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之争”是发生在明末清初中国，扩展到欧洲，并对此后的西方和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大事件。争论的核心关乎中国人的祭祀仪式，如“敬天”“祭祖”“祀孔”等礼制。徐光启等儒家天主教徒皈依后保持祭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则以“补儒易佛”的宽容态度加以容纳。这种做法后来受到怀疑，终于在康熙年间酿成冲突。莱布尼兹、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参与论战，欧洲“汉学”对此形成一系列看法，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本书使用新近公布的“中国礼仪之争”汉语文献，**对这段历史做出详细描述，并指出其在明清史、教会史、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经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前言 一、世界性的议题 二、比较文化 **章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变 一、缘 起 二、争论大爆发 三、中西大遭遇 四、争论的余波 第二章“中国礼仪之争”的汉语文献 一、关于汉语文献 二、两个典型文本 三、几个争论焦点 四、关于文献写作和作者 第三章“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史意义 一、宗教抑或伦理 二、北京和罗马 三、“西学”与“汉学”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教宗克莱芒十一世通谕《自那**》（1715） 附录二洪意纳爵等《祭祀问答》（二种） 附录三李九功《证礼刍议》 附录四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方法及其拓展 后记 再版后记

“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按现有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地讲，“中国礼仪之争”只是指18世纪初年康熙时期的那场论战。论战分成对立的双方：一方是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另一方是在罗马的天主教教宗。但是���义地说，这场论战其实缘起于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始入中国之时。不但开始得早，而且结束得迟，一直迁延到1939年。这一年，罗马天主教宣布废除以往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允许中国天主教徒进行祭祀祖先和孔子的仪式。如此算来，“中国礼仪之争”在中西宗教和思想史上历经了三百多年。

在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接触的历史上，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和研究一直处于十分显眼的位置。“中国礼仪之争”和后来历史上发生的其他“文化冲突”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在争议初期，它没有夹杂利益纠纷。学者们一般也把“中国礼仪之争”称作“教案”。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但是，应该加以区别的是：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所有“教案”，都夹杂着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的冲突。“教案”中所谓的宗教问题，并不完全是宗教性的，而更主要是社会性的。然而在“中国礼仪之争”开始时，中西双方都只是为了维护宗教信念上和文化上的纯洁性，主要目的是纯粹观念性的。这个区别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为了保住中国天主教的地盘，罗马教廷很犹豫地坚持其批评中国文化的己见。同样，康熙皇帝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分寸地驱逐传教士。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人仍然固执于自身的理念，而中国人亦固守其文化自大的精神传统。他们都看重思想上的差异。因此说，“中国礼仪之争”在开始时是一场观念之争，是从中世纪社会过渡到近代社会过程中那种比较纯粹的文化冲突。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礼仪之争”在中国、在西方都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中国礼仪之争”超越了教会内部的争论，扩大到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界，成为18世纪以来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可以说它是中外历史上规模**的“中西文化大讨论”。

当时法国**的历史学家圣西门蒙（de Saint？Simon），在他1700年的《论文集》中说：“中国有关信仰孔夫子和祖先的礼仪之争开始大肆渲染起来了。耶稣教会允许新入教者这样做，而外国教会又禁止他们这样做。这一争论对整个历史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同年，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在《历史评论辞典》中说：“耶稣会士们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响彻整个欧洲。他们在罗马互相指责，世界红衣主教会议、巴黎大学、国王、作家等都在这一问题上轰动起来了。”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1):10.


争论从宗教界扩大到思想文化界。后来的思想家，如

伏尔泰（Voltaire，1694?D1778）、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D1755）、莱布尼兹（Leibniz，1646?D1716，又译莱布尼茨）、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D1754）、康德（Immanuel Kant，1724?D1804）、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D1803）、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D185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D1831）

等，都热心关注这场争论，发表看法。启蒙思想家、德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开创者赫尔德，曾以优美的笔调描述了当时欧洲人热心中国文化的情景。他说：
自从利玛窦神父*先在中国为耶稣会赢得了声誉以来，他们向中国输送了一大批既善于为人处世，又勤勉努力的饱学之士。这批人使得欧洲认识了偌大的中华帝国及其邻邦，使我们熟悉了它们的语言、经籍、政体以及风土人情。耶稣会士的这一功绩是不容抹杀的。现在，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欧洲的一些**的了解。

赫尔德在同一篇论文中提到了“中国礼仪之争”。他的记录表明，关于中国的争论在这些思想家的脑袋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耶稣会士们当初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开创的宏伟事业，后来却断送于一场微不足道的风波。此番争吵，涉及的不过只是礼仪的问题。在汉语中，上天称作“天”，该词亦指“上帝”。然而（欧洲的）人们却禁止中国人使用“天”和“上帝”这两个词，要求他们遵循天主教的习惯，使用“天主”。祭祀该民族*伟大的先师孔子（我们称之为“孔夫子”）和祖宗，原本是中国人相因成习的风俗，然而（欧洲的）人们却要求他们将祭祀的方式部分废止，部分改变。譬如说，为祖宗立牌位，只许写上亡人的名字，不许写上“灵位”“神主”等字眼。此类禁约引起多少不愉快的麻烦。由此引起的争吵和文笔官司，其程度之

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主任，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中国宗教以及上海文化研究。著有《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2017）、《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2009）、《人文上海》（2004）、《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2007）、《文化上海》（1998）等，主编《马相伯卷》（2014）、《徐光启全集》（2011）、《文选》（199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