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一生在读书、治学、写作方面成就惊人,本集收录先生关于读书、治学、写作三个方面的著述,对广大学子无疑是一次饕餮盛宴。

读书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开卷有益
我*喜爱的书
“天下**好事,还是读书”
对我影响*大的几本书
坐拥书城意未足
我的书斋
**十种书
藏书与读书
我和北大图书馆
我和外国文学
漫谈散文
我对散文的认识
散文的两大类
中国散文与世界散文
1994年我常读的一本书
读朱自清《背影》
我读《蒙田随笔》
我和东坡词
治学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范围
我和外国语言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如何搜集资料
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如何利用时间
才、学、识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
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
为考证辩诬
再谈考证
我的考证
我的义理
一些具体的想法
广通声气博采众长
“模糊”、“分析”与“综合”
谈翻译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汉语与外语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治学经验之谈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写作
作文
写文章
写日记
文章的题目
我的处女作
我的**篇学术论文
我在小学和中学的写作经历
文以载道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多读一点中外文学作品
多注意“身边琐事”
语言混乱数例
惨淡经营与信手拈来
怎样写散文
语言与文字
谈谈“炼话”
获奖有感

开卷有益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话,那就要追到一位皇帝身上。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宋)太宗日阅《(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日:“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这一段话说不定也是“颂圣”之辞,不尽可信。然而我宁愿信其有,因为它真说到点子上。
鲁迅先生有时候说:“随便翻翻”。我看意思也一样。他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
“卷”指的是书,“随便翻翻”也指的是书。书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呢?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或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就必须读下去。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信息怎样得到呢?看能得到信息,听也能得到信息,而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
什么人需要读书呢?在将来人类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时,人人都一定要而且肯读书的,以此为乐,而不以此为苦。在眼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步。“四人帮”说:读书越多越反动。此“四人帮”之所以为“四人帮”也。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如今有个别的“大款”,也同刘邦和项羽一样,是不读书的,不读书照样能够发大财。然而,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相信不久就会改变。传承文化不能寄希望于这些人身上,而只能寄托在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身上。他们是我们的希望,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大学生们肩上的担子重啊!他们是任重而道远。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为了前对得起祖先,后对得起子孙,大学生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必须读书。这已是天经地义,无须争辩。
根据我同北京大学学生的接触和我对他们的观察,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肯读书的。他们有的说,自己感到迷惘,不知所从。他们成立了一些社团,共同探讨问题,研究人生,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感到兴趣。他们甚至想探究宇宙的奥秘。他们是肯思索的一代人,是可以信赖的极为可爱的一代年轻人。同他们在一起,我这个望九之年的老人也仿佛返老还童,心里溢满了青春活力。说这些青年不肯读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读什么样的书呢?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读,这不在话下。自己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鼠目寸光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终为大时代所抛弃。
因此,我奉献给今天的大学生们一句话:开卷有益。
1994年4月5日
我*喜爱的书
我在下面介绍的只限于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不在其中。我的专业书籍也不包括在里面,因为太冷僻。
一、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这一部书,很多人都认为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史籍,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同意这个看法。平常所称的《二十四史》中,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记》之项背。
《史记》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水平,司马迁的天才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他的遭遇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他无端受了宫刑,以致郁闷激愤之情溢满胸中,发而为文,句句皆带悲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已有充分的表露。
二、《世说新语》
这不是一部史书,也不是某一个文学家和诗人的总集,而只是~部由许多颇短的小故事编纂而成的奇书。有些篇只有短短几句话,连小故事也算不上。每一篇几乎都有几句或一句隽语,表面简单淳朴,内容却深奥异常,令人回味无穷。六朝和稍前的一个时期内,社会动乱,出了许多看来脾气相当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诞,内实怀忧。他们的举动与常人不同。此书 记录了他们的言行,短短几句话,而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三、陶渊明的诗
有人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笼统言之,这个称号是恰当的。他的诗确实与田园有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从思想内容上来看,陶渊明颇近道家,**是纯任自然。从文体上来看,他的诗简易淳朴,毫无雕饰,与当时流行的镂金错彩的骈文迥异其趣。因此,在当时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诗的评价并不高,在《诗品》中,仅列为中品。但是,时间越后,评价越高,*终成为中国伟大诗人之一。
