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增订版经典三卷本），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南渡北归. 北归》（增订版）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

《南渡北归. 北归》（增订版）
**章 闻道在蜀郡
◎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 结缘在山中
◎ 一代名媛沈性仁
第二章 小镇故事多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由决裂到言和
◎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第三章 山下旌旗在望
◎ 一号作战计划
◎ 一寸山河一寸血
◎ 江水无语东流去
第四章 胜利的前夜
◎ 延安访问
◎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 天降喜讯
◎ 日月重光
第五章 北大春秋
◎ 弃北大入内阁
◎ 蒋梦麟辞别北大之谜
◎ 周作人骂傅斯年“驴鸣”
第六章 血染红土地
◎“独眼龙”被困五华山
◎ 李宗黄入主云南
◎“一二·一”惨案
第七章 大角逐
◎ 关司令痛殴李宗黄
◎ 神秘人物暗中操纵学潮
◎ 学潮汹涌中的傅斯年
第八章 大幕在黄昏中落下
◎ 梅贻琦夹缝中突围
◎ 闻一多与傅斯年叫板争胜
◎ 联大悲情录
◎ 南雁北归春迎客
第九章 独宿春城烛炬残
◎“国宝”刘文典
◎ 铁蹄下的书生骨气
◎ 刘文典广场讲《月赋》
◎ 神秘的磨黑之行
◎ 闻一多对刘文典一剑封喉
第十章 血性男儿
◎ 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
◎ 青岛大学的《驱闻宣言》
◎ 闻一多与“二家”
第十一章 从学者到“斗士”
◎ 陈梦家与吴晗
◎ 专业不同心同仇
◎ 十字街头异乡客
第十二章 闻一多之死
◎“斗士”是如何炼成的
◎ 谁缔宣和海上盟
◎ 子弹穿过头颅
第十三章 残阳如血
◎ 胡适归国
◎ 谁知明月照沟渠
◎ 马神庙旁，一片神鸦社鼓
第十四章 穿越历史之门
◎ 研究乌龟壳的人
◎ 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 抗战八年**书
第十五章 还都南京
◎ 山坳里躁动的灵魂
◎ 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 有情人终成眷属
◎ 冲出夔门
◎ 81 名院士出笼
第十六章 山河崩裂
◎ 国宝争夺战
◎ 学人抢救计划
◎ 金陵王气黯然收
◎ 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
◎ 人生长恨水长东

第五章 北大春秋
◎·周作人骂傅斯年“驴鸣”
就在傅斯年、郑天挺、周炳琳对蒋梦麟的离职满含悲愤口诛笔伐之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持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一变故，并以和事佬的口气不愠不火地为蒋开脱，强调梦麟此举实乃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云云，以此消融北大诸教授的怨声与愤慨。当国府发布胡适出任北大校长的消息后，胡没有推辞，而当时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也不容许推辞。回国执掌北大，无论是对胡氏个人还是政府，都是一件保存体面、如释重负的*好解脱机会。但在正式出山之前，像过去皇帝登基需要有一个“劝进”程序一样，表面上的“逊让”文章还是要做一做的。于是，胡适拍发了一封致朱家骅、蒋梦麟（南按：胡文称孟邻）、傅斯年三人的电报：
骝先、孟邻、孟真三兄鉴：
江、微、鱼电敬悉，缓复乞恕。世界教育会议，当勉强遵命参加。民国二十年以后，北大复兴，孟邻兄领导之苦心伟绩，弟所深知，北大复员，仍不可无孟邻兄之领导。曾于上月托张仲述带信与北大同人恳切工述此意。孟邻兄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孟真兄肯扶病暂代，*可感幸。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分劳，暂代一时，以待孟邻兄之归，此意至诚恳，乞亮察，并乞转陈主席与咏霓兄，并恳转致北大同人，至感。弟在外八年，结束稍需时日，拟明年二月海道归国，并闻。
弟 胡适 蒸（十月十日）[44]
电文发出，礼数算是尽到，既是答应暂代一时，那“一时”的长短与何时权归旧主，只有看天命人事了。正是这封电报，意味着蒋梦麟与北大彻底脱离关系，这时的蒋或许已经料到，此次一别竟成永诀，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付出过心血与痛楚、充溢着光荣与梦想的北京大学了。
因胡适尚在美国，在归国之前，国民政府任命傅为北大代理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在这种情形下，按朱家骅的说法，傅“不得不勉强答应”。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议就内迁教育机关复员以及教育秩序整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议决，参加者有朱家骅 、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等政学两界大腕。傅氏在会上极其活跃与情绪化地指手画脚，并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其形态立即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与会者的反感。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对傅氏张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当场不无讽刺地谓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听罢反唇相讥，说自己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见傅脸呈猪肝色真的动起怒来，怕节外生枝，引起对方的心脏病，遂不再攻击。事后，傅斯年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由我负责。”[45]不管朱家骅听不听，傅斯年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势当是符合实际的。
