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人文大讲堂,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在这里尽情展现。因此,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那你就可以尽情阅览本书。书中,你可以看到以下这些内容:青铜文明、诸子百家、中华帝国的创建、古文经学、唐朝文明、古代少数民族、帝国专制政治、朋党之争、文人社团、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与文化等等。
本书主要展现了历史方面的知识。如青铜文明,诸子百家,中华帝国的创建,古文经学,唐朝文明,古代少数民族,帝国专制政治,朋党之争,文人社团,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与文化等等。这是一个人文大讲堂,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在这里尽情展现。
本书是复旦大学的名师精品课程讲稿,在授课时受到了学生的热烈好评,反响极好。作者倾几十年研究之功力,融入自己对中国历史深入的体味与感悟,至情至理,至真至本。
本书澄清了被误导和戏说搅得相当混乱的历史观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吸收了*新的科研成果,大胆置疑,理性剖析,是近年来少有的学术典范之作。

引言
**讲 从“大同”到“小康”
1.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吗?——“夏娃理论”质疑
2.农业革命: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
3.关于炎帝、黄帝的传说
4.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第二讲 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
1.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
2.殷墟与甲骨文
3.“制礼作乐”与礼乐文明
4.解读“封建”的本意——兼论“公社”、“井田”及其影响
第三讲 老子、孔子与诸子百家
1.老子与《道德经》、道家
2.孔子与儒、儒家
3.墨家与法家
4.士、游说、争鸣
第四讲 中华帝国的初建
1.秦始皇:皇帝制度与帝国体制
2.刘邦:庶民皇帝,布衣将相
3.汉武帝:大汉帝国的威仪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集权的意识形态
第五讲 经学、谶纬、清议、玄学
1.古文经学与王莽“托古改制”
2.光武中兴与谶纬
3.东汉的清议与太学生运动
4.魏晋风度与玄学
第六讲 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时代
1.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2.汉化色彩浓烈的北魏改革
3.门阀政治的东晋南朝
4.隋:统一帝国的再建
第七讲 唐: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
1.李世民与武则天
2.盛唐气象: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3.东西方文明的交汇**——长安
4.佛经的翻译与佛教宗派的繁荣
第八讲 帝国的衰落与分裂
1.开元、天宝时期的由盛转衰
2.安史之乱
3.藩镇、宦官、党争
4.五代更迭,十国割据
第九讲 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宋朝
1.官僚政治与体制内改革
2.传统农业的新发展与商业革命
3.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
4.经济**南移的*终完成
第十讲 儒学的新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1.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2.阳明心学与异端思想
3.儒学熏陶下的孝义之家:“义门”——“义门郑氏”的剖析
4.修身齐家:家训与家规的魅力
第十一讲 骑马民族驰骋的时代
1.契丹、党项(羌)、女真在北中国的统治
2.混一亚欧的大蒙古国
3.盛极一时的东西方交往
4.有蒙古特色的元朝面面观
第十二讲 明帝国的专制政治
1.朱元璋:“以重典驭臣下”——胡蓝党案及其他
2.靖难之役与建文帝生死之谜
3.言官与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
4.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第十三讲 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
1.东林书院:“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2.东林非党论
3.魏忠贤与“阉党”专政
4.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问——复社的兴衰
第十四讲 面向海洋的时代
1.辉煌与迷惘——郑和下西洋
2.“海禁”与“倭寇”
3.晚明的历史大变局——“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
4.耶稣会士与早期西学东渐
第十五讲 中华帝国的末代王朝——清
1.明清鼎革之际的政局
2.奏销案、科场案、哭庙案
3.帝国的政治体制
4.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第十六讲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康熙的文治
2.雍正的嗣位与政绩
3.闭关自锁的“天朝”
4.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

帝国的衰落与分裂
安史之乱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天宝初年,唐朝倾全力对付吐蕃,分不出兵力来对付东北边疆的奚、契丹,于是起用蕃将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两年后,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七年后又兼任河东节度使,成为统率二十万精兵的边镇统帅,东北、华北*大的军阀,与西北军阀哥舒翰遥相呼应,雄镇一方。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博得唐玄宗的宠信。在这方面,这个混血胡人很有手腕。
——他善于献忠心以取媚于皇帝。此人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过膝,唐玄宗开玩笑地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大到如此程度。安禄山当然不会放过献媚的机会,巧妙地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赤胆忠心而已。如此赤裸裸地阿谀奉承,唐玄宗居然没有看穿他的虚情假意。
——为了获得唐玄宗的宠信,安禄山在杨贵妃身上下功夫。*突出的例子就是,四十五岁的安禄山竟然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为“养母”,进出宫廷都以杨贵妃的“养儿”(义子)自居。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手,他深知贵妃受皇上无比宠爱,走夫人路线,是*有效的捷径。
——东北边疆的奚、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奚、契丹,使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称赞他是“万里长城”。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为了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交给宰相,一手把边防军务交给边将。在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也获得特殊的宠信。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可以从边关来到京都,出入宫禁。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是一个野心家。他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又带有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的头衔,管辖东北、华北地区,号称“兵雄天下”。天宝初年,三镇总兵力已经有十八万,当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时,兵力可能已经超过二十万,当时**直辖军不过十万而已。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力量对比,一旦与**分庭抗礼,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人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指出,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意思是他将要反叛。事实正是如此。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训练了一支私家武装,**效忠于他个人。李林甫死后,安禄山加紧了反叛的步伐。