四、李白的诗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天才之一,这一点是谁都承认的。杜甫对他的诗给予了*高的评价:“白也诗**,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的诗风飘逸豪放。根据我个人的感受,读他的诗,只要一开始,你就很难停住,必须读下去。原因我认为是,李白的诗一气流转,这一股“气”不可抗御,让你非把诗读完不行。这在别的诗人作品中,是很难遇到的现象。在唐代,以及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对李白的诗几乎只有赞誉。而无批评。
五、杜甫的诗
杜甫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千余年来,李杜并称。但是二人的创作风格却迥乎不同:李是飘逸豪放,而杜则是沉郁顿挫。从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在李白集中比较少见,而在杜甫集中则颇多。摆脱七律的束缚,李白是没有枷锁跳舞;杜甫善于使用七律,则是带着枷锁跳舞,二人的舞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文学批评史上,杜甫颇受到一些人的指摘,而对李白则****。
六、南唐后主李煜的词
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传留下来的仅有三十多首,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仍在江南当小皇帝,后期则已降宋。后期词不多,但是篇篇都是杰作,纯用白描,不作雕饰,一个典故也不用,话几乎都是平常的白话,老妪能解;然而意境却哀婉凄凉,千百年来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在词史上巍然成一大家,受到了文艺批评家的赞赏。但是,对王国维在《人问词话》中赞美后主有佛祖的胸怀,我却至今尚不能解。
七、苏轼的诗文词
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画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词,他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八、纳兰性德的词
宋代以后,中国词的创作到了清代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名家辈出,风格不同,又都能各极其妙,实属难能可贵。在这群灿若列星的词家中,我独独喜爱纳兰性德。他是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生长于荣华富贵中,然而却胸怀愁思,流溢于楮墨之问。这一点我至今还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从艺术性方面来看,他的词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的境界。
九、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胡适之先生给予《儒林外史》极高的评价。诗人冯至也酷爱此书。我自己也是极为喜爱《儒林外史》的。
此书的思想内容是反科举制度,昭然可见,用不着细说,它的特点在艺术性上。吴敬梓惜墨如金,从不作冗长的描述。书中人物众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讲一个小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话,活脱脱一个人就仿佛站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这种特技极为罕见。
十、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古今中外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红楼梦》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状元。中国其他长篇小说都没能成为“学”,而“红学”则是显学。《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微的过程。本书特异之处也在它的艺术性上。书中人物众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应有尽有。作者有时只用寥寥数语而人物就活灵活现,让读者永远难忘。读这样一部书,主要是欣赏它的高超的艺术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无稽之谈,都是不可取的。
2001年3月21日
“天下**好事,还是读书”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人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代人跑**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刘项原来不读书”。“秀才”*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好事,还是读书”。
1997年4月8日
对我影响*大的几本书
我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人,枯燥到什么嗜好都没有。我自比是一棵只有枝干并无绿叶更无花朵的树。
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嗜好就是读书。
我读的书可谓多而杂,经、史、子、集都涉猎过一点,但极肤浅,小学中学阶段,*爱读的是“闲书”(没有用的书),比如《彭公案》、《施公案》、《洪公传》、《三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岳》、《说唐》等等,读得如醉似痴。《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是以后才读的。读这样的书是好是坏呢?从我叔父眼中来看,是坏。但是,我却认为是好,至少在写作方面是有帮助的。
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nders),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吕德斯是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研究范围颇广,对印度的古代碑铭有独到深入的研究。印度每有新碑铭发现而又无法读通时,大家就说:“到德国去找吕德斯去!”可见吕德斯权威之高。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从核心部分起,滚雪球似的一直滚到后来成型的大书,其问共经历了七八百年。谁都知道其中有不少层次,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弄清层次问题的又是吕德斯。在佛教研究方面,他主张有一个“原始佛典”(Markanm),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我个人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欧美一些学者不同意,却又拿不出半点可信的证据。吕德斯著作极多。中短篇论文集为一书《古代印度语文论丛》,这是我一生受影响*大的著作之一。这书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极为枯燥的,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本极为有味、极有灵感的书,读之如饮醍醐。
在中国,影响我*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窄话,无证不信。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没有法子不信服。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人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先是想研究李唐**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人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

季羡林**亲定自选集。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期间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播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