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仁宇*新文集，旨在彰显其“大历史”的观念，借以重新修订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个人观感及人物传记。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民国肇建、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抗日……在这一连串长久远大的过程中，旧体制已经瓦解。过去的农业体制往往成为改革的障碍，所以要加以改造。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长横，代表社会低层结构，“立”字上端的一点和一横，代表创建的**与社会的高层结构，眼前的工作即加入当中的两点，此即执行商业往来时，在法律面前厘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本书是作者历次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的结集。对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观点提出补充，并且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也加以解说，为其所有著作的精华解释。

一 大历史不会萎缩
二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三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一)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之由来
(二)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之大势所趋
(三)中国现代史之轮廓
(四)中学为用的缘由及应赋予的考虑
(五)“用”必须因“体”而调节
(六)结论
四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一)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
(二)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
(三)现代的展望
五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六 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
七 1619年的辽东战役
(一)双方兵力概况及战略指导
(二)杜松之覆没
(三)马林之被击溃
(四)刘蜒殉国之谜
(五)战役之后果
附：黄仁宇手绘图
八 从珍珠港事变说起
九 历史传统与地理条件对近代改革运动的影响
——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
(一)改革步骤的三部曲
(二)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各国的改革模式
(三)中国的改革必须合乎国情
(四)回教**的发展深受宗教的影响
十 1945年的上海
十一 接受历史的仲裁
——如何纪念蒋介石忌辰
十二 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点看法
十三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
十四 资本主义与21世纪
(一)资本主义
(二)历史上之衍进
(三)因资本主义而产生之战时共产主义
(四)21世纪之展望
十五 从历史的观点看东南亚金融危机
十六 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
十七 国的经验
附录
(一)如何修订他的历史观
(二)拟“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答客问
(三)掌握人类知识之全豹
(四)道德与技术之间
(五)世纪末的观察(John Updike)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故事：周立禺中学刚毕业时值对外留学开放尺度，他的父母立即措资使他到美国上大学。初时他不肯去，因为当时他热恋同班的张惜音，果然，他还在爱荷华州忙大考的时候她已和人订婚；等他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她已结婚。而周立禺仍是孑然一身，而且美国学位也没有当初想像的有用。五年之后，立禺想起当日父母催逼自己勉从的一段经过，不能无介于怀。
他又再度游欧，十年之后自己的婚姻事业也有了成就，张惜音则在离婚之后酗酒。立禺再看到她的时候前后已判若两人，他就难于想像自己当初何以会爱上她……再隔五年十年旧梦重温必更有不同的看法，往事本身的基数未变，他和她对过去之观感则因以后的发展而转移。
在某些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周立禺或张惜音。我们也都是各人未出版之自传的作家，也经常对我们心目中之自传经年累月地不断修改，修改起来的时候，不仅前后措辞不同，即取材也有很大的差别，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个人经历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的遭遇和发展亦然。这种说法对1990年代的中国人用意长远，因为过去的70年。中国已经历过一段跨时代的大改革。1920年间中国面临一个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局面（南北即有广州与北京两政府），**则有似于隋唐之勃兴，过去需要300多年的动乱作背景，在20世纪只花了70年渡过此难关，不止此也，中国之历史现已与西洋文化汇合。
“你真有把握确是如此？”你可能这样问我。
用不着问我。你只要反躬自问：你的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家中生活习惯、婚姻关系、所受的教育、所承担的工作和所创造的事业是不是与1920年代你父祖所经历的全然不同？这不可能全然由于你个人之选择，而是侧后的社会背景已经过一段改造、遭遇到一段大变动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已有了一番整体之调整。从大陆一次迁徙到台湾的人户即200万，早岁金门御敌，**大陆观光。过去70年有了乾坤颠倒山河变色的经验，**海峡两岸尽力通商，都希望在商业条例之中，坚定了管理新社会之原则。
这时候如不修改历史何时修改？
150多年前有鸦片战争，兹后外强在中国保持着领事裁判权，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仍是几百万农村组成的大集团，本身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因对外贸易带来的繁荣，也只限于通商口岸，很难在租界之外发展，**则已脱离这局面。抗战刚开始，胡适即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要慎重将事，这些情形都能和**局面对照解释得前后连贯。又不止此也，如果我们把秦汉当作“**帝国”，隋唐宋当作“第二帝国”，明清当作“第三帝国”，各以其财政税收作行政之张本，则全部经历与**对照，也可以将当中大变动解释得明白。我们更将英国与荷兰在16、17世纪，经过变乱从农业体制进入商业体制的情形，与**中国比较，也能说得互相衔接。在**台湾与大陆提议邦联或联邦制的时候，则400年前荷兰的例子更可供借镜。
将此中宏观情貌写为历史，则为“大历史”。
这大历史不可能与传统之中国通史同一篇幅或结构。主要因为**中国之社会不论在大陆或台湾，均与传统中国社会（即胡适所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有了至远之距离。在改造过程中，前有八年抗战，中国动员300万至500万之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军令下与强敌作八年生死战，此己为洪荒以来之所未有，而接着又展开约四年之内战，更在世界史里难于找到类似例子。这突出发展，即不可能被传统之篇幅容纳，抚今追昔，我们一定也会将王安石变法、清朝入关等事迹解释得与以前不同。前面已经说过：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伴随着美国中层理论的兴起和翻译引入，历史研究已经越来越社会科学化了。这由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盛极一时可以得到证明。如果历史研究不是建立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从而内在生长出一种比如公共领域概念式的分析框架，那么这种历史研究就容易被学界诟病为一种“宏大叙事”，意谓其是一种空洞无物的甚至意识形态性的历史书写。

