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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清史学家阎崇年先生和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对话录。他们畅谈了历史、哲学、宗教、读书、文学艺术、修心养生等诸多话题。他们的人生阅历和感悟如水流月明，启发人心，给人禅悦与智慧。

缘起
**篇 苦旅
初历苦难，祸兮福兮
喜舍才快乐
常怀感恩心
一句承诺，一生辉煌
千生万死，始获新生
让生命感动
第二篇 说史
女中英杰孝庄太后
多情天子顺治帝
千年一帝说康熙
太平天国论成败
农民义军二雄杰
清朝的兴盛衰亡
臣子的四副嘴脸
士之风骨与情怀
后宫佳丽喜与悲
人类历史的分期
第三篇 事理
以无为有，有无相生
禅之中道，儒之中庸
事理圆融，契理契机
法非善恶，善恶是法
生权平等，和而不同
人生四合，天地人己
无心插柳，绿柳成荫
第四篇 放下
人生三百岁
*好的财富
吃苦当吃补
该放下时就放下
眼观鼻，鼻观心
以道相处，以法结交
成就归大众
朋友有四品
创业维艰，守成不易
第五篇 悟道
心灵觉“悟”*重要
小疑小悟，大疑大悟
难行能行，难忍能忍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佛门“三毒”贪嗔痴
因果五层次
涅檠与至善
佛教人间化
和尚和尚，和者为尚
佛教之五乘
第六篇 艺文
看小说悟人生
与文字结缘
书法之情趣
禅师与禅诗
艺术弘佛法
艺术与人生
第七篇 读书
读书之“四要”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与书为友，开卷有益
忙碌人生的床头书
读书的经验与境界
建设书香社会
第八篇 身心
民以食为天
吃素的真义
“以病为友”
健康的妙诀
心病还须心药医
养生、养心与养性
健康与长寿
第九篇 和合
万众一心，和谐发展
和合钟声和谐音
和谐世界，众缘和合

**篇 苦旅
初历苦难，祸兮福兮
星云大师：
民国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1927年8月19日），我出生在扬州江都一个穷苦的家庭。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由于家境清寒，生活艰难，受不起教育；不过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外婆还是把我送到私塾里读书。只是进私塾念书，**要缴四个铜板，因此有钱的时候我就带着四个铜板去上课，没有钱就不去了，老师也能谅解。虽然因为家境的关系，父母没有给我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我还是感谢父母赐给我一个很好的性格，那就是我从小就很勤劳。
崇年先生：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三月十一日（1934年4月24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一个半农半渔的小山村。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在北京打工，后来开个小店铺。我兄弟姐妹七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夭折，排行的有五人，我*小。我们兄弟，小时候在家，长大一点就要随父亲到北京去打工。家里吃饭还可以，但并不富裕。我在农村上正规的小学。学校是在民国时期建的，校名也很时髦，叫“维新小学”。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但“福”中也蕴含着“祸”。这个“祸”，以后我再跟您说。
星云大师：
回忆起我的童年，六七岁时我就知道要帮忙做家务，我会烧煮饭菜，只不过煮得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那时家里的大人经常外出工作，而我又不能上学，只有关起门来整理环境，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尤其厨房灶里的灰要不断地耙，因为煮三餐都是烧稻草，很容易就积了满灶的灰烬。我总是主动地把灰耙了，但常常弄巧成拙，弄得满地都是灰。这时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慢慢把它扫干净，总想让家人回来一看，家里整洁又干净，带给他们欢喜。再说，我觉得人本来就要工作、要服务；不工作，那我来人间做什么呢？人活着就要劳动，劳动就是生命，所以我很尊重生命，我也乐于工作。
崇年先生：
我很有幸，小时候不做家务劳动，因为我有奶奶、有母亲、有姑母（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还有两个嫂子，家里有五位女性，所以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不用我做。这看来是福，但也留下“祸”，我后来成家，也不做家务，直到现在还是恶习不改，这是我很对不起夫人的地方。
星云大师：
