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探讨的正是个人与社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仁者,人也。”儒家思想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缺乏自我自主意识,也是其中一斑。全书视野开阔,令人心服。
大约在十七八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与其说书,不如说是一份复印本,篇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名为孙隆基,据说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国留的学。那个时候,正是“文化热”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化人见了面,就要谈文化。书也是这样,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阳纸贵,印个四五万册,是家常便饭之事。在这本书里,孙氏不仅谈文化,而且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不能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

新千年版序
修订版序
**版序
一 导论
试从一个新的角度看中国文化
“良知系统”与“深层结构”
中国历史形态的超稳定性
二 中国人的“良知系统”
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身体化”的倾向
三 “二人”关系
中国人的“和合性”
他制他律的人格
中国人的代际关系
四 中国人的“个体”
“社会”对“个人”的极权主义笼罩
“人”被当作生育的工具
私人状态的不发达
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五 **与社会
“让”外必先“按”内
逆来顺受
“存天理,灭人欲”
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
“心理形势”的问题
“弱者道之用”
中国人有无“自我扩张”的人格?
六 对待世界的态度
中国式的专制主义
“大一统”的倾向
“小国寡民‘的倾向
铲平义主的倾向
对待世界的态度
七 “现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文法”规则

作为远东文化主流的中国,也出现类似的摇摆,其幅度比日本更大,内容也不尽相同,而且至今尚未跳出这个摆幅。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后,并没有如日本一般立刻作出反应,只是在被迫的情形下作出有限度的“开国”——亦即是将“洋鬼子”羁縻在几个通商口岸中。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日本的历史性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早在德川时代,日本这个“神国”将在历史过程中展现其“国运”的意向,已经从统治**下渗到广大的农民与町人之间,因此,一受外界的触发,就出现了“上下一心”的阵仗;至于也是“心的文化”
的中国,其历史性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目的”意向性,却是“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因此,这个二千多年来的“超稳定体系”,在面临西方人挑战时,却用讨伐“叛乱”的方式对付它。在“讨逆”之师败绩后,仍然将它当作是暂时的挫败,因此只待机将“洋鬼子”逐出“天下”之外,以便回复正常状态。 因此,虽然中国人被迫“开国”比日本还要早,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却仍然是一副“匪夷所思”的态度,平白浪费了二十年。
但在经历了英法联军陷京的惨痛经验,同时又得依赖洋人雇佣军平定太平之乱后,清廷终于开始改弦易辙,推行“洋务运动”。这个运动,既然是在慈禧太后、恭亲王等投降派将主战派镇压了下去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洋大人”的因素遂开始抬头。然而,整个运动的意向性仍然是:自强了以后就将“洋鬼子”逐出“天下”之外,回复正常平衡状态,**多了的新因素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此,“洋务运动”的精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是日本那样的“文明开化”。
……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于1983年面世以来,一直获得各方面的反应,但是有深度的批评还没有看到过。因此,这个批评还得由我自己去进行。同时,在书出版了之后,我的一些看法也有改变,借此修订的机会将它们包括进书内。
对这本书较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关于这一点,我确实没有答案,书也没有一个结束语。在有机会与读者面谈的场合中,我的答复总是:“这本书是我个人的陈词。”换而言之,“救国”原非写此书之目的,它只是表达了一个人与其原生文化之间的疏离而已。以一个“个人”身份,毋需惜着“替中国找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这已经是一种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的确立“个人”的一个表现。
此外,就是对本书有否严格地采取了结构主义方法的质疑。在这里我必须澄清:我的“结构”概念是一个比喻。它并不像列维一施特劳斯那般想确立人类心灵的基本文法规则。事实上,这类尝试已归失败。如今,对“叙事”有了解的人,都只把它看作一种意义的编织。任何叙事都能说明一些现象,甚或“发明”现象之间的一些关联。在此意义下,思想与艺术创造的距离应可拉近。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朋学专攻东亚史,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
他的研究兴趣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论文多篇,重要的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lity。
现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