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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工作、谴责怠惰的大环境下，拼命工作的人却并不健康快乐，在追求优质生活品质的同时，失去了生活。 ——我们可以停下来吗？我们文化中“非做不可”的精神被根植于大部分人体内，以至于我们不能让自己听到，甚至很难去想象一个叫停的声音。 ——我们要停下来了。在度过漫长的**，经历过工作的高压熔炉，我们都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我太累了，能歇歇吗？” 伦敦大学教授、精神分析学家乔希·科恩在本书中和我们探讨了“什么都不做”的矛盾与乐趣，他发现当生活陷入僵局，“无所事事”竟成了一种自我成就的有效方式。而这样的方式，也贯穿了安迪·沃霍尔、奥逊·威尔斯、艾米莉·狄金森、大卫·华莱士等文学艺术家们“不工作”的一生。 作者将惰性分为四个类型：疲惫、懒惰、白日做梦、游手好闲。通过个人经历和他咨询室里的故事，带我们一探看似不合常理的处世法则下，蕴含的无限可能。

引 言 / i 部分：重力 / 001 章：倦怠者 / 003 “人们每分每秒都在工作”：安迪·沃霍尔 / 036 第二章：懒虫 / 061 “这座沉重的肉山”：奥逊·威尔斯 / 094 第二部分：反重力 / 119 第三章：白日梦想家 / 121 “我居住在可能里面”：艾米莉·狄金森 / 151 第四章：游手好闲者 / 179 “忍受乏味”：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 216 结 语 / 244 注 释 / 251 参考文献 / 262 授权许可 / 267 索 引 / 270 致 谢 / 276