可悲的是,唐玄宗对安禄山依然深信不疑。杨国忠多次向唐玄宗指出,安禄山必反,唐玄宗根本不信。就在安禄山反叛前几个月,唐玄宗还派官员带亲笔书信给安禄山,说朕已经为你修建温泉,十月间,朕在华清宫接待你。好昏庸的快活天子,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竟然邀请安禄山来华清宫同洗温泉浴。
唐玄宗等来的不是来洗温泉浴的安禄山,而是举起反叛旗帜的安禄山。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安禄山也不例外,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当他在蓟城(今北京西南)南郊誓师时,为反叛打出的幌子就是“奉密诏讨杨国忠”,起兵“平祸乱”。似乎他不但不反对皇帝,而且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诏书,命他发兵讨伐杨国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特地修建温泉汤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接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就地防御;紧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平叛。
白居易《长恨歌》写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紧急战报打破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歌舞升平。形势急转直下,兵败如山倒。叛军如秋风扫落叶般节节胜利,只用了短短的三十四天,就从范阳打到洛阳,东都洛阳遭受一百几十年来未有的浩劫。守卫洛阳的封常清,驻屯陕州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唐玄宗轻信监军太监的诬告,以“失律丧师”罪,在潼关处死高仙芝、封常清。临阵斩帅的严重失误,是平叛战争的不祥之兆。
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把天宝十五年改为圣武元年,一派改朝换代的架势。这一下叛乱谋反的面目大暴露,先前所谓“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幌子,完全是骗人的。
这时的形势对安禄山十分不利。**,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联络各地忠义之士,抗击叛军,骚扰洛阳与范阳之间的交通,给安禄山带来了后顾之忧。第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兼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奉朝廷调遣,在平叛战争中取胜,切断安禄山大本营洛阳与根据地范阳之间的通道。第三,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哥舒翰也是胡人,此时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威名显赫,而且与安禄山素有宿怨,由他镇守潼关,足以与安禄山相抗衡。
然而,唐玄宗指挥失误,导致满盘皆输。他想尽快平定叛乱,命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从潼关出兵进攻洛阳,并且要各路兵马围攻洛阳。在当时形势下,坚守潼关是上策,可保长安无虞。在河北战场的郭子仪、李光弼向皇帝指出,如果从潼关出兵,有战必败,潼关失守,京师长安危急,天下之乱就不可平了。唐玄宗拒不接受。杨国忠对哥舒翰有所猜忌,极力怂恿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东征。
这一错误决策,无异于自投罗网,二十万大军一战即溃,哥舒翰逃回潼关时,被部将抓获,献给叛军。一向瞧不起安禄山的哥舒翰,在洛阳向被他骂为“野狐”的安禄山投降。
潼关陷落,长安失去屏障,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逃离长安。次日中午抵达马嵬驿,皇帝的扈从部队发动兵变,杀死奸相杨国忠,迫使唐玄宗命令太监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七十二岁,杨贵妃才三十八岁。旧史家渲染杨贵妃是败坏朝政的祸水,意在为唐玄宗开脱,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一地步,完全是唐玄宗的责任。在马嵬驿的杨贵妃墓地,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题字,共同的主题就是替杨贵妃鸣冤叫屈,多少反映了一点与正史不同的民间意识。
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和执意向西逃跑的父皇分道扬镳,在太监李辅国的扈从下,奔向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灵武,并且在那里登上皇帝宝座(即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郭子仪、李光弼率领五万军队从河北赶赴灵武,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也派兵前来会合。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机。叛军内部则明争暗斗,分崩离析。安庆绪杀死父亲安禄山,抢得皇帝宝座,却只知纵酒享乐。唐军乘机反攻,收复沦陷一年多的长安,继而收复洛阳。
此后安史之乱进入另一个阶段,它的主角就是留守范阳的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他不愿受安庆绪节制,率八万军队向朝廷投降,出任范阳节度使。时隔半年,史思明反叛,与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遥相呼应。唐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以出让皇位作为交换条件,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解邺城之围后,设计杀死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留守邺城,自己引兵北还,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并且在半年以后再度攻陷洛阳。唐朝方面再度陷入被动局面。正在此时,叛军内讧,史朝义杀死父亲史思明。唐军乘机收复洛阳,史朝义逃往范阳,遭到守军拒绝,走投无路,自缢而死。
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安史之乱是开元、天宝时期腐败政治导致的后果。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
……

一部高校教材何以成为畅销书/文 方晓
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近年来开设的一门全校性���国古代史课程,颇受学生好评。今年4月份,该课程的讲稿结集为《国史十六讲》一书出版发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有出版社的刻意宣传,更没有媒体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视《百家讲坛》精心打造的“学术明星”,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问世,迅即成为了畅销书,在出版后的数月里始终位居学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这其中的奥秘何在?
