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

《中国大历史》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
**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搬演。作者经由它,**我们进入时光,看看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否确实时,有甲骨文和殷墟遗址佐证的商朝,便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现在已成了旅游者注目的焦点。撇开其他的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11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远超过任何其他政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内忧外患,古老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废墟还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伟气象。
在现今西安市的东边,也有好几处有名的历史遗迹。距离西安城不到五英里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6000年之久,是目前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墓葬的形象看来,半坡村的社会当属母系社会。
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东北不及20英里的地方有华清池。据说8世纪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713—755在位)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艺术气息浓厚的人物,据说中国的戏剧是他创始的,而他所爱的女人,更是“资质丰艳,善歌舞”。华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泽而享名千载,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以悲剧结束。
西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一位镇守边关的将领(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叛军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马嵬驿的地方,护卫的将士要求皇帝对杨贵妃作出断然处置,否则不肯用命。在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只好让他宠爱的妃子当场被缢死。一位向来沉湎于欢乐的君主,从此意懒心灰,自逃亡至退位之后,他的残年,充满着寂寞和悔恨的情调。一位时代去他不远的诗人——白居易,以极带想像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后人给他的称呼)终夜不眠,看着宫前萤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心情。这样的忧恨缠绵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着流传千古,直到1920年和1930年间,仍旧为小学生所习诵。也可见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开口闭口不离道德之余,并没有完全忽视情绪和抒情主义。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则不会让这样的一首诗歌,传教学习,直到民国时代,还去打扰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了。有了华清池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