通过这次会议，傅斯年更加认清了教育界局面复杂与派系争斗的险恶，他在给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道：“弟贸然代理，半年之后，必遭天殃，有不得不与兄相约者，弟固跳火坑矣！而公等亦不当立于高峰之上，搬请以为乐也，除非大家努力，齐一步骤，此局不易维持也。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46]从此信可以见出，傅斯年已做好与一切北大之敌开打的准备了。
9月25日，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为此次会议结束召开宴会并致辞，大旨为：一、各校迁移应在明年课业结束之后；二、西北西南各校除少数外，宜留设原处；三、战后建设应农、工并重；四、未来学校发展应质、量并重云云。重庆会议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可谓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分水岭，越过这道标志着战前与战后的山岭，那潜流汹涌的溪水很快与社会大潮融汇一起，形成了一股翻江倒海的滔天巨浪，在中国大地上喧嚣奔腾起来。
会议过后，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由昆明赶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学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当陈郑二人抵达北平，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件颇感头痛的麻烦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与学生仓皇南下，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又成立了一个伪“国立北京大学”，并招生开课，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当时未随校南迁，仍留在北平并渐渐堕落为汉奸的汤尔和、钱稻孙、鲍鉴清等原清华、北大教授，先后出任伪北大“总监督”和“校长”等职，鲁迅之弟周作人和**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容庚等没有南迁的原北大、燕京大学教授也相继下水，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容氏出任文学院教授。此次陈雪屏北上途中，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等事宜。总体方针是不管是真北大还是伪北大，全部照单接收，然后把教职员弄到一起办学习班，鉴别之后再做是否录用的决定。但这一点与傅斯年的想法大相径庭，因而导致抵达北平做接收的陈郑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傅斯年向来*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文士，对他的先祖傅以渐当年没有率领梁山一带的英雄好汉参加抗清复明运动，挥动花和尚鲁智深遗赠的月牙铲，或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喝了宋江端来的毒酒砰然倒地后遗落在家乡的黑铁铜头板斧，来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且还参加了满清入关后**乡试、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并做了满清王朝的高官大员，一直耿耿于怀，深以为耻。对与自己同一时代的亲朋故旧、同事友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顾名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小鬼子驱使的大小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即将其擒获，按入老虎凳灌一顿辣椒汤，或干脆推出辕门斩首而后快。据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对存在台北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整理研究，发现许多细节都与傅氏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比如他特意收集一小袋有关郑成功坟墓、祠庙的照片，并在其中一张照片背面题道：“民族主义者郑成功起义的地点是南安县东文庙。”又如他在抗战胜利后马上写信到北平问文天祥祠是否无恙，后来当他为开除日据时代北大“伪教员”一事与北平教育界闹得不可开交时，请视察北平的蒋介石与自己同游文氏祠，并合照于“万古纲常”的匾额之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还表现在更细微之处，如傅斯年在记笔记时，将有关中亚历史者列为“虏史”；又如傅氏读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作者主张以历史上几个胡人政权为正统的文字时，便写了不少眉批痛斥凌氏。此外，还将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为对教会学校的排斥与竞争。当年傅斯年与陈寅恪等竭尽全力耗巨资购买从故宫流出的明清内阁档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怕这批珍贵资料流落到燕京大学，尤其是日本人之手。更有甚者，傅斯年曾说过，宁愿中国赤化，也不愿做日本的殖民地。而在史语所大举校《明实录》时，历史学者吴丰培来函建议参校日本的善本，傅氏回答说，“即使日本有善本也不用”。[47]
正是内心存有这样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45年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处理北大事宜，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48]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都要屎壳郎搬家——滚蛋。同时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打入囚车木笼，来个“斩立决”等。