一般来说,一部书要能够畅销,既要“好看”——写法吸引人,也要让人感到“值得看”,即有价值和有意义。《国史十六讲》一书就做到了这两点。
一、视野开阔,推陈出新
《国史十六讲》是一部推陈出新的高校教材。以往的传统教科书多以“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为框架,这样一部中国史往往单纯地被写成生产发展史和农民战争史。在结构上,则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板块的机械排列。与之不同的是,《国史十六讲》有以下几大特色:将中国历史分为“大同之世”(史前史与传说时代)及“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和“中华帝国时期”(秦至晚清);突出文明、文化的作用,淡化**斗争,对于农民起义很少论及;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三大块”模式。在此基础上,该书采取“专题”的形式,不求面面俱到,也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用晓畅的语言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
《国史十六讲》并不是单纯地介绍历史知识,而是力图揭示历史背后的意义。为此,必须打破“行业”的束缚,不仅对从古到今的中国史有一个贯通的把握,而且要有世界史的眼光。固守本“专业”阵地的“专家”则难以做到这一点。从该书可以看出,作为明史专家的樊教授对于中国古史的“纵通”有着较好的把握,对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也有明确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广泛关注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大量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海外学者尤为重视。据笔者初步统计,书中所引中国内地学者18人,23次,海外学者43人,74次,海外学者引用率是内地学者的两倍(人数)及三倍(次数)。
中国学者对中国史的认识有时候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弱点(对此《国史十六讲》作者也深有感慨)。而海外学者比我们更具有全球史的眼光,更注重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可对中国史开启一些不同的角度或思路。受其影响,《国史十六讲》经常以世界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史。该书在引用海外学者观点之后常常提示读者:是否可以据此换一种角度思考我们久难解决的问题?
该书因有着开阔的视野而令人大开眼界,其间显示出的一种恢宏气势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二、学术热点话题引人注目
《国史十六讲》的*大特色是将学术性注入高校教科书(通常高校教材是以讲授知识为主),书中论及的不少学术热点话题也是当今*具前沿性的课题。这些话题不仅能激起青年学子的兴趣,也是为专业学者所重视的。其中,有些话题集中于国内学界。例如,关于中国有无“封建社会”的争论恰是当前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封建”概念的混乱是解决此问题的*大障碍,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封建”概念的辨析。对此,该书第二讲的第4小节《解读“封建”的本意》主张回归西周“封建”,即“封邦建国”、“封建亲戚”的本意,正反映了内地学界的这一新动向,予读者以启发。
《国史十六讲》里还有不少课题是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的。也许正因为海外学者的启示,才使中国问题走出狭隘的境界,从而焕发出新意。例如,以往中国史学者多认为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因此对它评价不高。然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湖南)在上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西方汉学家开始大力讴歌宋代文化的辉煌。我国内地史学界虽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关注“内藤假说”,但热忱始终不断。《国史十六讲》由此提出,宋代有它辉煌的另一面,无论在科技、经济和文化各领域,它都是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
对晚明史的认识也受到海外学术的影响。一般人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出现的新事物,但是《国史十六讲》指出,不少海外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而且当时的经济**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明代通常被认为是**落后的,而事实上其晚期经济正处于世界前列。笔者认为,这种论点既是对长期以来“西方**论”的挑战,也是对早期西方汉学“中国停滞论”的极大颠覆。尽管具体结论值得商榷(实际上,已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先进性”估计过高),但其方法论的意义已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晚明社会变迁”由此成为明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国史十六讲》在“全球化”背景下看晚明史,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论,希望把对晚明史的认识引向更高的层次。
拓宽视野看“倭寇”问题,也能得出新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倭寇”是“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1960年代起陆续有中外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嘉靖时期中国沿海“倭寇”的主要成员是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民间商人集团,其首领“倭寇王”王直就是徽州商人。他们为了冲破明朝的海禁政策,与官方正面冲突,被称为“倭寇”。当然王直的队伍中确实雇佣了一些日本人,但他们处于从属的地位。《国史十六讲》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倭患”实际上反映了官方与民间之间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这一提法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但无疑值得重视。