相对于这种主流的史学研究趋势，黄仁宇无疑是一个“异端”。新近出版的《大历史不会萎缩》就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声音。针对学界对他的“大历史观”的批评，黄仁宇没有轻易地就缴械投降，放弃自己观察历史的独特视野。在我看来，黄的主张是：作为观者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更多地“介入”当时的历史性进程之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游八极”式的勾连，尽可能把历史作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空间和时间元素的再生产过程来看待，从而有效地揭示繁复的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故事”，而与此同时，历史学者应该尽量摈弃从一种后设的立场出发，把单个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从它的语境中“拎”出来，粗率地对之作出道德或者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往往是苛求于前人，用俗语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而黄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中国是有史官传统的，而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历史的同时作道德判断。而史官对历史的书写往往又是与意识形态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后往往是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历史的书写。这种历史书写由于忽视了关系千万重的历史面相，而主题先行地把一个已经设计好的标签强加给历史，*后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挂一漏万。也许正如黄仁宇所云，写历史的人应该重视事情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私人情绪上的好恶，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正本清源，关注历史何以如是展开，而不是去谴责历史的如是展开。换言之，历史学家才能真正地如钱穆所讲的那样，对历史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与敬意，到达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针砭历史。这点，在黄仁宇对中国近代史的积极评价和对毛泽东、蒋介石的评述中可以得到印证。

黄仁宇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历史缺乏数目字管理，即便在他对于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强调从技术、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却从不主张把历史学彻底地实证主义化。历史是一种关系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与人性的复杂因素是共生性的关系。因而历史就成了一个生成性的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想像空间，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按照历史规律只能线性地展开。也许只有这样，作为历史书写者，才可能真正地抵达历史本身那些幽暗而歧异的空间，使历史成为一个具有包容差异性能力的**文本。这当然是对意识形态宰制下的历史书写模式的一次颠覆和革命，同时也开辟了我们理解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另一种途径。

与别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黄仁宇曾经有过当下级军官时“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从军经历。这使他对中国社会的底层有一种深切的体察，可以说，他的历史书写是从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和血肉感，而不像时下的一些历史书更像是“书斋里的革命”。如果说，黄仁宇的历史书写反抗了把历史研究毛细血管化的趋势，那么这种反叛导致的“宏大叙事”倒可能结出善果，那就是把亲历历史的日常叙事与反思历史的宏大想像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学能够在故事的叙述中展现历史自身的脉络。

（转自唐小兵《东方早报》）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後，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後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