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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史原来超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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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 “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特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年近九旬的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大盛事。

中国人丑陋吗?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上辑·沉痛出击
丑陋的中国人
正视自己的丑陋面
中国人与酱缸
人生文学与历史
老昏病大展
起敬起畏的哲学
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
对事不对人
只我例外
谋利有啥不对
沉重的感慨
**是保护自己
尿入骨髓
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
*大的殷鉴
把羞愧当荣耀
炫耀小脚
臭鞋大阵
为别人想一想
不会笑的动物
礼仪之邦
三句话
排队国
到底是什么邦
酱缸蛆的别扭
目光如豆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一盘散沙
唐人街——吞噬中国人的魔窟
《春秋》责备贤者
谈丑陋的中国人(陈文和)
虚骄之气
恐龙型人物
崇洋,但不媚外
种族歧视
集天下之大鲜
下辑·怒涛拍岸
我们还可以做个好儿子
柏杨余波
也是丑陋中国人余波
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征——酱缸
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
推理能力发生故障
从酱缸跳出来
“酱缸文化”
要隐恶扬善,勿作践自己
贱骨头的中国人
丑陋的王亦令
评王亦令《贱骨头的中国人》
王亦令越描越丑
不懂幽默
中国人的十大奴性
没有文明哪有文化
中国文化不容抹黑
中国文化之“抹黑”与“搽粉”
伟大的中国人
你这样回答吗?

丑陋的中国人
本文是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吕嘉行记录。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
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3月7日给我过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中的难民,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等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活?”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质量有问题。我**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质量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质量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质量不好,中国人的质量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我想我们中国人有**的质量。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亢,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头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
……

柏杨,中国人熟悉的作家,其创作生涯大致可分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他不仅是一名著作等身的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社会观察家和文化评论者,他不但是历史见证人,也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如此丰富的人生不容易说得清,还是看他写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