他是个必须凭借不断地奔波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人。迪安的野性与自我无疑打破平静生活的尖刀,令人感到无比畅快——“迪安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种越轨的‘劣迹’甚至也并不招致愤懑,被人鄙视。那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是情感的疯狂发泄,具有西部特征,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而“我”,萨尔,一个作家,一个在内心深处潜藏着躁动不安气质的家伙,迪安的出现则将这种躁动不可阻挡地激发了出来——于是我们上路了,带着无限的憧憬。那些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姑娘,陌生的性,未知的冒险,这些或许可以给厌倦的灵魂提供归宿——“在旅途某处,我知道会碰到姑娘,也伴随着幻想,会发生一切的一切;可在途中,我准会大有所获。” 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拦住那些呼啸而过的货车、卡车、轿车还有公共汽车。尽管我身无分文,但是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有体力可以付出。迫不及待地寻找途中的姑娘,或许我们可以相互慰藉,性是如此让人着迷,不是吗?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朋友们,我们莫名其妙地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热爱漂泊,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束缚起来。丢掉一切无聊的担心,让本能的需要占据我们的心——“迎着社会现实冲刺,渴望面包爱情,不要因为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 这**的放任主义让青年读者们欣喜不已,而疯狂似乎正是战后一代寻求精神安慰的*佳途径,**的感官刺激不正是帮助我们逃离现实的残酷的*棒的东西吗,这似乎比萨特的悲观论调更来劲。当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纽约时报》称之为“垮掉一代”的圣经,而凯鲁亚克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凯鲁亚克在替谁发言?早在1952年,《纽约时报杂志》就对这一代做了描述:“‘垮掉一代’成员个性异常鲜明……他们是在一个令所有人极度不安的糟透了的经济萧条期长大成人的,……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战争的混乱……他们既有情绪*低沉的时刻,也有情绪*振奋的体验……他们渴望自由,渴望能在和平中生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战争而破灭,他们不得不混迹于黑市交易,沉溺于爵士乐、吸毒、性放纵、打零工,醉心于萨特作品。” 追求放纵感官是萨尔们逃避社会不幸的方法。不管是迪安还是萨尔,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于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我喜欢萨尔和那个墨西哥姑娘的相爱过程中的纯真,萨尔还会不断地问那些萍水相逢的姑娘:“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萨尔接下来的想法让我感动不已,“美国的青年男女一旦有机会在一起时真他们悲哀,他们得故作老练,无须在行事前进行任何恰当的交谈就立即沉溺于性爱中。没有温存的交谈——真正发自内心震撼灵魂的绵绵情话,就匆忙做爱了。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 当然这些美妙的感觉被在那些路上的冒险所掩盖。他们似乎在通过这些接连不断的性与历险来掩盖这些对于生命的追问。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甚至感到动摇,萨尔会说:“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是这样的,仿佛在阴森的石头地窖中生活,现在正走上地面,是卑劣的美国嬉皮士、新出现的垮掉的一代。” 未来呢?真的是“倒霉的日子终将到来,你们攀着的气球,再好也不会不往下落,何况那还是一只莫须有的气球。你们会飘到西海岸,可回来时,就得他妈的狼狈不堪,自讨苦吃。”外表的放荡与内心世界的脆弱就这样奇妙的混合在一起,这或许也是“垮掉一代”*动人之所在。对于生命希望的渴求,让他们不断地在路上。 尽管《在路上》已经与三十年前那一代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它肯定还触及了之后一代代青年们的共通情感。即使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好青年,我还没有机会成为物欲横流的一代,对于爵士乐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今也还不会开车,更没有魄力去打破现实社会的枷锁。但是,迪安、萨尔、邓克尔,这些家伙让我心驰神往,他们体现了反抗生活设置的勇敢,对于希望的追求。