现在社会上很重视环保，回想起童年，其实我小时候就有“环保”的概念。当时我看到路上到处是狗子的大便，就利用早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去捡狗子的大便，把它堆积起来，不但可以作肥料，还能卖钱。有时卖个几毛钱，甚至一块钱，因为生活艰苦，偶尔看到母亲没有钱买东西，我就把赚来的几毛钱掏出来给她，心里还得意地想：“妈妈，您看，我很有用吧，我能赚钱给您用呢！”
崇年先生：
您讲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很有感触。我小时候，放寒暑假时，每天早上天刚亮时就被大人叫醒：“起来，拾粪去！”小孩子贪睡，总也睡不够。虽然困，也得起。特别是冬天，地冻天寒，北风狂吹，衣服穿得单薄，手都冻僵了。我那个时候拾粪没有“环保”观念，只是为了家里种地多积一点肥料。拾粪回来，大人要检查，看拾得多少。把拾到的粪倒在猪圈里做肥料，然后才能吃早饭。
星云大师：
农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路上会有很多牛粪，所以我也会去捡牛粪。捡了就把它堆积起来，虽然年纪小，不过我懂得把它一点一点地用水搅和，再贴在墙上，晒干之后就可以当柴烧。牛粪不脏，也没有臭味，还可以卖个几毛钱。过去我一直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觉得难为情，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崇年先生：
我们那里烧草，除庄稼杆外，孩子们要到野地去拾草，就是打草或搂草。拾革在晚秋和初冬，很辛苦，那时年龄小，又累又渴又饿；还有，早上要到海边拾海带——不是吃的海带，而是冬天用来烧炕的海草。这种海草，还可以用作苫盖房顶。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一座建筑，房顶用山东海草苫盖，说是有多么多么的**。其实，我们老家这种海草房顶很普遍，多得是，因为村民大多买不起房瓦，只好自己拾海带，积攒起来，以备苫房之用。拾海带是在冬天，气候寒冷，海风又大，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星云大师：
说起世间的苦难，我很庆幸自己十二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栖霞山是十方丛林，家师志开上人是栖霞山的当家，在这里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六十多年前，我曾回到宜兴大觉寺，并在那里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没多久就来到台湾，当时除了手上拎着一个手提包，其他别无长物。回忆起这段往事，也不怕你见笑，我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到台湾，距离三十六年（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有两年。当时我脚上穿着鞋子，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朝着我看。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都朝我看？“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难道还要再彼此仇视吗？后来我才慢慢发现，他们并没有坏意，只是看我好奇怪，怎么穿鞋子、拿手提包？哦！原来是这样。于是我把鞋子脱了，手提包也不要了，两手空空，跟一般的台湾民众一样，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但这样还是不行，因为我没有戴斗笠，于是又买了一顶斗笠戴起来。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决心要融入台湾社会。
崇年先生：
其实，我刚从山东乡下到北京上学的时候，也遇到相似的情况。我说话带口音，被同学嘲笑。怎么办？学吧！学北京话。不然，同学就叫你“老西子”。为什么叫“老西子”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是山东人，阎锡山是山西人，一东一西正好对应；一个我和阎锡山都姓阎，于是同学联想，就叫我“阎老西子”。不怕您笑话，前不久，我们小时候的同学聚会，有的五六十年没见面，初见面想不起名字就叫绰号“老西子”，听起来还蛮亲切。当然，我拼命学北京话，慢慢地说话不带乡音，和他们一样，穿着也和他们一样，就完全融入老北京同学中间了。
星云大师：
由于家父是一个老实人，我们家有兄弟姊妹四人，父亲所赚的钱不敷家庭日用，所以生活过得很艰难。我的母亲是一个带有富贵命的女性，她不做事情，但很有头脑，专长是为人排难解纷。她的智慧很高，但也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家庭妇女，没有受人重视。
崇年先生：
母亲对子女影响大，母亲是人生的**个教师。我的母亲是一位内敛的、祥和的、有智慧的女性。我回忆我的长辈，给我影响*大的还是母亲，所以我*想念的就是我的母亲。由于工作和研究很忙，我很少照顾母亲，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怀念我的母亲。