蜗居在北平的伪教员们闻听傅斯年摆出一副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模样，既惊又怕，特别是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已经进入补习班任教的伪北大教授，更是恼羞成怒，不仅四处鼓噪，还企图浑水摸鱼，负隅顽抗。伪教授们经过一番密谋，暗中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自己属于伪敌人员被“征调”，而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合法教授，并纠集起来共同向时任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继续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万世不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表示自己的正统与合法性，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于11月7日北平《正报》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借此抗议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书曰：
…………
第九章 独宿春城烛炬残
◎?铁蹄下的书生骨气
关于刘文典在北大和清华任教时的性格、神态，钱穆与周作人已有勾画，大体是不差的。钱氏文中所说的刘文典“晚年丧子”一事，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
面对日军大举侵占中国东北领土，进逼华北，张学良军队不战而退，东北沦陷，举国悲愤，学界更是群情激昂。北平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除罢课结队南下向政府请愿，还发起卧轨请愿行动。时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欲参加卧轨行动，回家请示后，得到了刘文典支持。作为教授的刘氏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若非采取一些**办法，不足以令高高在上的党国**和军政大员醒悟并认识到下层民众的力量。当时北平已进入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身体羸弱的刘成章因在雪雨交加的旷野里连夜行动，饥寒交迫，不幸身染风寒，不治而亡。
刘文典失子之时为42岁，正是人生的鼎盛时期，算不上钱穆所说的“晚年”。中年丧子，给予刘氏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在极大的悲愤忧伤中，原本就较单薄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后来，随着冯玉祥发起的“长城抗战”事起，刘文典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救亡图存的希望。国难家仇使他强打精神，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以自己两度留日的亲身感受和对这一民族历史的观察研究，告诉弟子们日本对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号召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以便找到这一民族疯狂无忌的根源、症结与“死穴”，在未来抗战中给予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血性的刘文典怀着国破子亡的悲愤心境，夜以继日地翻译与日本有关的资料，有时竟通宵达旦工作。据一位学生回忆：“有**上国文课时精神萎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13]
就在这一时期，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联络孙科、李宗仁等辈在广州密谋造反起事，与南京**政府对抗叫板儿，并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的方法，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以“打倒独裁”“护党救国”“中正当死，兆铭当立”为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二、第三届**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请躲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并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唱起了对台戏。在新内阁急需用人之际，陈济棠想到刘文典曾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做过孙中山秘书，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又被蒋介石当众侮辱性地扇了两个耳光，从此与蒋结下梁子，便多次函请并出重金礼聘刘文典，让其离平赴粤，共商“抗日兴国大局”。刘文典深知这帮乌合之众只图私利，不计**民族危难，成不了什么大器，乃仰天长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4]遂婉言谢绝，并将重金退回，以明心志。