精彩段落：
1.
这本书探讨了我们与这种声音之间困惑不安、左右为难的关系。在当代西方，我们的生活受制于一种持续不断的神经冲动，它促使我们活动起来，不容停歇。现代文化中的典型形象是焦虑不安的“手机党”，在火车上、家庭餐桌上或床上，他们收发电子邮件，处理工作文件，或者更新社交媒体，沉迷游戏以及网红自拍短片来填满一切休息或沉默的空闲。焦虑不安地消遣，是能让你从没完没了的待办任务清单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不工作变得和工作一样持续不断，令人疲惫不堪。我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停下来，但这样做会让我们无比恐惧、轻蔑及内疚。
一种对“必须停下来”嘲笑或贬低的文化加速了我们永不停歇的忙碌。一种争强好胜的工作狂精神，确保了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将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工作上。能量饮料和流感**的广告向我们承诺，我们能战胜疾病和疲惫，重获力量，为自己（以及我们的雇主）赢得又**工作的时间。
2.
我们对停下来感到不适，自觉浪费了时间，也导致了一种不断分神的状态。它犹如“不停工作”的孪生兄弟：当我们作为生产者的能力达到极限时，我们可以激活自己作为消费者的能力。如今，出生不久的孩子，眼睛、耳朵以及神经系统就已受到来自电视、平板电脑的图像和信息源源不断的攻击。在住宅、办公室或街道这样的有形空间里，他将被数位生活的虚拟网络及其持续不断的广播、更新、数据、购买推送所淹没。在他离开那些设备的间隙，就会萌生出被遗弃和空虚的感觉。
我们不敢按下手中设备和思想的开关，就好像害怕随时会陷入空虚一样。然而，这种行动上的谨小慎微与那种对安宁恬静、遁世隐居的强烈渴望共存，后者打破了连续不断的噪声流。在我的诊室里，不止一个病人会经常表达这样的愿望 —希望这个世界荡然无存，或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说起精神紧张、疲劳带来的幸福感，说起无所事事的**早晨，能够盯着报纸上的一行字，进入佛教禅宗的太虚之境。
我们发现自己在“强迫自身做太多事情”和“希望什么都不做”之间徘徊。上网消遣即是对这两者一种不可思议的融合。对比白色 T 恤上的 23 处细微不同、狂刷网红猫咪的视频，或者一连几个小时浏览社交媒体动态，这种过度的活跃变成了浪费我们（或我们雇主）的时间、阻碍我们生产创造的行为。
3.
近年来，数不胜数的畅销书、文章和 TED 演说都在讨论网络时代所面临的层出不穷的公共和私人决策，面对他们强加给我们的选择，这些媒介为我们的惰性提供了改良的妙方，引导我们穿过焦虑不安的丛林，去发现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然而，它们都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不用做出任何选择。我们文化中“非做不可”的精神被彻底根植于我们体内，以至于我们不能让自己听到，甚至很难去想象一个叫停的声音。撇开其他的不谈，咨询室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倾听到这种意愿的地方。在清晨和晚间的就诊时段，也就是患者经过公司财务或法律高压熔炉的煎熬，即将度过漫长的**之际，我听到了他们以同样低沉的声音说：“我太累了，我可能分分钟就会睡着。”“我受够了这一切。我只想停下来。”
4.
大约四个月前，她一觉醒来，觉得沉重无力，内心枯燥沉闷，好像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灰色。她突然对同事日常的玩笑感到不适，也不再参加下班后的饮酒狂欢，同事们也许因此诧异，但他们也并没有什么表示。“大多数伦敦人不都是这副样子吗？”
她此前也有过抑郁情绪，但这次却明显不同。以前，她被某种平静的存在感支撑着。“我知道情绪低落会过去的，所以我可以告诉自己那些负面想法不是真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每次我试着安慰自己时，就会有另一个声音跳出来说，胡扯，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一些好玩的故事罢了。”
她的解决办法就是投入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让自己过度劳累。“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做了这么多事情，忙到了一定程度，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你不再热爱这份工作，但也不觉得它讨厌，你甚至没有注意到你正在处于工作之中。”正是这种长期无意识地过度工作让她勉强支撑着，但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我想知道她这种越来越糟糕的绝望情绪背后是否有童年创伤，内心深处是否压抑着某些往事。更准确地说，我希望是这样，哪怕这会令人不快。我需要一个能合理解释她巨大空虚的故事，赋予这空虚一些外在和实质的表象。
然而，她却告诉我自己在悉尼繁华市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度过了青春时光，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在小时候，她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和活力就展露无遗。父母不辞辛苦地接送她上下学，还送她去学芭蕾、画画和钢琴，给她辅导家庭作业，为她准备营养丰富的三餐，他们无疑是成长路上为她加油助威的坚强后盾。她的父母经常斩钉截铁、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当然，“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这是我们成功文化中无处不在的信息（或是一成不变的理念），无论是迪士尼动画的乐观自信、耐克盛气凌人的广告语，还是“管理大师”和岗上教练的标语口号，都与此如出一辙。然而，索菲娅的父母为她量身定制了这份信念，在空洞的骨架中注入了情感的血肉，这样的理念不只是一个架空于内心之外的普遍公式，而是让她百爪挠心的内在诉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不会将自己对教育和职业的偏好强加于她。反而对她如何规划未来充满好奇，不遗余力地为她提供工作机会，带她提前参观大学校园，并介绍她结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热衷于探索她每一份转瞬即逝的热情，捕捉她不甚明朗的志向，哪些愿望是她的，哪些是她父母的，渐渐越来越难分辨。
当自身能力和外部现实不再约束你的时候，你反而既不安心，又无法放松。这和父母、老师、老板对着你耳朵下达权威禁令这种内在驱动的超我要求有所不同。社会理论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说的“成就型社会”（achievement society）就避开了禁令和要求的力量，不要求“你必须做到”，而倾向于激励我们“你可以做到”。
5.
沃霍尔在 1963 年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时，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机器出问题的时候比较少，我想成为一台机器，你呢？”1966 年，他又对《观察家报》的记者说：“我从来没有被一幅画感动过。我不想思考。如果我们都是机器，世界将变得更好。反正后什么也没有，别人做什么并不重要。反正我的作品不会流传下来，我用的都是便宜的颜料。”
作为沃霍尔人生与创作的重要主题，“人变成机器”是一个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它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从快乐与痛苦、爱与恨、兴奋与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中解脱出来。如果能成为一台机器，就拥有了控制自我的特权，脱离了自己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挫败感的**奴役。但是，这种对情感创伤的解决方案可能会造成另一种创伤，使人沦为一具行尸走肉。
沃霍尔去世近 30 年后，我仍然认为他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精神，因为他揭露了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之中，生命力与去生命化之间的矛盾。通过他的人生和作品，我们有幸进入到了消费文化那光鲜亮丽、华丽妖娆的内核之中。然而一旦进入其中，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来自惯性和冷漠的强大吸引力，仿佛消费主义正向逻辑的核心，即是对人生的巨大否定，而这种否定，我们无法抗拒。
在沃霍尔看来，美国文化的优越之处在于其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根本均衡。产品的激增并没有激发我们的需求，反而抵消了欲望本身。沃霍尔声称，他的画作预示着一个理想的未来，在这个乌托邦里，所有画作的尺寸、形状和颜色都是一致的。套用《哲学》中的句子，“如果需要你做出决定或是选择，那就错了。”因此，他的创作、写作和言谈都在追求一个始终不渝的目标，那就是把世界变得扁平，揭示其内在的同一性，也就是虚无性，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一切都是虚无的”。博克里斯说：“从做爱到艺术创作，他都反复强调，‘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什么也不去做’。”
在迪士尼和皮克斯的动画世界中，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人都有独特之处，但眼前的这个世界里，每个人、每件事却都是一模一样的，正如沃霍尔为自己构思的那档电视节目——“没什么特别节目”（Nothing Special）。“没什么特别节目”，这一表述更加彰显了他“消费主义时代叔本华”的地位。在叔本华这位德国的哲学先驱看来，“存在”只是从“不存在”中逃逸出来的一个转瞬即逝的虚幻光点。“不存在”是我们从死神那里借来的一笔贷款，以睡眠作为日常利息。
沃霍尔那些颇具魅力的图像事实上是一匹携带着冷漠病毒的特洛伊木马。在我们这个七天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信息爆棚的时代，酷刑、种族灭绝与明星整容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以柔和的色彩包裹创伤业已是我们的文化常态，谁敢说自己逃脱得了病毒的侵扰？

Josh Cohen：任职于私人诊所的心理分析师以及伦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现代文学理论学教授。他还是位在现代文学、心理分析和文化理论方面著有多部书籍和文章的作家。他经常为《卫报》（Guardian）、《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撰稿。;.;译者。书评译人，曾获北京大学生影评奖、香港青年文学奖。著有文化随笔《21世纪的精神孤岛——我们和我们的精神世界》，译有《历史学是什么？》《诗人的思考：蒲柏、惠特曼、狄金森、叶芝》等。;.;校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硕士，译有《不存在的情人》《我亲爱的动物朋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