而这一点似乎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但同时,我们也是一群虚伪的崇拜者。在 路上,除了要蔑视外界给你设定的规范外,还必须勇敢的挣脱出内心世界的软弱与安逸。当我和朋友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书中的章节时,却谁也没有勇气真正体验在路上的感受。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妨碍了我们对于自由、对于生命的**享受。我们驯化的教育背景,我们生命意志的软弱已经注定了,我们只能在对“在路上”的憧憬中度过青春时光。 放纵的确需要勇气。或许偶尔,我们可以在梦中看到自己,在一辆超过一百英里的车上,与一个面部模糊的姑娘疯狂做爱,直到第二天需要洗床单为止……当然,我希望在梦醒之后,扪心自问:“我到底需要什么?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在路上

世俗叛逆与抗争者历久弥新的圣经,“垮掉的一代”灵魂人物心灵自传!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个历史事件。
★世俗叛逆与抗争者历久弥新的圣经
★“垮掉的一代”灵魂人物心灵自传
★一部从六十年代起就轰动美国、风靡世界各地的常青读物
★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并驾齐驱,持续激发世代新锐心灵
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并且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当然,有一部分要归因于宣传媒体,那些头号机会主义者。他们善于发现可供炒作的题材,“垮掉分子”运动就是题材,并且是可供大肆炒作的题材……“垮掉分子”的文学运动来得正是时候,说出了全世界各民族的千百万人盼望听到的东西。你不可能向别人灌输他不了解的东西。当凯鲁亚克指出路时,异化、不安、不满早已等在那里了。
——“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威廉·巴勒斯

在路上寻找灵魂 许知远/文
1950年夏天,凯鲁亚克在墨西哥城开始了《在路上》的写作。显然,开端并不令人愉快,严重的痢疾让这个28岁的年轻人的英俊面孔时常扭曲,他需要大量的大麻与吗啡让自己舒服些。我时常怀疑,凯鲁亚克是坐在马桶上,用一架丑陋的打字机开始他的灵魂流浪之旅的,而卫生间里是大麻烟的烟雾腾腾。整整的三个星期里,在一张长达二百五十尺的纸卷上,凯鲁亚克打出了没有空格、没有眉边、甚至没有标点的文字。这种畅快的气势似乎只有痢疾与大麻的共同作用才能带来。我常觉得,阅读《在路上》其实是对凯鲁亚克的误读。在傍晚,在明亮的灯光下,在温暖的房间里,这些适合阅读的时间与地点正好背离了“在路上”的精神。我宁愿把这本缺乏条理的书看作一本行动指南,它号召着我勇敢地站起来,告别那因为过于熟悉而变得庸常的生活环境,踏上一条不知目标的道路,并在路上达到生命中快乐的**。我始终假想自己在那种环境中阅读它,那是一条在长江上缓慢行驶的轮船,我被拥挤在地下室的一个阴暗的空间里,灯光时明时暗,因为寒冷,我蜷缩在角落里,但我牢牢地抓着这本书。这是个有点怪的场景,它与美国西部那辽阔开放的地带相去甚远,而缓慢的轮船与迪安的每小时90英里的快车也相去甚远。这或许是中国版本的在路上吧。
很显然,主人公迪安是一个注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颠簸的车上让他降临到世间,而接着成为一个年轻的囚徒,他是个必须凭借不断地奔波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人。迪安的野性与自我无疑打破平静生活的尖刀,令人感到无比畅快——“迪安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种越轨的‘劣迹’甚至也并不招致愤懑,被人鄙视。那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是情感的疯狂发泄,具有西部特征,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而“我”,萨尔,一个作家,一个在内心深处潜藏着躁动不安气质的家伙,迪安的出现则将这种躁动不可阻挡地激发了出来——于是我们上路了,带着无限的憧憬。那些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姑娘,陌生的性,未知的冒险,这些或许可以给厌倦的灵魂提供归宿——“在旅途某处,我知道会碰到姑娘,也伴随着幻想,会发生一切的一切;可在途中,我准会大有所获。”
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拦住那些呼啸而过的货车、卡车、轿车还有公共汽车。尽管我身无分文,但是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有体力可以付出。迫不及待地寻找途中的姑娘,或许我们可以相互慰藉,性是如此让人着迷,不是吗?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朋友们,我们莫名其妙地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热爱漂泊,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束缚起来。丢掉一切无聊的担心,让本能的需要占据我们的心——“迎着社会现实冲刺,渴望面包爱情,不要因为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