就在内外交困与感伤中，刘文典心力交瘁，直至一病不起。有好事者为其出主意，谓吸食少许鸦片可以疗治心灵之痛。刘依计而行，神情虽有好转，但渐染鸦片瘾而不能自拔，后虽屡有戒意而不能根绝。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刘文典因家庭拖累而未能及时离平转移长沙，暂时蛰伏下来，在北平北池子骑马河楼蒙福禄馆三号宅院内埋头研究学问，等待逃脱的时机。随着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建立，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并为争权夺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整个北平气焰喧腾，浊浪滚滚。时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字管廷）也不甘心落后，很快附逆并在冀东日伪政府谋到了一个肥缺。当不知轻重的蕴六满怀喜悦，兴冲冲地回到家中在餐桌上言及此事并露出得意之色时，刘文典大怒，当即摔掉筷子道：“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霍然起身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自**始另择新居。”[15]毫不客气地将这位同胞兄弟逐出了家门。
刘蕴六卷起铺盖率妻子儿女颇有些怨恨与不服气地走了，另一位附逆者、原北大同事周作人又找上门来，游说刘文典到伪教育机构任职。周说：“文典兄以一部《淮南鸿烈集解》而誉满学界，如今政府虽伪但教育不可使伪，以你的学问才识，应到‘维持会’做事，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刘文典强按怒气，平和婉转地说：“你有你的道理，但**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禄山的诗人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周作人面带羞愧地低声道：“请勿视留北诸同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16]言毕，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退了出去。之后，又有几批身份不同的说客分别登门游说，皆被刘文典严词拒绝。
由于刘文典留学日本多年的经历以及在学界、政坛的声望，日伪组织始终不愿放弃拖其下水的计划，为逼其就范，索性派日本宪兵持枪闯入刘宅强行搜查，施以颜色。凡刘文典与海外朋友往来的信函一律被查抄，国内友人吴忠信、于右任、邵力子、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来信亦无一幸免。面对翻箱倒柜、气焰汹汹的日本宪兵，刘文典以他的倔强、狷介性格，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门高僧状，端坐椅上昂首抽烟，冷眼斜视，任凭日军“猪头小队长”摇晃着信函呜里哇啦地质问，刘氏始终以鄙夷讥诮的神态，口吐烟圈，一言不发。一油头粉面的年轻翻译官见状，用标准的北京油子腔儿喝道：“你是留日学生，精通日语，毛驴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白了对方一眼，冷冷地道：“我以发夷声为耻，只有你们这些**根底下太监们生就的孙子，才甘当日本人的奴才与胯下走狗！”翻译官闻听恼羞成怒，猛地蹦将起来，拉开架势挥手欲扇刘氏的耳光，却意外地被日军“猪头小队长”一脚踹了个趔趄，头撞到墙上差点晕倒，待转过身来，面露惧色，手捂头颅龇牙咧嘴地呜哩哇啦一阵，躲在一边不再吭声。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刘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决计尽快设法脱逃，到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会合。行前，他庄重地写下了“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7]的诗句以自励。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的一位朋友买到了一张船票，独自一人化装打扮，悄悄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辗转两个多月进入云南境内。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当他沿途看到因战火而造成“公私涂炭”，百感交集，内心发出了“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18]的悲鸣。
当年5月22日，刘文典乘滇越火车终于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此时的刘文典衣衫破烂不整，原本黧黑的脸庞满面风尘，身体瘦削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棍子和一个破包袱，别无他物，形同一个流浪的乞丐。当他摇晃着茅草一样轻飘单薄的身子自碧色寨下车，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步行十公里，一路打听来到联大分校驻地，抬眼看到院内旗杆上迎风飘扬的**，激情难抑，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搓拍双手整理衣衫，庄严地向**三鞠躬。礼毕抬头，已是泪流满面。
数日后，刘文典夫人张秋华携次子刘平章逃出北平，自天津乘邮轮经香港、河内踏入滇境，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资料、图书和手稿，在妻子历尽艰难险阻携出后，于香港停留时托刘文典一位学生暂为保管，等待一家在内地落脚后再由香港托运至蒙自或昆明。刘文典一听，甚感不妙，对夫人大声斥责道：“这些书稿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宁肯损失绫罗绸缎，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19]在苦苦等待中，刘文典的不祥预感终于成为不幸的事实。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香港沦陷，四箱书稿全部被日寇掳去，下落不明，成为终生遗憾。后来刘氏在给学生上课时说道：“我的书籍资料都在逃难中丢失了，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20]据刘文典的一位学生郑千山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行政赔偿委员会于1947年11月致函云大，告知刘文典当年在香港遗失的四箱书籍于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要求刘填报财产损失报告单及申请归还表格，然后寄回赔偿委员会，由赔委会与相关方面交涉办理。刘文典闻讯大喜，立即办理了手续。想不到此后国共内战越打越烈，国民政府摇摇欲坠，刘氏书籍与手稿交涉事无人予以理会，其他党派自封的政府与机构又得不到国联和盟军司令部承认，此事便告夭折。1961年，刘文典次子刘平章曾写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此事，总理办公室回信称：“鉴于中日关系未恢复正常，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此事无果而终。据悉，云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日寇侵华时劫走刘文典四箱书籍的档案材料，刘平章得悉，表示要向日本政府交涉，使这批书籍和手稿重新返回中国云云——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21]