星云大师：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姊，哥哥也不肯做事，他只喜欢读书。我的姐姐*近才过世，她也是很**，但是女性往往只能做做针线。家里日食艰难，也没有钱给她买针线。我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想要为家里赚钱。只是小孩能到哪里赚钱昵？不过，我还是能想到办法！
崇年先生：
我没有姐妹，只有四个哥哥。他们都在外面做事或读书，其中二哥青年故去，家里男劳动力就靠我一人。挑水、耕地、播种、锄草、收割、打场我都干过。一个小孩子，顶一个劳力，辛苦得很。回忆我的童年，就留下“辛苦”二字，但也培养了我的毅力和耐力。后来我遇到许多磨难，没有倒下，能挺过来，都得益于小时候的辛苦和磨难。
星云大师：
苦难盼大时代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但苦难也能锤炼出更具韧性的生命力。我从小生长在穷苦多难的大环境里，加上出家后接受佛法的熏陶，养成我“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空为乐、以众为我”的人生观。这是祸，更是福。
象年先生：
其实，苦难对一个人，更多的是历练。我想起周文王的故事：殷纣王在羑里（今河南安阳）囚禁西伯（后来的周文王），并把他的长子伯邑考扣在殷做人质。后来纣王烹伯邑考做人肉羹，赐给文王，文王克制自己，喝下用儿子肉做的羹。“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在被囚期间，发明周易，后来起兵；他的儿子武王时，推翻殷朝，建立周朝。这说明：祸可以转化为福。
喜舍才快乐
星石大师：
在我十岁那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在我的家乡到处杀人放火，平民死伤无数。尤其南京大屠杀就在我们扬州的边上，死的人更是不可计数。我曾多次在死人堆里逃过日本兵的追杀。战火把房屋烧了，我从碎死颓垣里扒出一些铁钉、铁条，甚至捡起烧坏了的香炉，集合起来也能卖钱。乃至乡下人吃的桃子、杏子，里面的核可以作药材，我捡拾桃核、杏核，也都能够卖钱。
崇年先生：
日本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是扫荡、轰炸、杀人、搜查、抢掠。我们那里是“拉锯”地区，有时八路军在，有时日本兵来。我在上小学时演过一出话剧，名叫《锁着的箱子》。大意是一个受伤的八路军，被日军追赶，逃到村民家，村民把他藏在箱子里并上了锁。日本鬼子进家檀查，见地上有血，就逼着村民将受伤的八路军交出来。村民以杀鸡的血来敷衍搪塞。日军听到集合号后离开，村民成功地掩护了受伤的八路军。不久，日军扫荡，大人小孩都躲藏起来。我因演过这出话剧，所以担惊受怕，怕被日伪军按名单搜查出来，因此格外紧张。那次日军扫荡，村里一位乡亲被日伪军开枪打死，他躺在地上，流着鲜血。其实那个乡亲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实的村民，见到日本兵吓得就跑，日本兵用日语喊话叫他“站住”，他也听不懂，只是更拼命地跑，*后被一枪打死。时隔六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仍是惨不忍睹。我的一个亲戚，也在日军扫荡时，被丢下的炸弹炸死！
星云大师：
十二岁出家，是我人生*大的转折点。出了家，我真是“以无为有”，什么都没有了。记得在寒冬的时候，南京大雪飘飘，我没有棉衣穿。过去虽穷，母亲还不至于没有棉衣让我穿：出了家，什么都没有，师父也不会问这个事情，因此就这样我冷了一年又一年。有一次，有一个老和尚过世了，他有一件比较厚的衣服，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因缘，这件衣服就分配给我。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同学也好冷，于是就把衣服给了他。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是舍，只知道他可能比我更需要，就把衣服给了他。现在想起来，我比他富有，因为我肯“给”——“给人”是很富有的，“接受”的人才是贫穷的。贪心不能致富，喜舍才能多福。
崇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北京上的。当时家里很困难，靠“人民助学金”念的书。我们这些穷学生功课好，考上公立学校。同学穷的多，买不起牙膏、牙粉，就用食堂的盐粒放在杯里刷牙；买不起肥皂，就用手接着自来水抹抹脸。我至今洗脸不用香皂，就是这个时期养成的习惯。那时同学们互相帮助，就是“给”。您“给”与“舍”的思想，我很理解，令人敬佩！冬天的棉衣，我也需要，人也需要，舍己给人，这很可贵。
……

历史学家与佛教宗师的对话——合掌相聚，对谈记录。
海峡的此岸与彼岸，文化的佛家与史家，社会的弘法与传史。

阎崇年，**清史学家，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先后赴多个**和地区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出版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在**电视台《百家讲谈》主讲并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和《康熙大帝》等系列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