这**的放任主义让青年读者们欣喜不已,而疯狂似乎正是战后一代寻求精神安慰的*佳途径,**的感官刺激不正是帮助我们逃离现实的残酷的*棒的东西吗,这似乎比萨特的悲观论调更来劲。当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纽约时报》称之为“垮掉一代”的圣经,而凯鲁亚克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凯鲁亚克在替谁发言?早在1952年,《纽约时报杂志》就对这一代做了描述:“‘垮掉一代’成员个性异常鲜明……他们是在一个令所有人极度不安的糟透了的经济萧条期长大成人的,……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战争的混乱……他们既有情绪*低沉的时刻,也有情绪*振奋的体验……他们渴望自由,渴望能在和平中生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战争而破灭,他们不得不混迹于黑市交易,沉溺于爵士乐、吸毒、性放纵、打零工,醉心于萨特作品。”
追求放纵感官是萨尔们逃避社会不幸的方法。不管是迪安还是萨尔,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于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我喜欢萨尔和那个墨西哥姑娘的相爱过程中的纯真,萨尔还会不断地问那些萍水相逢的姑娘:“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萨尔接下来的想法让我感动不已,“美国的青年男女一旦有机会在一起时真他们悲哀,他们得故作老练,无须在行事前进行任何恰当的交谈就立即沉溺于性爱中。没有温存的交谈——真正发自内心震撼灵魂的绵绵情话,就匆忙做爱了。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
当然这些美妙的感觉被在那些路上的冒险所掩盖。他们似乎在通过这些接连不断的性与历险来掩盖这些对于生命的追问。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甚至感到动摇,萨尔会说:“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是这样的,仿佛在阴森的石头地窖中生活,现在正走上地面,是卑劣的美国嬉皮士、新出现的垮掉的一代。”
未来呢?真的是“倒霉的日子终将到来,你们攀着的气球,再好也不会不往下落,何况那还是一只莫须有的气球。你们会飘到西海岸,可回来时,就得他妈的狼狈不堪,自讨苦吃。”外表的放荡与内心世界的脆弱就这样奇妙的混合在一起,这或许也是“垮掉一代”*动人之所在。对于生命希望的渴求,让他们不断地在路上。
尽管《在路上》已经与三十年前那一代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它肯定还触及了之后一代代青年们的共通情感。即使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好青年,我还没有机会成为物欲横流的一代,对于爵士乐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今也还不会开车,更没有魄力去打破现实社会的枷锁。但是,迪安、萨尔、邓克尔,这些家伙让我心驰神往,他们体现了反抗生活设置的勇敢,对于希望的追求。而这一点似乎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但同时,我们也是一群虚伪的崇拜者。在 路上,除了要蔑视外界给你设定的规范外,还必须勇敢的挣脱出内心世界的软弱与安逸。当我和朋友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书中的章节时,却谁也没有勇气真正体验在路上的感受。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妨碍了我们对于自由、对于生命的**享受。我们驯化的教育背景,我们生命意志的软弱已经注定了,我们只能在对“在路上”的憧憬中度过青春时光。
放纵的确需要勇气。或许偶尔,我们可以在梦中看到自己,在一辆超过一百英里的车上,与一个面部模糊的姑娘疯狂做爱,直到第二天需要洗床单为止……当然,我希望在梦醒之后,扪心自问:“我到底需要什么?”

杰克·凯鲁亚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凯鲁亚克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父母为法裔美国人,他是家中幼子。他曾在当地天主教和公立学校就读,以橄榄球奖学金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结识爱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等“垮掉的一代”。 凯鲁亚克大学二年级退学从事文学创作,并辗转于美国海军和商用航运公司等处。一九五0年,**部小说《乡镇和城市》出版。一九五七年的《在路上》问世后,他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跻身二十世纪*有争议的**作家行列。他还著有《达摩流浪者》、《地下人》、《孤独的旅人》和《孤独天使》等作品。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去世,享年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