却说抵达蒙自的刘文典经过数日休整，身体、精神明显好转，上课之余，经常与陈寅恪、吴宓等人结伴到郊外散步。一日几人散步至南湖岸边，偶遇一满身泥巴的当地农民在暴打老婆。刘文典平时*恨信奉男尊女卑、不把女人当人看待的男人。见那汉子打得凶狠，激愤不已，走上前去质问为何如此凶悍地殴打一个弱女子。想不到那农民汉子并不解释，气势汹汹地回道：“你管不着！”言毕继续挥拳飞脚地殴打已倒在地上杀猪般嗷叫、口吐白沫的妻子。刘文典见对方如此刁蛮，大怒，挺身上前指着那汉子的鼻尖大声骂道：“操你妈，蒙自这块地盘上还有我管不着的事！”说罢拉开架势，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抽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汉子遭此重击，捂脸抬头望着刘文典那刚正威严的神态，很像个有来头的绅士，听对方说着北平官话，又自称在蒙自地盘上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心生怯意，遂低头弓背溜之乎也。
吴宓与陈寅恪望着这一戏剧性场面，心中窃笑，本想一走了事。想不到现实生活有时比戏剧更加戏剧化，只见那个倒在地上披头散发、口吐白沫、鼻青脸肿的女人如得神助，忽地立起，由一只受伤的兔子变成了一只野性十足的老虎，张牙舞爪地蹿将上来，一把拽住刘文典的衣袖，质问为什么平白无故打她男人，并腾出一只手向刘氏的脖子和脸抓挠起来。刘文典顿时被弄得目瞪口呆，不知做何解释。幸得吴宓和几个游湖的男生一齐围上前来，连拉带拖将那女人擒住，狼狈不堪的刘文典才趁机灰溜溜地逃脱。
此事很快作为笑料在蒙自分校传开，诸位师生在议论纷纷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那个男人固然该打，女的更加操蛋，她可能想表白一种说不清的心理，才恩将仇报不惜向刘文典宣战。对于刘氏的举动和诸种议论，中文系教授王力却不以为然，他在一篇叫作《夫妇之间》的随笔中公然宣称：“夫妇反目，也是难免的事情。但是，老爷撅嘴三秒钟，太太揉一会儿眼睛，实在值不得记入起居注。甚至老爷把太太打得遍体鳞伤，太太把老爷拧得周身青紫，有时候却是增进感情的要素，而劝解的人未必不是傻瓜。莫里哀在《无可奈何的医生》里，叙述斯加拿尔打了他的妻子，有一个街坊来劝解，那妻子就对那劝解者说：‘我高兴给他打，你管不着！’真的，打老婆，逼投河，催上吊的男子未必为妻所弃，也未必弃妻；揪丈夫的头发，咬丈夫的手腕的女人也未必预备琵琶别抱。”[22]有人谓这篇文章是针对刘文典蒙自南湖劝架受辱而发的感慨，意谓刘氏不谙世故，竟至惹火烧身。看来刘大师确是做了一件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的傻事。
联大蒙自分校迁往昆明后，刘文典开出了《庄子》与《文选》等课。生活相对安静，以及工作上的顺利，又让他找回了在清华园时代的感觉，恃才傲物、狷介不羁与国学大师的名士派头渐渐流露出来，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前，刘文典曾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因当时马冯二人皆从哲学的角度讲《庄子》，另有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意思是在中国真正懂《庄子》者乃他自己一人而已。[23]刘文典如此自夸，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的的确确有个三踢两脚的本事。每当他开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经常前去听讲，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24]见此情景，刘文典与学生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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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电视台和北京大学联合投资，由本书改编成的大型电视剧拍摄中。
▲ 系列电影《大师》十五部由CCTV六套与中影集团联合改编摄制中，由**团队制作，是中国电影**集中表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像的一部史诗长卷。
▲ 历史纪实文学**人岳南**力作，作者耗费十余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并远赴台湾清华大学，更兼2015年重走抗战中大师内迁路，搜阅整理近千万字珍贵史料及亲历者口述资料，**次全面描述了20世纪*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 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记叙抗战年代学人的艰苦卓绝
再现国难当头大师的风骨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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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南渡》（2015*新增订版）：*新未删节增订版，附赠特制手绘大师藏书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隆重推出！
《南渡北归：离别》（2015*新增订版）：*新未删节增订版，附赠特制手绘大师藏书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隆重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