除了以上热点话题外,该书还对另一些传统定论发起挑战。例如,通常人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只许儒家一派存在,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国史十六讲》根据国内学者的新研究,指出*初董仲舒的建议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传。在现实政治中,汉武帝并不完全依赖儒士,其治国方略为“儒表法里”。所谓“王道与霸道”,亦即儒术与法术并用,才是专制集权的真正秘密。
有学者认为“东林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被它的敌人污蔑为“朋党”。《国史十六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提出“东林非党论”,并指出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
五代时期曾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的冯道被人看作是“无耻之徒”,而《国史十六讲》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冯道其实是一个“模范宰相”。
书中因有精辟的学术性分析,而在一些历史事实的介绍外,更彰显出了历史的意义。例如第三讲在介绍了诸子各派学说之后,指出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既有学术性,也有较强的政治性——游士们向各国国君游说,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需要使得那些政治性强的学派,如法家和儒家成为显学;而关注科学,放弃政治追求的墨家则失去其“显学”的地位。第十讲介绍朱熹的学说如何因个人政治命运的改变而从“伪学”一跃成为官学及声誉隆盛的显学。这些分析说明,学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早已有之,这是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
总之,《国史十六讲》既给初学者以知识,也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三、一点小小的看法
该书作者认为,写作此书不能够面面俱到。的确,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交代*基本的方面。然而第十二讲却用较大的篇幅讲述野史关于建文帝生死之谜的传说。当然,讲这个故事可以激起读者的兴趣,在高校教材里讲野史故事也许还算是一个创新。不过,还有比建文帝生死之谜更重要的历史值得交代。例如,明世宗(嘉靖)朝的“大礼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极大。杨廷和为首的官僚集团制约皇帝的失败,导致世宗专权跋扈,也因此有了严嵩、严世蕃父子这类奸佞当道。《国史十六讲》在叙述建文帝生死之谜后,直接就谈起严嵩父子。如果讲了“大礼议”,就不至于显得如此突然。而且“大礼议”中有趣的故事也不少,足可吸引人们的眼球。
摘自《中华读书报》 关连**购买链接: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一部大学课堂讲稿能在社会上受到普通读者如此热捧,恐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2005年到2006年是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爆发时期,新书层出不穷,读者照单全收。而这本严肃地将学术性内容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国史十六讲》则显得尤为重要。《国史十六讲》不一味就史论史,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融合了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来揭示历史背后的意义。书中的观点既不固守传统,也不刻意标新立异,建立在各方面扎实研究基础上的论点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也能激发读者对历史的独立思考。(编辑点评)
没有出版社的刻意宣传,更没有媒体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视《百家讲坛》精心打造的“学术明星”,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问世,迅即成为了畅销书,在出版后的数月里始终位居学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这其中的奥秘何在?一般来说,一部书要能够畅销,既要“好看”——写法吸引人,也要让人感到“值得看”——有价值和有意义。《国史十六讲》一书就做到了这两点。在这本讲述中国文明演进历史的著作中,作者比较注意材料与史实的取舍,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问题讲深讲透,基本上展现了中国各个时代的精华。书中吸收了大量*新研究成果,尤其是海外学者的新视野、新观点,不少地方对我们传统的历史观念构成了挑战。目前,我们已有的通史著作往往框架较为陈旧,对*新学术成果吸收不多,这本书恰好为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史学界*新动态的窗口。
——中华读书报
这本书是从我自己的读史心得中提炼出来的,力图对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具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不再纠缠于历史的线索和细枝末节。
我的原则是**不能面面俱到,必须选择**,讲深讲透,讲出个所以然,给不同专业的学生一个历史深邃感的启示,激发他们重新思考中华文明史的兴趣。
现在看来,我的抉择是成功的。
因此,我有信心把我在复旦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贡献给社会大众共享,奉贤给没 有机会进入复旦讲堂听课而对此又心向往之的读者。
——樊树志
本书澄清了被误导和戏说搅得相当混乱的历史观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吸收了*新的科研成果,大胆置疑,理性剖析,是近年来少有的学术作品。

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年)、《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年)。其中,《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